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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学的红学课》一书，于2020年5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苗老师专门为自己主讲的“《红楼梦》研究”课程设计的“花式作业”，同学们的课程报告、论文作业的编选，还有郜愉菲同学撰写的选课趣事、刘玥彤同学撰写的课程总结，以及这门课程在网络上爆红之后相关的媒体报道情况等。 我有幸于6月20日在南大文学院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上，获得了由苗老师亲手题签的新书一本，拿到手以后便迫不及待地翻了一遍。 读完后感触颇多，主要梳理如下。  在翻阅此书的过程中，最明显的感受是苗老师的这门课真的很有趣。书的主体部分由今年毕业的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课程报告和小论文缀集而成，顿时一股青春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苗老师戏称这些课程作业为“《红楼梦》研究'花式’作业”，其名目之奇、花样之繁令人眼前一亮。原来只是听同学们私下称苗老师为“苗大嘴”“苗一刀”，其对待课程的严格要求、对待同学的犀利批评可见一斑。现在有了这些“花式作业”，又让人觉得苗老师很风趣可爱，他用巧妙的形式告诉同学们：《红楼梦》居然还可以这样读！ 如书中所见，苗老师这门《红楼梦》研究课程极具“现代性”，所布置的课程作业新颖有趣、花样百出，使同学们对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大幅增加。 大家在苗老师的引导下，以《红楼梦》作为探讨对象，产生了很多角度新颖的、有趣的、具有当代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我和苗老师一样，觉得非常惊讶而欣喜，也被大家的研读热情和认真可爱的讨论风格所感动。 就书中搜集的“花式作业”而言，同学们的视角非常广泛：有讨论小说人物的，关注点从宝、黛等主角，逐渐延伸到一些“小人物”，例如贾环、贾芸、小红、绮霰、金钏、晴雯、多姑娘、赵嬷嬷、李嬷嬷、马道婆等。 这些人物或因曹公着墨较少，或因书中描写比较间接隐晦，历来较少为研究者所重视。同学们认真地展开探讨各抒己见，论文都写得很有意思。 也有讨论小说中各种“物事”的，则更是奇题百出，如“女士的秘密”（讨论黛玉的年龄），又如“安能辨我脚大小”（通过讨论女性的脚来考证小说的写作时代），再如“果不果”（讨论小说里的各种水果）。竟然还有讨论“马道婆的纸鬼纸人”，想必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有同学讨论“大红汗巾子”（宝玉-琪官-袭人），讨论“金线络子”（宝玉-莺儿-宝钗）等，可以说阅读得相当细致了。 根据本书目录的标示情况，一些课程报告是由几名同学合作完成的，这些研究题目对于本科生而言确实具有一定难度，而且共同研究解决一个学术问题，也可以培养大家的学术互助精神和协同合作意识。 同学们自主拟出的论文作业和课程报告的题目，大部分相当具有现代气息。例如把袭人作为“告密嫌疑人”推上审判席，例如探讨贾宝玉的“性取向”，又如探讨贾政和宝玉的“代际关系”，再如关于怡红院“人事变动”的考察等。 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同学们是真正在用现代年轻人的眼光去阅读和理解《红楼梦》。这并不意味着同学们不了解传统红学研究的思路和成果，相信大家在撰写课程作业期间，也查阅和借鉴了相关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同学们能够主动推陈出新，勇于提出自己的新鲜看法。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苗老师的课程理念和布置作业时巧妙的“花式”思路。本书第一部分是“花式作业”的原题收录和意旨说明，从这些题目中就可以感受到苗老师的良苦用心：我来教你们《红楼梦》应该这样读啊——这就是典型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苗老师所要传授的“渔”，是一种现代学术理念指导下的全新的研究方式，其外表是风趣可爱的，其内核是严肃认真的，能够如此两方面兼顾，实在难得。 之所以说是“现代式的阅读尝试”，是因为从这些作业中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位具有现代眼光的、头脑里充满了新鲜想法的、风趣幽默的大学教授（苗老师），在一所传统底蕴和现代气质兼而有之的高等学府（南京大学），对着一群在新式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浸润着现代社会理想的、洋溢着浓郁青春气息的优秀大学生（文学院的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古典小说“现代式”趣味阅读课程（《红楼梦》研究课），而这本小说正是中国长篇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 仅就“《红楼梦》研究”这门古代文学专业课程本身而言，如果按照传统的上课方法，按部就班地逐回带读讲解，然后正经严肃地开展学术讨论，然后让同学们从现有的红学资料中找一些内容来回答课堂问题，再然后是根据这些现有资料和课堂问题撰写课程作业，这样就变成了“现有红学研究成果分享大会”，从而丧失了“《红楼梦》研究”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在作品研读类的课程中，指导学生通过认真反复地阅读思考，达到熟悉作品文本的根本目的，同时要努力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阅读感悟，并逐渐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是最重要的教学目标。 在苗老师的带领下，这些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红楼梦》研究“发轫”可谓热闹花式而又不失深度，估计这门课的结课效果已经大大超越了苗老师原先的预想。 如苗老师在该书的前言指出，他给这门课拟的口号是“一本正经搞笑，认认真真读书”[1]。他把同学们呼为“小妖”，自己则被大家戏称为“魔头”，师生关系虽也保留了必要的严肃成分，但更多的是轻松快乐和亲切热情——谁会不喜欢这么风趣可爱的老师呢？ 纵观这门“《红楼梦》研究”专业课，其现实意义可能不仅限于课程本身，而是引起了更多同学研《红》、读《红》的热情和兴趣，同时积极引导大家从新的思路和角度出发去看待《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毕竟对于这样一门课程而言，应该是以学生作为主体——同学们不仅是阅读的主体，还是思考和感悟的主体。 《红楼梦》是一部古典小说，不是某种艰深的科学理论或全新的学术概念，并不需要由老师带着一字一句讲解。汉字大家都认识，开卷即可自行阅读，若课堂讲解占的比重太多，极易变成老师的阅读感受分享会。 像苗老师这样专治红学的学者，已经有很多学术专著和研究论文可供参考，所以这门课程主要是同学们自觉阅读、自主思考，老师再辅以有针对性地答疑和适当地引导，如此方能收到更理想的教学效果。 大量的《红楼梦》评点和研究资料表明：相当一批传统的读《红》评《红》者并没有、也不可能主动进行“代入式阅读”，而只是作为冷眼旁观者，去批评、指摘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书中一些人物表现出来的看起来“不那么善良”的、“自私冷漠”的言行举止。 说到这里，我就联想到几位现代学术界前辈先生提出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读书方法和态度。 例如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特别指出，他希望自己这部书的读者，都应当首先具备以下诸信念：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以下括号内楷体字均为原文中夹注：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狂妄浅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2] ——这是就史学界的情况而言。 再例如陈寅恪在其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上册）》撰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3] ——这主要指哲学界和思想界的情况。 虽然学科不同，但其中仍有着可以共通的读书方法和学术态度，即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应该而且最好是带着必要的温情和敬意，尽量多角度深度挖掘有关它的真相，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努力做以“同情地理解”。 作为现代读者，沾染了新的社会风气，浸润了现代性的思想，应该对于古代的历史、哲学等抱以更加宽容开放、更加科学思辨的态度。放之于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研究与评论，就更需要透过字里行间，多想想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看（听）到了什么又想到些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这件事/这个人，他想要透露给读者哪些信息，又想要激发读者怎样的思考——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人情小说而言，首先应当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带有一定深度的哲理思考。 以另一典型人情小说《金瓶梅》为例，曾有署名“东吴弄珠客”的评点者提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4]的观点。 尤其是针对书中主角如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从表面上看他们不符合传统道德教化，无论是在钱色、权势等方面都不能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纵情声色犬马、放任欲望蔓延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于是一些评论者就开始大肆挞伐，骂这些人为猪狗、为恶鬼。如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这些小说人物贬为猪狗，难道我们自己就都是圣贤君子吗？难道我们的日用常行都时时刻刻谨守礼教吗？ 陈文新教授所著《明清小说名著导读》一书在第四章“《金瓶梅》导读”中指出，“在神魔小说之后，人情小说作为明清章回小说的一个类型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审美风范的确立以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问世为标志”[5]，这是给了《金瓶梅》这部小说在作品类型问题上比较准确的定位。《金瓶梅》“站在常人的立场上写世态人情，眼光不同，对有关题材的处理便显然有别”[6] 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金瓶梅》作为典型的人情小说，“遵循的是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此在阅读时“必须从日常的世态人情出发”。 同样地，《红楼梦》也是典型的人情小说。《金瓶梅》描写的主要是市井人家、小门小户的日常生活，《红楼梦》描写的是公府侯门、世家大族的日常生活，但是根本上是一致的： 都是描写社会家庭中的日常生活——这与《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所描写的绿林生活、《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所描写的朝廷和战场生活和《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所描写的旅行生活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内容主要着眼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日常，决定了《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人情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必然是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有喜怒哀乐和各种欲望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平常人。 一些读者可能会说，《金瓶梅》描写的市井生活和暴发户之家可能给人以“俗”的感觉，《红楼梦》描写的世家大族生活——尤其是塑造了一个“大观园”这样几乎脱离世俗烟火之气的“后花园”——可能给人更多的感觉是“雅”的，但其实“雅”需要有“俗”的甚至“脏”的东西作为基础。 正如荷花的清雅是出自淤泥一样，《红楼梦》也并非完全没有俗世里的“脏的臭的”，例如焦大醉骂的宁荣二府“一代不如一代”，例如曹公隐而不言的“爬灰”之事等。 即如对于《金瓶梅》，对于西门庆、潘金莲这样充分暴露人欲之恶的人物形象，都能想到要保持怜悯心和畏惧心；那么对于《红楼梦》，对宝、黛、钗、湘，对晴、袭、鸳、平，对凤、纨、秦、尤，我们如何就做不到了呢？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求全责备”。部分读者认为，与《金瓶梅》所描写的市井文化相比，《红楼梦》描写的是“钟鸣鼎食之家”，这样世家大族甚至是皇亲国戚的公子小姐、老爷太太，似乎被默认在人品、行事上要比暴发户、土财主们要强得多才行。 而事实上曹雪芹所描写的四大家族，正好是从“烈火烹油，鲜花缀锦”的泼天富贵走向末路和覆亡的过程；再扩大一下范围，不仅是四大家族，就连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和皇权帝制本身，也在风雨飘摇中渐趋末世。 一方面，《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日渐衰落和颓败，使得对于子孙的教育和训诫根本不能严格执行，家族的传承已经明显一代不如一代，小说借焦大之口，也倒骂了个痛快淋漓。 另一方面，针对某一特定人物而言，行为举止上偶尔不小心的疏忽，以及某些出自本性的无心之言，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评论者大加挞伐，“站一踩一”和划分阵营、口诛笔伐的情形也并不在少数。 即以薛宝钗为例——这本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姑娘——当然她也并非圣贤，偶尔的有失妥帖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曹公笔下的宝钗刚出场时很是端庄守礼，其为人获得了贾府上下人等的称赞和喜爱，所以后期她的一些无心之失就往往被拿来说事。 比如“滴翠亭”（诬黛）事件，和金钏跳井后她劝慰王夫人说的那些话——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子，又能指望她说什么呢？根据一些评论者的臆测，“偷梁换柱”的钗、玉大婚直接导致颦儿在伤心无助中默默而死，这里面有宝钗一份主谋，她最自私自利、最坏心眼，一点不顾及宝黛青梅竹马的真挚感情，以及诸如此类的“埋怨”式评论。 假如真是宝钗使坏“掉包”，她和宝玉大婚之时为何不因“计谋得逞”而欣喜若狂，又何必在薛姨妈亲口对她说了这门婚事之后“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暗自垂泪”[7]？ 一些读者习惯以圣人的标准苛求宝钗，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圣人，古典小说也从来不会着意描写圣人，至于所谓的“圣人”，只好向充满礼法教化的儒家经典中去找寻——作为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从小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所受的道德教化和训导难道还少吗？ 《红楼梦》是小说，更是人情小说——这就决定了对于《红楼梦》的“代入式”阅读是可行的。针对《红楼梦》这部小说，“代入式”阅读法主要是：把自己设想成书中的某一人物，或者想象自己与小说人物处于同一时空背景下，来深度探析小说人物的心理机制和言行动机。 我本人也曾专研《红楼梦》，并因特别喜爱而反复阅读，故能明显地感受到：随着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逐渐深刻，读《红楼梦》时的感悟也就逐渐深刻。到最后与其说是在读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在读人生，读宝、黛、钗的人生，也读自己的人生。“常读常新”的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读者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自觉赋予所阅读的对象以崭新的意义。 在苗老师的“花式作业”中，有“请红楼人物来吃饭”的题目，如此至少要通过细读，熟悉贾府日常饮食规格，知晓书中人物各自爱吃什么。 苗老师写道：“读仔细了，读多了，自然会有想法。研究红学云云，认真反复阅读作品是最最关键的，这是童子功，研究其他小说乃至诗文戏曲，也是如此”[8]，这是正理。 还有“为红楼人物找对象”，要求是“优先从《红楼梦》中找，如果没有合适的，可以从整个古代小说作品中找，找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她们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匹配度要高”[9]。 据苗老师自己说“（金陵十二钗）结局都不好，令人惋惜，我们就帮她们找个意中人，算是抚慰她们吧”[10]，这正是“理解之同情”的题中之义。 苗老师还指出，“这种代入感或者当代意识也是需要的，让红楼人物活在当下，这也是阅读作品、连通古今的一种有效方式”[11]——如此则《红楼梦》里的人物一下子都活过来了。 在当下的情境中，按照这些人物的出身和秉性，她们会拥有怎样新的人生，这样的作业安排非常启发同学们的思考，有效地活跃了大家的阅读和理解思路。 再如“为红楼人物找工作”的题目，《红楼梦》里的人物——尤其是贾宝玉和大观园里的“金陵十二钗”们——由于生活优渥有人服侍，整天除了吟风弄月伤春悲秋，几乎没有“正经事”做，除湘云等日常要做做针黹、宝钗要帮着妈妈料理家务产业之外（当然小说的原意并非要让“金陵十二钗”们自己养活自己）。 而苗老师别出心裁，让大家帮她们找工作，是把《红楼梦》里的人物从大观园里拉出来，从青春的梦境里拉回到现实中来，让她们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 苗老师认为这是“从职业的角度重新审视《红楼梦》，既要熟悉作品里的人物，又要融入当代意识，让作品鲜活起来”[12]——这是相当具有现代意识的思考了。  “常读常新”要求读者反复咀嚼作品，即如《红楼梦》这样优秀的小说而言，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读个一两遍显然是不够的。 然而，“常读常新”说来容易，其可能遇到的最大阻碍也从阅读本身中来，那就是：如果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阅读，必然无法触及作者曹雪芹的灵魂深处。 从苗老师的课程设计中所能感受到的是，他希望同学们真正把阅读《红楼梦》当成一种人生享受，而不仅仅是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任务。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在上这门课之前就已经认真阅读过《红楼梦》原著，在这门课有限的时间里（包括一定量的课外学习时间），怎样高效地读这部被很多人认为“无法卒读”的文学巨著，成为了最困难、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苗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沉浸式阅读。现代有所谓“沉浸式体验”，即指提供参与者完全沉浸的体验，使之产生仿佛置身于其中的感觉。引之于书籍阅读，就是指阅读的主体（读者）对于被阅读的客体（作品），有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沉浸体验感觉。 当然，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曾经有过“进得去”但“出不来”的诸多例子，据说清末曾有一商人之女，颇爱读《红》。后来父母怕她过于痴迷，故烧毁其书，该女大哭“奈何烧杀我宝玉！” 再例如红学史上常见的“褒黛贬钗”派和“褒钗贬黛”派的互相攻讦，表面看去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究其深层原因还是“进去了”却“出不来”。说得好听些是沉浸于其中，被书中人物深深吸引，实际上是让自己和书中人物一起“做梦”——太不实际也太理想主义了。 如果要“出得来”，就应自觉避免对于某些人物的特别偏爱，更应该避免对于另一些人物的特别厌弃，要知道他们都是曹公精心设计的“梦中人”，是理想化了的，甚至（为了某种目的）纯化了的小说人物形象，一般不适合套用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模板。 苗老师的花式课程作业中随处可见这种带着“沉浸式体验”预设的题目，很新颖别致，也很有现实意义。例如开篇第一题就是“论证《红楼梦》是自己所写”，这样的题目看似简明，其实颇具难度。 结合苗老师要求大家上这门课最好把《红楼梦》全书的回目背诵下来，其目的明显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全局上掌握小说大旨，做到高屋建瓴，从而在进一步分析细节的时候，不至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据苗老师亲述课上讨论的盛况，“奇思妙想，眼花缭乱，把那些红学民科甩出八条大街去”[13]，其最后达到的效果则是“（同学们若再去看市面上的种种红学玩意儿，）会觉得都是自己玩剩下来的小儿科，对究竟该如何做学问心里就有了数”[14]。 最后一道题目最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为《红楼梦》写一个结尾”。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虽然有高鹗、程伟元根据曹雪芹残稿接续的后四十回，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与前八十回有所出入，尤其是一部分人物的结局实在有悖于曹公先前的预设。 如张爱玲就曾在《<红楼梦>未完》一文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15]，指出高鹗等人狗尾续貂，无视曹公平生血泪，并深为遗憾。 如果说“论证《红楼梦》是自己所写”一题还处在推理+论证阶段，那么“为《红楼梦》写个结尾”就真的是考验同学们的理解程度和写作水平了。 苗老师最后指出，这些花式作业“是针对《红楼梦》而设计的，每一次作业我都会对学术背景、预期目的以及要求作出具体的说明，而且这些题目不适合作为考试题，因为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即便有，实际上也很难操作”[16]。 回到“沉浸式阅读”上来说。读小说，根子上还是在读人，既读人也读己。只有设身处地想象小说中的某个角色，才会在阅读时对他（她）所遭遇的环境和他（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以及他（她）最终的人生抉择有充分的体知，也才会带着敬意或惋惜去理解他（她）。反复读《红楼梦》，慢慢掌握书中人物的命运密码，你会不由自主地怀着悲悯之心去怜惜她们，既为之悲叹，又深感无力。 在这一点上，陈洪教授在其《“四大奇书”话题》一书中指出了《红楼梦》和《金瓶梅》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他认为《红楼梦》接续了《金瓶梅》，“二者都是透过一个家庭来表现社会，特别是表达对社会黑暗的批判”[17]，当然《金瓶梅》更多的是批判鞭挞，《红楼梦》则除了批判之外更多的是同情地理解和叹惋。 《红楼梦》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生活中的离合聚散、生死悲欢，照见整个社会历史的盛衰兴亡、世代更替；它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一生中什么时候应该认真努力地做人做事，什么时候可以告诉自己大梦一场笑笑就好。 好的作品都是常读常新的，因为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中常常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会。甚至对于同一个读者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阅历的增加，再加上境遇的变迁，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一定的，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之古代，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场景也有着太多的不同。但是任凭千变万化，不变的是人性的本根，不变的是天道的恒常；命运中的“运”（即“时运”）随时变化，但“命”（即“命数”）则往往注定。 对于像《红楼梦》这样优秀的小说而言，讨论本来就可以是、而且应该是开放性的。宝黛钗们倘若真的有知，绝想象不到自己的形象竟然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焕发出新鲜的光彩。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就更能理解《红楼梦》开篇所说的“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18]——这就是“沉浸式阅读”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苗老师不仅在南大的校园里给同学们上课，还不遗余力地在网络上加大宣传力度，“古代小说网”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门课程上被充分利用——如此这门课就更是在形式上具有了“现代性”。 像这样能把一门大学专业课程上得“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校园之外还有如此广阔的接受空间的，苗老师是当仁不让了。 这首先得益于这门课程的内容，《红楼梦》应该是中国人普遍知晓并且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 其次，苗老师风趣幽默的授课形式和新奇的“花式作业”吸引了不少同行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眼球，一些老师甚至马上开始模仿——结果据苗老师称题目是专门为《红楼梦》设计的，其他内容的课程可能还不一定适合。 再次，苗老师此举为红学本身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红学知识被网上更多关心关注《红楼梦》研究课题的朋友和同仁们看到，也是为了告诉红学“民科”们：再随便编造忽悠可行不通了！ 红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健康发展，一直是苗老师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广泛传播，他真心希望红学讨论更严谨、更有迹可循，探讨和研究要基于原著，不要完全变成随意想象和凭空臆测。 苗老师对新的授课形式的探索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从同学们的反映和网络上的“爆红”都可得到印证。既然大学里其他学科的课程，都可以探索与现代生产生活接轨的新形式，那么文学专业的课程又有何不可？ 选修了“《红楼梦》研究”课程的同学惊喜地发现，这门课不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阅读讲评和查阅前人研究成果的资料分享——这样的授课形式是“前现代式”的，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要求。 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苗老师能够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改善教学环境，努力提高授课质量，其所花费的工夫和苦心是有目共睹的。 从《南京大学的红学课》一书中收录的《红楼梦》“花式作业题”和同学们的报告、作业来看，苗老师对这门课程可谓费尽思量，同学们也都是用力颇多。这些思量和心力，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这门课是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大学三年级开设的专业课。大学三年级通常是大部分专业课集中开设的时期，经过了大一、大二的准备阶段，大三的同学已经基本上站在了学术殿堂的门槛上。 对于以后有志于学术研究的这部分同学来说，在大三的专业课上能否体会到学术研究的真正乐趣，能否得到学术方法上初步的科学训练，能否树立对于学术研究的信心和正确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 很显然，对于这几个问题，苗老师的这门“《红楼梦》研究”课程和这本《南京大学的红学课》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些同学能够在学术发蒙的本科阶段得到苗老师这样既活泼有趣又科学严谨的指导，实在是非常幸运的。 从书中收录的论文来看，一部分同学确实具有较好的学术潜质。如今她们之中又有几位即将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想来已经在这门课的讲台上辛勤耕耘了十八年的苗老师，也会为这些同学感到衷心的喜悦和欣慰吧。 根据该书扉页上的标示，这是“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中文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内涵式发展探索研究’”这一课题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苗老师在前言中这样写道：“2019年秋，按照这种新的方式又上过一轮，对课程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决定出版一本书进行必要的总结，为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一点资料，与同行分享交流”[19]。 在当今网络盛行的大数据时代，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能够主动积极地融入大时代，并站在教学改革的船头引领潮流，实在难能可贵。 祝愿苗老师和他的“红学课”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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