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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乘专列出发去绥远敦促董其武起义。保密局局长毛人风密电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 9月10日，傅作义在董其武的陪同下来到包头，他首先召集军、师、旅级高级军官到包头，分别进行了谈话。傅作义这次来绥远，使他在北平被软禁的谣言不攻自破。那些蓄意破坏起义的人，更是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当傅作义刚到美岱召不久，张庆恩也从包头乘车赶到，他径直闯进傅作义的住处强行要见面。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见此情况，马上命令几个卫士护卫在傅作义的左右，寸步不离。张庆恩见此情况，感到无下手之机，就拿出几份电报交给傅作义，说是广州政府让转交的。傅作义接过电报，立即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耽误了去包头的火车。”此举明是送客，实是逐客，张庆恩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包头。 9月15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乘飞机来包头，他抱着很大的决心企图把傅作义拉到广州去继续为他们效劳。蒋介石给傅作义亲启信的大意是：傅作义这次回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要求傅作义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傅作义向徐永昌详细介绍了他所以要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情况，说：“蒋政权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力量也不能挽回，我即使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此时，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人经过多次商研，已拟好了起义的通电稿。徐永昌见他的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便耍了诡计。徐永昌知道政治协商会议定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能拖到傅作义走，那么就可以阻止绥远起义了。于是，徐永昌佯说他拉肚子病了，要住医院。 傅作义见此情况也发了愁，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就不便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这怎么办呢？”这时，原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也在场，他想出一条妙策，让邓宝珊如此这般去找徐永昌。 邓宝珊见徐永昌后说：“怎么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多注意。宜生（傅作义）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医院。就请马上搬进医院里去吧。”邓宝珊接着又说：“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那就请你领衔，率领绥远起义吧，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这话，一下就愣住了，意识到处境不妙，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邓宝珊越是“挽留”，徐永昌越是不肯。于是，徐永昌于9月19日晨离包头飞返广州。徐永昌临行前还对别人说：“我是来说服傅宜生来的，不但没说服了他，反而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上了飞机，胆子大了，便很不服气地对左右说：“三年后再见吧！” 9月18日，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也来到包头，住在包头福生茶庄。晚9时许，董其武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带着起义通电稿，坐车来到福生茶庄后院客厅，征求张钦、于存灏的意见。 正谈论间，中统华北处处长张庆恩突然闯进房来，气冲冲地大声向董其武叫嚷：“你让我到南京去给你交涉军费，军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我怎么向中央交代？！” 董其武不慌不忙地说：“形势不同了嘛，那时是那时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 张庆恩转头向张钦、于存灏说：“你们都是地方人，这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应该说句话嘛！” 张钦慢条斯理地扯着调子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张庆恩来时，坐的是一辆大卡车，车上带了十几个便衣特务；内藏手枪。下车后，这些人在院里巡逻，有的在客厅窗外听屋内情况，大有要拼一场之势。 董其武的随从副官王全福见势不好，急中生智，立即进入客厅向董其武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主席去接。”于存灏会意地转头催促说：“总司令有事，董主席去吧！” 董其武便顺水推舟说：“好！你们谈吧，我去看看。” 于是，董其武趁机坐车返回包头银行。这一幕危机就这样结束了。9月19日早晨，已无计可施的张庆恩只得跟徐永昌一同灰溜溜地飞往广州。 董其武和傅作义来到包头后，一面说服当地军政要员的思想，一面同各种顽固势力作斗争，同时着手拟写绥远起义的通电稿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稿子誊清后，立即送到电台发往北平。随着红色电波，起义通电稿迅速传到北京，放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认真审阅了起义通电稿，然后告诉秘书：“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北平立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董其武在起义通电稿上写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然后派人召集绥远军政大员，准备签字后通电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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