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一本大书，说是中国法律史的奠基之作亦不为过。 我的经验，读大书要有小进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找到那个极狭的小口子，很关键。好在瞿同祖先生想得周到，先就设计好了游览路线，这个入口，就在本书附录的论文《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 《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此文本为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所做，此类文字大需举重若轻，不可拘泥琐碎，因其须与不同学科学者共享也。依瞿先生之见，中国法律史的儒家化进程当为： 先秦从周，以封建制度为背景，故其法律以儒教先导，如孔子诛少正卯，无论真伪，后世儒门子弟不以其事“以言定罪，测心而诛”为异，已经足以说明先秦法律礼教化的特征。 秦汉是一变，“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家强调效率，同时也不容许过多的例外出现。君王或凌于法律之上，余者不问。商鞅作茧自缚，为客舍主人报擒是好例。亭长刘涉，入咸阳而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非只轻减秦法，亦且公示无偏。东汉窦宪，太后之兄，教唆杀人，亦被囚禁内宫。 魏晋又是一变。引礼入律，最典型的例子是源自《周礼》“以八辟丽邦法”的“八议”制度，是为：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此八类人物，“大罪必议，小罪必赦”。“刑不上大夫”遂成定例。“八议”自曹魏《新律》始正式载于律文。《唐六典》卷六称“是八议入律，始于魏也”“八议自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及隋、唐比载于律”。  瞿先生用了“疑”字，其实基本已经凿实。儒家与法家之别，重点在于儒家强调的“差序格局”。而蛮族文明，更近于先秦封建之前，对于“不平等”自无不接受之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反差序格局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差序格局的体现。这两句谚语并存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恰恰是两种法律观念博弈更替的遗迹。 隋唐之后，《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未有细述，唯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佐证这一点，则要回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整本书的阅读之中矣。 要之，紧紧抓住“儒家化”这一点，明白“所谓儒法之争主体上是礼治、法治之争，更具体言之，亦即差别性行为规范及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与刑治之争，则是较次要的”，就能对隋唐之后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了一条理解的主线，再来考察各朝各时之细致变化。 ▲ 虞舜孝行感天 理解儒家化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P1）。而对于家族之理解，也绝不可停留于温情脉脉之现代家庭概念，或亲亲相隐父慈子孝之儒家理想图景，而应看到： “清官难断家务事”，不是真的难断，是没必要硬去断，否则就违背了儒家伦理。这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权力从来不是单向的。“法律既承认家长、族长为家族的主权，而予以法律上的种种权力，自亦希望每一单位的主权能为其单位团体的每一分子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P27）族中子弟出仕者，总领者，为全族之望，亦是国家与法律的代理人，因而世家大族之首领，绝不可只顾嫡传子弟，而置凝聚、管理家族种种于不闻不问，再由家族之重及于地方，是谓士绅政治，也是中国长期小政府而能管理大国家之根本要点。今之个人独立与自由选择，在故时的整套体系看来，不值一哂。 由是出发，读书观世，可阐发之处甚伙。匆匆不尽，接力棒就此交出。 杨早新书 绿茶新书 邱小石新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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