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墨迹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本身，还有断代史里的社会剖面，递藏史里的聚散离合。
真伪之辨
图1 ［晋］王珣《伯远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伯远帖》（图1）展览位置正对着武英殿“石渠宝笈展”入口，短短五行、四十七字，写在一张泛黄且有残损的纸上，然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极长的卷轴，卷首有乾隆所书的“江左风华”四个大字，前隔水有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又有讲述“三希”名称来源的题签：“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后隔水上则有明人董其昌、王肯堂的题跋和乾隆绘制的《竹木文石图》，以及清代董邦达遵照乾隆之命绘制的山水图卷，并大臣沈德潜所书“三希堂歌”。在原作的四周，有七枚乾隆骑缝印和一枚近代郭葆昌骑缝印。纸面上的三个古半印，已经漫漶不可辨识。
古代书画的鉴定，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真伪杂糅、花样繁多、离奇变幻”。《伯远帖》的真伪经过了仔细的考辨。“《伯远帖》卷中原有徽宗赵佶题签、收藏印章和宋代章清的题跋，明代经吴其贞过目，顾复也见过。但是明末清初时这些题跋和印章被割掉了，在清代安岐收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专家杨臣彬说，“按照宣和装的标准，都是用高丽纸镶边，有几方印章，一个是双龙玺，另外有'宣和’'政和’，还有一方'内府图书之印’。但是现在这部分在《伯远帖》上都被裁掉了，上面已经没有任何宋代的痕迹。”而如今纸上那三方古半印则始终难以辨识。无锡穆棣曾考证出位于“峤”字旁边的半印为“殷浩”二字，但没有成为定论。
启功曾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由郑振铎先生出任局长，王冶秋、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后来又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济先生任鉴定专家”。“那时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北海公园南门团城的玉佛殿，记得曾在那里鉴定过三希堂帖……我对着光看，只见《伯远帖》哪笔在前、哪笔在后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是真迹无疑”。启功因而还题咏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杨臣彬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故宫，跟随启功、徐邦达鉴定古书画，对于在阳光下看《伯远帖》的先后笔顺这一情景也记忆犹新：“墨迹上凡是后一笔叠着前一笔的地方，墨色就会较为黯黑，这是由于行笔时两次着墨所致。在阳光的透射下，可以看到笔画内不是'双钩填墨’的平涂，而是笔锋自然运行的顿挫使转。”
其实同样是双钩摹本，技法的高超与否，也会影响字迹的真实灵动与否。如《快雪时晴帖》的填墨就较为板滞，而世传所谓冯承素摹本的《兰亭序》采用的则是先摹后写的方法，并非一味填墨，笔势就畅通自然得多。“必须是高手才能够这样摹，而且之前的双钩用的是极淡的墨，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只是勾了以后再填，就过于死板，完全看不出笔锋了。”杨臣彬举例说，“比如王羲之的《丧乱帖》，它的双钩用了浓墨，以至于后来中间填的墨都掉了，勾的边还清清楚楚。”但即便如冯本《兰亭序》这样高超的摹写本，也仍与手书的真迹有所不同，最容易分辨的就是笔的开叉处。晋人用笔崇尚硬毫，因其韧性强、弹性好，毛锥也具有较强的弹性，使得在完成一个书写动作之后，毛锥的自然恢复性强，有利于书写的连续性，不需要反复调锋，也使得所书写的点、线的形质相对保持稳定。这就容易导致书写过程中开叉的出现。在《伯远帖》中，能看出字的开叉是在一笔中自然形成。而钩摹本为了尽可能还原原作的本来面貌，往往只能通过两笔来表现开叉，在冯本《兰亭序》中，“群”“同”等字（图2）的开叉，明显是摹写时刻意为之，而《伯远帖》通篇并无这样的不自然处，这也成为它是真迹的一个有力佐证。
图2 ［唐］冯承素摹本《兰亭序》中“群”“同”开叉的笔画
对于古书画纸张的鉴定也是辨别真伪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曾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古纸专家潘吉星对所藏书画用纸进行鉴别。杨臣彬记得，因为《中秋帖》《伯远帖》仍采用清宫时的旧装裱，因此不能从古纸背面取纸样进行化验，只好通过放大镜观察。“《中秋帖》是很好判断的，竹纤维特别明显，又因为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说过'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于是判定这是宋代的纸，那就不可能是晋代真迹了”。潘吉星后来发表《故宫博物院藏若干古代法书用纸之研究》一文，更为严谨地推测：“竹纸取材于青竹之茎杆纤维，竹杆坚硬，不易烂碎，需沤制很久，还要用碱液蒸煮很长时间，再反复漂洗、舂捣始能成浆。竹纸应在皮纸技术成熟后才能出现。”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虽然提了一句“韶之竹笺”，但至少“晋朝不可能有竹纸”。
然而《伯远帖》的用纸却始终无法定论。从对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化验结果来看，在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使用麻纸，然而该帖除了在“相”字处有类似麻的纤维素，其他处则少见，且麻纸不蠹，但《伯远帖》上有明显的蛀蚀孔，而且“纸面光滑，不见帘纹”，在其他的古书画中从未见过这种纸张。“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确定《伯远帖》的纸张到底是什么纸。当时有传说东晋时江南地区有剡藤纸，位于现在的浙江嵊县。潘吉星、徐邦达等先生推测也许这就是剡藤纸。”杨臣彬说。
离合之缘
《伯远帖》在宋代之前流传经过并没有清楚的著录，在宋徽宗时期入宣和内府，而后又在元明之际流落民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董其昌在北京见到《伯远帖》，购藏之后又对其重新装裱、题签，在后隔水题跋称：“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7年之后，王肯堂又在新安人吴新宇处见到此帖并题跋。清代初期，为安岐所收藏，著录在《墨缘汇观》之中。乾隆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将它与其他“两希”置于养心殿温室中，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刻入《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文物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乱世，三希堂之宝也于清末的混乱中流落宫外。《快雪时晴帖》在溥仪出宫的包袱中被搜出，后来在国民党政府迁台时连同大量的故宫文物珍品被运送至台湾。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则在皇室成员搬离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后失去了踪影。一种说法是敬懿太妃私带出宫，另一种说法则是溥仪将它们带到了天津张园。无论“二希”出宫的具体过程如何，几经辗转之后重现于世，是在古玩商郭葆昌手中。
庄严回忆，1933年，他奉命押运故宫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特别邀请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和他，到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觯斋的家中吃饭，“饭后并取出他宝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而且郭葆昌“当着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把他所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地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帖再聚一堂；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觯斋接收”。
而到了1937年，张伯驹在郭葆昌处亦见到了这两幅字帖。他考虑到郭葆昌“旨在图利，非为收藏”，担心两帖流落海外，于是请惠古斋柳春农居间说和，购买二帖。多年后张伯驹在他主编的《春游社琐谈》中回忆了购买过程：“郭以二帖并李太白《上阳台帖》另附以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共二十万元让于余。先给六万元，余款一年为期付竣。至夏，卢沟桥变起，金融封锁。款至次年期不能付，乃以二帖退还之。”原本能够留在大陆、以期与《快雪时晴帖》重聚的二帖，终因时局而错失了这次机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快雪时晴帖》也已运至台湾。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携带《中秋》《伯远》二帖到了台湾，对庄严“旧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的宏愿”。彼时郭氏已经家财散尽，郭昭俊提出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赏”给他一点报酬，再将二帖“捐赠”出来。然而最终因国民党政府“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轨，财源短细，实在无力顾及于此”。
而在当时的大陆，二帖远去台湾的消息也引发了大量关注，《新民晚报·艺坛通讯》写道：“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张伯驹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念及当年购而未得，又连续发表关于故宫收购书画之事。郭昭俊后来又携二帖去了香港，并因生活窘迫将之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将于1951年底到期，而他无力赎回，就在二帖极有可能易主海外之际，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在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意外得悉二帖在香港的消息。郑振铎闻此情由，向中央报告，希望政府能出资购买，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做出批示：“同意购买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当年在郭葆昌家意外见到二帖的马衡、徐森玉，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组成专家小组前往鉴定，并最终在1951年11月成功将二帖购回。根据马衡1951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秋》《伯远》二帖本息共为港币458376.62元，另付郭昭俊3万元。
当年押运《快雪时晴帖》至台湾的庄严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文物两岸分离，他与老师马衡、徐森玉也从此分守两岸。庄严一生自称“守藏吏”，对他的儿子庄灵曾言“三希”重聚是他“最大的愿望”。1979年，庄严住院时，徐森玉之子徐伯郊为他带来香港某书局印制的《伯远帖》复本。在《伯远帖》卷尾，有沈德潜当年奉乾隆之命所书的《三希堂歌》：“东晋至今十六世，离合聚散同烟云。”在遗著《山塘清话》里，庄严写道：“消遣玩赏之余，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摘自2015年第41期《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周翔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