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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丰富的油脂，让人唇齿留香，它是中国人煎炸烹炒不可或缺的助手，也是大人孩子爱不释手的零嘴。但它究竟是原产于中国？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漂洋过海而来？它在中国的身世，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直到一个来自近代美国的花生新品种，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国门洞开，登陆中国的儒家圣地山东生根发芽，一个不亚于沧海桑田的巨变启动了。从甲午的炮声到五四的呐喊，从某种意义上说，花生在中国的故事，正是这个民族从衰弱到觉醒最好的注脚。  全文9628字，建议收藏细读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6月21日，美国北长老会来华宣教士查尔斯·罗杰斯·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中国山东登州（今烟台蓬莱）安息主怀。 就在梅理士牧师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日本联合舰队对登州实行炮击，隆隆巨炮轰鸣，打破了这里持续了三十年的平静时光。距离登州150公里之外，2月3日，日本第二军攻占威海卫城，随后将困守在刘公孤岛的北洋舰队一网打尽。 梅理士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前，他把来自故乡美国的一把弗吉尼亚大花生种子，送给了这里的普通农民，希望他们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从这一刻起，这种原本延续中国农民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植物，它的枝蔓会沿着工业文明带来的港口、铁路、工厂蔓延，让中国成为世界花生第一生产国和第一出口国。  而在遥远的南中国，梅理士牧师去世的4天前，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始政”仪式，正式建立在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尽管台湾义勇军奋而抵抗，但无奈孤立无援。九月初二（10月20日），在台南府沦陷的前一天，晚清台湾进士、台南筹防局统领许南英，被部下护送出城。三天后，他在台南乡民的掩护下，从安平港乘竹筏，登上了去往福建的船（清·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 随着许南英的悲愤，一起乘船飘摇北去的家人中，还包括一个只有2周岁的小男孩、许南英的第四子许赞堃。许多年后，这个字“地山”的男孩，会以“落华生”为笔名，踏上文学之路。  爱国诗人、晚清台湾进士许南英 三年之后（1898年，日本明治30年），日本东京。浅草寺附近的小路边，一家新的点心店开张了。这家小店独特的招牌点心，就是用花生、砂糖稀凝固在一起的おこし花生米糖。和大豆、棉花一样，花生和砂糖，在中日甲午战争落幕后，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日本商人从中国土地上运送回国内。 花生，这种无法“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许地山·《落花生》）的果实，就这样在一个个奇妙的历史节点，将不同的人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和玉米、番薯、土豆这些同为美洲的外来者相比，花生的身上则纠缠了更为复杂的滋味： 梅理士牧师的到来仿佛是一个起点，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史无前例的衰弱。他和其他宣教士们带来的花生，见证着曾经处于自然农业经济蒙昧中的中国，如何被迫卷入世界贸易的惊涛骇浪中；也将会为这个民族从屈辱和压榨中一步步走向觉醒，留下一个生动的注脚。 第一节 从新大陆到儒家圣地 “消失”的中国“花生”1958年3月，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的潞村古村落，钱山漾原始社会遗址的下层底部，两粒高度形似花生的种子重见天日。两颗种子已经完全炭化，其中一颗种皮已脱落，两片子叶裂开，另一颗还残留一小部分灰白色的种皮。 在此后不久的1961年，江西修水县山背地区原始社会遗址中，又出土了四粒完全炭化的花生种子。经过测定，这两处花生种子遗物距今大约4700年-4800年左右。 尽管参与钱山漾遗址发掘研究的专家们据此推断，中国在数千年前就开始种植这种作物，但他们仍以严谨的态度在报告中写道：“但花生栽培历史，古籍中很少记载（《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在中国的历史纪年、以及历代层出不穷的农书中，令人唇齿留香的花生，竟仿佛一个“小透明”，一直游离在文字记载之外。直到明清时期，花生才为中国人所熟知，长生果、落地参、番豆、地豆、万寿果、落花生等各种别称，也开始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这个时间上的呼应，也让大多数人相信，中国栽培的花生，是由地理大发现后传来。栽培花生的起源中心地，公认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南部、阿根廷西北部和安底斯山麓的拉波拉塔河流域，花生属绝大多数植物分布在这里，在大约4000多年前自然杂交而产生了花生的祖先。在这个多风少雨的半干旱地区，为了保持水分，它们选择钻入地下的沙土中结出荚果。而在发现花生种子遗物的浙江和江西，在新石器晚期却是水资源丰富，并且至今没有找到栽培花生的野生祖本。 直到公元1503年（明弘治十六年），中国的方志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花落在地，子生土中，霜后煮食，味甚香美”的落花生（明·《常熟县志》）。这种栽培花生中最古老的类型，也即龙生型小粒花生，由于对自然环境有极强适应力，并且根瘤有着固氮作用，对于擅长精耕细作、以求穷尽地力的中国农民来说，能够帮助恢复地力的花生，自然也应该在他们复杂的作物搭配中占有一席之地。  龙生型花生 不过，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农民种出的花生，依然是古老的品种。这种花生就像在玻利维亚高原的祖先一样，为了不被风吹倒，它们的茎蔓匍匐于地面生长，荚果入土较深而且分散，无论是种子储藏和播种，还是栽培管理和收获，大规模种植都费时费工，虽然含油量高但产量有限。也正因此，龙生型小粒花生尽管传播甚广，在中国农民的大田作物中，它们始终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 直到19世纪中后期，另一种“洋花生”品种，随着“洋人”来到中国。 “洋人”带来了“洋花生”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春天，正值湘军和太平军在江南战区僵持。四月，上海爆发了严重的流行病，老百姓们将这种病称为“吊脚痧”或者“子午痧”，上海地区每天因病去世的人数以千计（清·王士雄·《霍乱论》）。紧接着，上海城郊的外国驻军兵营，也发现了疫情。随着军事行动和难民带来的扩散，上海周边的苏州、常熟、太仓、嘉兴等地也爆发了疫情。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正是第四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在这一片恐怖和悲伤的阴云笼罩下，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梅理士牧师，离开了工作定居了五年的上海，携家眷出发前往山东登州。  查尔斯·罗杰斯·梅理士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包括登州在内的十一地成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根据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约定，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陆游历、通商、自由传教。而梅理士此行，正是带了传教的目的。然而不幸的是，梅理士夫妇的孩子，已经在上海受到传染，并且病死在途中。6月8日，失去了孩子的梅理士抵达登州。但是，在登州工作的日子里，梅理士却将另一个希望的种子，带到了这里。 这时的中国，外有殖民侵略、内有太平天国起义，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宣教士们得到了一些经验，那就是推广各种新的农作物品种或者办学，帮助贫穷困顿的中国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知识和生活水平，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聆听他们。 在烟台地区，梅理士将来自故乡美国的两捧大约半市斤花生种，交给了结识的中国农民，让他们试着栽种（美国·奚尔恩·《在山东前线》）。和农民们之前所栽种的龙生型小花生不同，这种花生是直立的大粒型，适应性更强，含油量稍逊，但产量非常高，更易于栽培和收获，从1840年代开始，大花生就开始在美国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州栽培。  直立型花生 在通过兴农和办学来传教的经验指导下，美国北长老会的众多宣教士，都和梅理士一样，和山东农民在土地间打着交道。在不同的记载中，主持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大学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提出“自养”模式并嫁接出著名的“香蕉苹果”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等宣教士，都有可能在传教的工作中，将美国弗吉尼亚大花生种，分给不同的山东农民来栽种。 这些美国人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给儒家圣地山东带来的这颗种子，会给这里的土地和农民带来不亚于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被卷入世界贸易的惊涛骇浪中。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史无前例的衰弱，而美国宣教士带来的花生，将会亦步亦趋地见证这个民族，如何从屈辱的压榨中，又一步步走向觉醒。 第二节 铁蹄下的繁荣 一个德国人的“中国梦”1886年，46岁的德国人奥托·盎斯（Otto Ferdinand Fritz Anz），怀揣着3万两白银的资本，来到了烟台最负盛名、也是外国商号最为集中的“卡皮莱街”（今烟台朝阳街）。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们在街上三三两两地踱步，而中国小商贩们在街头奔走，希望洋人太太们成为他们手中鲜花的主顾。 九年之前，盎斯在经过对中国市场的详尽考察后，怀着一个发财的“中国梦”，带着全家人来到了烟台，并和他的德国伙伴哈根共同出资，开办了烟台缫丝局。这是山东省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是中国第一家专缫柞蚕丝的近代机器工厂。  奥托·盎斯和妻子奥蒂 然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走向高潮的时点，在李鸿章、盛宣怀的直接干预下，陷入经营困境的盎斯，不得不将缫丝局所剩的40%股份转让给盛宣怀。拿着股份转让得来的巨资，盎斯在“卡皮莱街”北端的东面，以自己的名字为名，开办了一家洋行，经营西药、医疗器械和各种烟台手工业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也正是在烟台经手各种进出口贸易的同时，盎司洋行也注意到了当地出产的花生，并且成为近代烟台第一家从事花生出口的外国洋行。 根据记载，1890年，山东省出口花生30余万公斤，1891年，花生出口量增加到375万公斤，这是山东花生成批出口的开始；其中，1891年山东烟台海关出口大花生果2250 担，此后，山东花生的出口量逐年增长。  烟台开埠后的码头景象 德国人盎斯的“中国梦”，正代表了此时无数“洋人”的“中国梦”。时间走到19世纪的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区区打开几个通商口岸、迫使中国开放贸易，早已无法满足他们，向中国腹地市场倾销商品、攫取生产原料、通过开办工厂向中国内陆输出资本，成了更符合“商业趋势”的选择。 这其中最为急不可耐的，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后期之秀日本和德国，而山东半岛，早已落入他们的盘算之内。 原地起飞的花生出口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面对伊藤博文“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的威胁，李鸿章只能《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除了割地、赔款和新开通商口岸，《马关条约》第六款还特别约定，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口岸和内陆投资办厂。相比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海路上离日本更近，加上日本直接从甲午战争中获益，日本国内的商品和资本，在战后以极快地速度涌入了山东。 出于对原料资源的需求，山东最早开埠的烟台，出口贸易在战后也急剧增长。其中，以花生和花生油为代表的山东土货，规模也逐渐扩大。山东花生的出口目的地市场，除了香港和俄国海参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日本。 开埠的烟台属于船只往来天津与上海的贸易中转点，此时，山东花生出口还要转运上海，根据海关资料记载，1881年到1890年间，上海口岸转运的花生，平均每年约为1.9万多担，而在1891年到1900年间，这个数字跃升到18万担以上，增长了近10倍。  1894年之前，中国海关贸易中，丝、茶是中国当仁不让的主力出口商品，而植物油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杂项，出口货值不到总货值的0.1%。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仅中国花生油的出口值，就突然跃升到了出口总值的0.32%。到1898年，包括花生油在内的植物油商品，已跃居中国的出口贸易商品的第七位。也是这一年，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发回国内的商业报告中写道：“在整个北部中国，花生和花生油出口越来越重要。” 对于山东花生来说，此时的繁荣，还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吸取中国骨髓的管道逐渐向内陆地区延伸，它将会成为这个省份最有代表性的出口土货。 深入腹地的“花生运输线”时间回到1894年9月的下旬。一度燃烧沸腾的黄海海面尚未平息，清政府就已开始着手准备请外国居中调停。尽管这场战事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展开，但那些新老帝国们，就如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对旧有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需求，让喘息了30多年的中国，再次成为摆在他们砧板上的一块肥肉。 借着清政府共同调停的名义，英国、美国、俄国、德国各执打算，特别是在抢占海外殖民地进程中落后一步的德国，更是在软弱的清政府身上看到了机会。1895年3月，在中国军队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的局势下，德国人意识到，应当参与干涉中日战争，并借机向中国提出土地要求。 正如像盎斯这样的普通商人会进行市场调查一样，在此之前，德国人早已经通过全面的勘察，了解到山东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于是将目标对准了胶州湾。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法、德三国联手，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进行干涉，日本向中国勒索了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后悻悻离去。同年年底，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自居的德国，就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割让一个海军基地的要求。 在遭到中国多次拒绝后，1897年11月13日，借口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刺（巨野教案），德国东亚舰队军舰驶抵胶州湾，第二天清晨，700多名德军在落潮时分登陆前海栈桥，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德占青岛时期德国海军陆战队营房 次年3月6日，德国迫使中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 同时得到了在山东省内经营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特殊权利。在取得了优良的青岛港后，1904年6月，山东省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全线通车，使胶澳的商业地位日益突出，而且打通了山东沿海、内陆与海外市场。  胶济铁路车站 1908年，在德国商人经营下，山东花生跃出远东市场，第一次直接出口到了欧洲市场，从此出口量直线上升。从1908年到1911年，花生输出量从9.5万担上升到79.7万担。 而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大，更刺激了山东农民扩种花生的积极性。在邹县，早些年还鲜有人种花生，而到光绪末年，只要是沙土地区，到处都种满了花生，每年都能出产数十万斤，洋庄收购后，农家获利骤增（清·《光绪邹县志》）；而在胶东安邱，自青岛通商以来，花生也成为出洋的大宗商品（民国·《续安邱新志》）。 花生地 在山东大地上，每逢花生上市的季节，总是一片繁忙而有条不紊的景象：农民们会把收获的花生，就近运到集市卖给花生商行；随后再由花生商行转运到中级市场，卖给出口商；出口商们将花生集中到青岛、烟台等港口终点市场出口。山东成为了中国花生产量与出口量最大的省份，根据估计，清末山东花生种植面积为180万亩，占全省耕地总数的1.5%，仅次于棉花，成为山东第二大经济作物；山东花生总产量为450万担，其中一半左右供出口。 装运花生的中国农民 这些从山东各地收购的花生，随着胶济铁路带来的交通条件提升，以及青岛港港口建设完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青岛。青岛也逐渐取代烟台，成为山东第一大贸易口岸。在德国人打造“样板殖民地”的努力下，繁荣发达的青岛，被往来的外国商人称为“东方瑞士”。 德占时期青岛港码头 正是在德国海军士兵登陆的那一年，一个13岁的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珍珠村的少年宋雨亭，来到胶澳上学，毕业后，他到自家四叔的“瑞记”商号习商，为了能和满街的“洋人”们更好地做生意，这个少年还刻苦地攻读德语和英语。亲眼目睹国土沦丧，少年的心底，悄悄埋下了名为“民族气节”的种子。许多年以后，他心底的这粒种子，也将和花生发生交集。 洋行店员，还是商业间谍？眼看着德国人在青岛和山东腹地经营得风生水起，同在上升势头中的日本又怎会善罢甘休？如果说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的“权力游戏”，那么，在中国的青岛，日本和德国之间，也在进行着一场暗地里的贸易角力。 1900年，日本最大的财团三井洋行后备干部上仲尚明，被公司派往上海留学。1907年，上仲尚明来到青岛，参与青岛营业所筹办工作。工作之余，他在这座自由港内四处观察，从地理、行政、卫生、交通、教育等方面，记录下了这座德国人掌控下的城市。就在他完成初稿的1909年，三井洋行正式在青岛设立了营业所。 相比欧美洋行，日本洋行从一开始，就将触角伸向了贸易链的末梢。在德国人眼皮底下，三井以青岛为据点，深入到山东腹地胶州、高密、潍县等重要市镇，直接开设收购点，收购当地的花生、棉花等土货，并逐步将花生贸易划入日商的“贸易势力范围”。 日本洋行的船队也接踵而至，在青岛港对日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其中，花生、花生油、花生粕又是居于首位的农产品货品，又以花生和花生仁的出口量和价值最高。 在日本洋行的推动下，青岛日货的销售、以及土货的收购和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事实上，被日本人在军事上击败之前，德国人在青岛的贸易上，已经输掉了风头。从1912年开始，日本与青岛港的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德国，跃居第一位。 那些分布在贸易链条末端的日本洋行工作人员，也像上仲尚明一样，一边从事着日常的贸易业务，一边也在暗暗地观察着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终于让新老帝国之间撕下了最后的文明伪装。在远东，尽管袁世凯政府颁布规则，禁止参战国在中国领土上交战，但已经对青岛虎视眈眈多年的日本，悍然在中国的领土上对德宣战了。9月18日，日军在崂山登陆，向德国驻军发动进攻。上仲尚明决定，将他在青岛的记录结集为《胶州湾详志》出版，在仓促写就的序言末尾，他怀着有些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行字：“青岛攻围军第一总攻当日作序”。 第三节 觉醒与抗争 掠夺下萌发的种子1914年11月14日，日本发布占领青岛宣言，宣布德国在青岛的一切权益被日本获取，自此开始了日本对青岛的殖民统治。在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列强无暇东顾、青岛港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中断时，日本完全垄断了青岛港的对外贸易。 随着德国势力退出青岛，日本洋行跟随着三井洋行的脚步，蜂拥进入青岛；这些日商不只是垄断了花生的出口贸易，还将触手伸向了花生产品加工。在德租时期，日商只是在山东铁路沿线，收购当地榨油作坊的花生油，占据青岛后，从1915年起，三井、汤浅、东洋制油等日商，相继在青岛投资开办了20多家精制油工厂，并在青岛成立联合油业组织，收购山东的花生油和大豆油，在青岛进行精炼后，直接出口海外获利。 和东北地区不同的是，山东的大豆和大豆制品，大多在当地消耗了，而山东的花生种植，则是以出口为主要目的。数据显示，从1917年到1920年，青岛对日出口的花生数量，足足增长了４倍，达到了近64万担，收购加工后再出口的花生油，更是达到近100万担。 日占时期的青岛港码头 也是在这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人力资源已经动员到极限的协约国阵营，在中国招募14万华工，“以工代兵”投入欧洲战场，从事运送弹药物资、修筑工事、填埋战线等工作中，甚至在前线承受着重炮和机枪的威胁。这些老实巴交、身体强壮、遵守纪律的华工，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山东的穷苦农民。 就和他们故乡埋在土里的花生一样，华工们被拘束在华工营之内，手腕上箍着带有编号的铜圈，承受着粗暴的对待，但依旧默默地付出他们的劳动。他们为了许诺中的丰厚报酬而来，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战争因何而起，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强盗之间的争夺。 欧洲最大的华工陵园——法国诺莱特华工陵园 但是，这种困惑也在一些人心中留下了思考的种子，随着身不由己卷入世界市场乃至世界战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起初的无知茫然和诧异惊恐中，开始觉醒过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在全世界范围互相搏杀四年之后，欧洲列强们终于流干了血液。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的谈判桌前，开始商讨战后的世界。在英、法、美等国的操纵下，和会准备同意，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无条件让与日本。 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人积压了二十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4月20日，山东各界万余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5月2日，济南3000余名工人召开收回青岛演讲大会；同一天，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晨报》社论中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此时，当年那个随父亲从台湾撤离、并定居于福建漳州的男孩许地山，已经是燕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学生。巴黎传来的消息，让年幼时故乡就沦陷于日本的他格外愤慨。5月3日晚，26岁的许地山，作为北平市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由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的代表联席会。这一夜，几乎无人入眠。 第二天，北平3000余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抗议集会。在那一天激愤的人群中，晚清诗人周大烈18岁的女儿、后来成为许地山夫人的周俟松，看到了登台演讲、手持标语旗、和同学们一起冲向东交民巷的许地山。 许地山 正如他在1922年写下的那篇小小短文里回忆的，父亲许南英以落花生为“课本”，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样，以“落华生”为笔名的许地山，在余生致力文学创作的同时，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步伐，从未忘记过以笔为矛，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直到1941年因劳累过度而病逝。 围绕花生的青岛商战在无数国人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代表团最终拒绝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到1922年，中日之间签订关于“山东悬案”的一系列条约，名义上收回了山东主权。 然而，在青岛和山东投资经营多年的日本，又怎么会甘心就此前功尽弃。日本在青岛依然保留了一系列“特殊权益”，在方方面面都给将来的中日关系，留下了错综复杂的“定时炸弹”，并企图借此重新进行在华的扩张。 就在中日关于“山东悬案”的一系列条约签订期间，驻青岛日本当局不早不晚地，下达了一份命令，将在其支持下开设的“青岛取引所”，改为商办性质，避开了归还交接。 早在日占青岛时期，日商在垄断了花生贸易、花生油精炼等领域后，还企图将围绕花生的现、期货交易“一网打尽”。由于早期的自发交易市场由华商主导，1920年9月，在驻青岛日本当局支持下，“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正式营业。其中，取引所物产部最主要的交易物产，即是花生米、花生粗油以及棉花。 青岛取引所 作为青岛金融命脉枢纽、中日之间的遗留问题之一，日方以青岛取引所为落脚点，在青岛的资本重新恢复了扩张。尽管取引所名义上为双方合办，但实际控制权仍在日方手中，并想方设法地压榨华商。在整个1920年代，这种矛盾持续不断升级，并最终因为花生而爆发了冲突。 1931年5月，位于馆陶路22号的青岛取引所大楼内，在青日本商行真昇号，挂牌七月期花生米1100吨，定价为每百斤９元。很快，七月期花生米交易市价涨到每百斤10.3元。担忧价格持续上涨的日商，在市场中以每百斤9.2元价格卖七月期花生米。但在华商们与其交易后，却始终不肯出具订单，双方的争执很快就发展到了拳脚冲突。早已不满这种不公平竞争的华商，下定决心要另谋出路。 1931年6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正值中日关系阴云密布的关头。在青岛的日本商人，被覆盖华北地区的《华北日报》上的新闻震惊了，报道公开指责日商“不顾信用，一味刁赖”；随后，报道将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了青岛取引所，称它“黑幕种种”，在揭露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同时，报道还公开透露，华商已无发展之望，准备联合一致，另设一交易机关。而且，文内还用激动的笔触写道：“可制其（指青岛取引所）死命（民国·《华北日报》）。” 惊恐的在青日本政商两界，顿时想到了一个中国商人——宋雨亭。 山东爱国商人宋雨亭 那个当年来到青岛学商、能用英语和德语谈生意的掖县少年，如今已经在青岛工商界崭露头角，成为青岛市总商会会长。7月，在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的暗中支持下，由宋雨亭领衔，21家青岛华商共同发起，着手筹办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 为了阻挠华商另立交易场所，日方一方面恐吓青岛政府，另一方面暗地唆使日本浪人，一再袭击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各华商代表。对于宋雨亭，日方更是四处散布称：“交易所朝成，宋雨亭必暮毙。” 在这样的重重压力和死亡威胁下，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十点，青岛华商们齐聚馆陶路齐燕会馆，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先行举行了开幕典礼。其中，花生油和花生仁，占据了交易所三个土产部门中的两个。而宋雨亭本人，也成了日本官商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华商的交易所强行并入青岛取引所，还特地将宋雨亭的财产全部查封，并妄图胁迫他出任维持会长。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宋雨亭悄然逃往上海，终留一身清白。 尾章与其它中国土地上出产的农作物有所不同，花生在中国的身世，并没有太多田园牧歌的美好。从美国宣教士给山东带来大花生开始，它的命运就与侵略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从甲午战后门户洞开时，花生对外出口开始起步；到德国租借青岛并将山东划为势力范围后，花生出口贸易一飞而起；再到日本取代德国对青岛进行殖民统治之时，山东花生已经完完全全沦为了这样一种存在： 它是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的重要农产品原料，也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绝佳领域之一，世界市场的需求，让山东农民几乎完全是为了出口而种植花生，花生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的同时，山东的小麦、大豆、玉米、高粱等作物种植面积没有明显增长甚至下降了（这种影响也来自于棉花），资本入侵下高度商品化的农业种植，让原来的自然农业经济完全解体了。 在花生的指引下，殖民者建起港口、铁路、工厂和商行，抽走中国身体里的血液和骨髓；它见证着曾经蒙昧的中国如何被迫卷入世界贸易的惊涛骇浪，也见证着这个民族如何坠入历史的谷底，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衰弱。 也正是在这样的屈辱和困惑中，不管是学子、商人还是劳工，一颗民族觉醒的种子在他们的心底萌芽了。100多年前那个五月早晨迸发出的山呼海啸，也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起点。 参考资料 说不清的花生问题 游修龄 山东花生栽培历史及其发展的探讨 王在序 毛兴文 于善新 美国大花生传入山东的考证 王传堂 山东花生引种栽培小考 毛兴文 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活动的历史考察 王妍红 清代花生在山东省的引种与发展 陈凤良 李令福 花生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王宝卿 王思明 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 王宝卿 近代青岛港对日农产品出口研究 张慢慢 试论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魏娅娅 近代山东经济作物的引种与发展 陈冬生 近代华北花生的运销体系（1908-1937） 陈为忠 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 武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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