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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所谓名教，首先是指正统儒学所确立的社会规范。自然可以指未经人化的本然状态。名教与自然之辩的核心就在于人文原则与自然原则的关系。  按汤用彤先生的讲法，名教与自然有三条进路：其一，王弼讲《老》、《易》，其思想较精密，以名教合自然。其二，阮籍与嵇康则反名教，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三，向秀与郭象则给《庄子》以新的注解，谓庄子不反名教，郭象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把名教包含于自然之内。 王弼：以名教合自然 王弼首先对两汉以来正统化的名教作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名教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统治者望誉翼利的工具。王弼认为名教的根源是“道”或“无”。他说：“用夫无名，故名以驾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因此，挽救名教就必须回到作为本、母的道。 进而王弼将道与自然作了沟通：“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在王弼看来，圣人的行事是符合自然的。“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始归于一也。”  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阮籍批判名教。他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大人先生传》）,这将名教礼法一口否决，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嵇康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抛弃名教的束缚而纯任自然本性。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嵇康的意思是要人淡泊名利，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  裴頠：讲名教，抑自然 裴頠生活的时代，玄学历经“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的发展之后，对于名教的批判也转向了一个较为偏激的立场。裴頠对此非常不满，因此撰《崇有论》强调名教存在的必要性。 裴頠指出“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进而将当时的社会现象归结为有无之辩的“贵无”“贱有”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  郭象：名教即自然 郭象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自然、名教相统一。他指出现实的纲常名教不仅不是对“性分”的伤害，而且就是“性分”的实现。这就是所谓的“名教即自然”。 郭象认为合乎当然的人事亦有其自然根据，例如绳穿牛鼻。“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秋水注》）同样，社会的尊卑秩序虽属于当然，亦不违背自然：“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齐物论注》）因此人们如果能够任其性分而各安其位，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能够依此做到极致的，则是“圣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实现了自然与名教的完全统一。  栏目策划：清圆；图文编辑：疏桐 知行合一 · 21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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