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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提出的“名实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它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发展。名学的核心在于正名，正名的一般含义就是要考核、确定名与实的相互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当时对于语言（名）和世界（实）的关系之争。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名实散乱”的大背景下，使得当时的几乎所有学派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名实问题，于是引发出一场热闹非常的“名实之辩”。其中，尤以儒、道、墨、名、法诸家学派的理论引人关注。 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所以道家的观点是：“世界”既不是现实的社会秩序，也不是可以经验到的客观实际，而是超越经验的“道”和“无限”。世界本是混沌的，是语言使其清晰了起来；世界本是黑暗的，是话语使其光明了起来。是语言让世界变得可以言说，可以把握。可是，在让世界清晰和光明的同时，语言也在阉割着世界的无限和丰富。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提出了“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论述，庄子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 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最有名的观点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儒家认为，所谓的语言符号系统就是“名分”，所谓的“世界”就是上下有别、贵贱有差得社会秩序。所谓“正名”，就是通过语言来调节现实，规范社会，使之纳入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等级秩序中。儒家关心的是社会，看重的是父子、君臣之间的这种“名”与“实”之间天经地义的关系。“实”无论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名”的秩序也不能乱了章法，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孔子通过《春秋》一书，“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试图建立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所以胡适先生说，“《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荀子总结先秦“名实”之辩，强调名反映实，名实要相符，明确指出“制名以指实”。在儒家来说“正名”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 墨子的哲学方法与儒墨两家在根本上有不同之处，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所以墨家的观点是：坚持经验主义，强调“闻之见之”、“取实与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现实的世界是基础，语言符号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现实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语言符号自然要发生变化。墨子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用途，知道东西的用途，才能去评判这东西的是非善恶。墨子讲究的是一种朴素的“应用主义”，认为只有将所知的拿来实行，方能判断真假。 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公孙龙的著名论断有“白马非马”“卵有毛”“坚白论”。 公孙龙认为，一切同异都是非绝对的，《公孙龙子·白马篇》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取于色，故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并不是常人以为的逻辑错误，而是一种从物体的“自相”的区别去着想，强调和泛指类名的不同。其实名家是一个另类，它不探究名、实关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语言本身上，从而玩弄起了语言的概念，利用语言本身做起了游戏，不再关注语言所寓含的内容，而是看重语言本身逻辑技巧。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诡辩论。 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名实的争辩，经由老子，孔子，墨子对于名与实的不同强调，在名家一派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源与现实的探知，只可惜，这种辩论没有被后来者继承发扬，没有发展为现代化的思想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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