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有学术的思想1小时前 童年曾是“无忧无虑”“游戏玩耍”的代名词，也是过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那时的儿童，在参加学校学习的同时，有大量自主的时间参与同伴游戏、与人交往互动，并由此习得进入社会需要的态度、知识和技能。但近年来，中国儿童特别是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儿童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显著改变。一种被成人主导的高度“结构化”的童年样式和普遍的育儿焦虑一起呈现，并成为醒目的社会景观。本文拟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成年”与“童年”的关系，以及“成人”与“儿童”的权力关系的视角， 分析“结构化”童年与育儿焦虑形成的逻辑、后果以及可能的应对办法。 儿童学习生活的高度“结构化” 个体总是受到其身处的结构环境的制约，又会以社会行动者的姿态，在环境中探寻自我的空间。而今天很多儿童的生活，却被高度“组织化”“结构化”。其自主游戏、玩耍、社会交往的时空被严重限缩，追求并享受个人兴趣爱好的机会被大大削减，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成年人左右。家长和学校安排中小学生（甚至学前儿童）进行大量的学习、练习、培训，变相剥夺了其自主活动的可能。 笔者在多地调查时发现，不少中小学校的非正式课程与活动遭遇挤压，有组织的活动增多，学生自主自发的活动减少。语文、数学、英语等列入正式考试的学科教师，时常和体育、美术等“副科”教师协商，占用“副课”时间上“主课”，以求用更多的教与学，来换取学生考试成绩的提升。学生在校内的课间时间、午休时间，校方也有正式的安排。有的学校明令禁止学生在课间或午间“游走”“嬉戏”“追逐”，学生大多只能安静地待着，或进行动作幅度较小的课外活动。不少中小学校课间、课外的操场，常常见不到学生的身影，他们的身体与动作也被严格规训。在校方看来，其合理性在于：一则可以减少学生在校意外伤害的概率，也减少由此引起的家长对校方的追责；二则以课程学习替代玩耍的做法，与家长追求学习成绩的目标完全契合。 学校生活非但越来越正式，而且向儿童校外的生活世界侵占。中小学生的闲暇生活，遭遇正式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挤压，亦出现高度组织化的倾向。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使得相当一部分孩子需要长时间留在书桌前。教师和家长利用社交媒体组建的家长群联手，精心安排学生的日常。在这里，家庭和学校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利益同盟，其目标都是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在一些地区，学校如果布置的课外作业少了，家长还可能向校方直接抗议。至于儿童完成作业的艰辛，成年人看在眼里，却又熟视无睹，他们崇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舍却坚定地选择牺牲孩子现时的福祉，去尝试换取未来可能的成功。 校外培训产业的发展也为童年的“结构化”提供动力。在城市，关于书法、音乐、体育、舞蹈等的兴趣培训，关于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的学科辅导，充盈了学生的课外时间。学科辅导班自然是为学科考试成绩的提升，而兴趣培训班亦是为迎合考试升学导向，因为特长、才艺等综合素质在小升初、初升高等升学考试中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少家长逼迫孩童从小参加各种兴趣班，但这种兴趣班却无关“兴趣”，只是父母对升学制度的理解使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有的孩子同时参加六七类校外培训与辅导班；有的家长一年在一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校外培训费用，动辄在一二十万元。他们的孩子完全没有闲暇时间，而是需要在不同的培训班之间来回“转场”。 学校教育正式化程度不断提升并向校外延伸，以及闲暇生活的教育化，显著改变了儿童时期个体生活的样态。在新型的童年中，儿童睡眠的时间显著减少，日光下的自由玩耍、游戏娱乐、社交互动的时间与空间被高度压缩，灯光下的作业和学习时间显著增加。即使是有限的玩耍、旅行时间，父母也会竭力将其安排得富有教育意义。有“海淀妈妈”声称：“从一年级开始，我的孩子没有虚度过一天。”因为这样的认知和实践，孩子的一言一行都被家长安排设计，一些家长甚至或公开或隐蔽地在孩子的卧室、书房安装摄像头，全程监视孩子。 “结构化”童年的生成逻辑 关于童年的社会文化规定，与组织秩序、教育制度、文化体系、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等紧密相关。中古时代并没有专门的学堂，孩童从小就参与到家务劳动与经济生产过程之中。工业化之后，现代学校制度方才诞生，专用于为未来作准备的“童年”，学校才作为社会结构要素而存在。 一方面竞争性的升学制度与民众的社会地位恐慌是成人社会不断“鸡娃”的基础性动因。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教育在促进人们向上社会流动方面始终扮演重要作用。因此，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都是通过努力奋斗而来。在他们看来，自致性因素如果不持续强化，社会地位就难以维持提升。为了孩子和家庭的未来，“鸡娃”是必须的选择。这种对孩子未来的考虑，经由父母绝对权威的监护实践，成为支配儿童日常生活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成为套在父母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而无论孩子如何辛苦，“鸡娃”是受到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肯定的政治正确的选择，也与教育的社会分层逻辑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在催生“结构化”童年和父母育儿焦虑方面，校外教育培训产业的市场逻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逐利动机下，教育培训机构一味迎合家长的诉求，通过提前学习、大量刷题、找寻答题捷径等技术策略提升孩子考试成绩。只要能提高学生的分数，教育培训机构就能累积声誉，并进一步制造教育培训的市场，而家长和培训机构也愿意承担原本由学校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因此有家长反映，一些教师看到大多数孩子都在校外提前学习，所以在课堂里对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甚少讲解，而是以更快的节奏带领学生挑战更大的难题。显然，逐利的市场获得了正式教育体系的认同，并塑造了以家长育儿焦虑、儿童学业负担重为特征的新的教育过程与教育体制。在这个意义上，童年的“结构化”过程其实是市场的产物。 “结构化”童年的形成，不仅深刻改变了儿童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家庭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在家庭层面，育儿的社会焦虑情绪广泛弥漫。无论考试制度怎么改革、国家对教育培训市场如何规范，“鸡娃”始终是家长最可靠的选择。所有能够协助家长“鸡娃”、孩子赚分数的安排，都有巨大的市场营利空间，教育培训机构由此成为蓬勃兴起的现代服务业。在这里，市场的逻辑、成功主义的文化与家长的地位焦虑一起，共同生产并维护着高度“结构化”的童年。 儿童抗争、思想的革命与童年未来 儿童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有自身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总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认知、理解和阐释世界，并和成年人一起实现对社会生活以及童年自身的再生产。“结构化”童年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成人社会的安排，也取决于儿童的选择。 儿童以学习为中心，家庭以儿童为中心，这在中国社会合情合理。但是，当这个逻辑变得过于强大，儿童的生活世界就只剩下学习，其他的感受和需要则被有意无意忽视。一些极端的“虎爸”“虎妈”通过“吼”“骂”和体罚来逼迫孩子无休止地学习。但儿童并不是任由成人摆布的玩偶，他们始终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性、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面对成年人的超强控制，他们会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应对。有调查发现，一些孩子表面顺从，实际上用形式主义抗拒。比如，假装按照父母的要求参加各种辅导班，但选择在辅导班里和同龄的孩子交流、玩耍并享受与同伴交往的快乐，在高度结构化的空间中探寻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伴文化。有些孩子则以哭闹、顶撞、冲突的方式，正面抗议父母的安排。这些选择和互动，正在逼迫成人社会重新认识“结构化”童年的合理性。 当前，很多家长一边继续“鸡娃”，一边感慨教育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家长在不断管控孩子、用心安排孩子学习的同时，又生怕孩子无法承受重压，他们在各种社交群里交流着育儿的焦虑和应付焦虑继续“鸡娃”的办法。在公共政策层面，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招生制度改革，尝试化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带来的过度竞争。教育部门在整顿校外培训秩序的同时，开启了大规模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试图帮助家长科学育儿。显然，儿童的反抗已经唤起成人社会的反思，这些政策调整与制度实践也是对童年过度“结构化”的拨乱反正。但是，如果只是有限度地进行改革考试制度、限制校外培训等技术层面的调整，人们断然难以摆脱育儿焦虑这一集体困境。重新审视关于童年的社会文化规定，从根本上反思对童年的期待和安排的合理性，是走出“结构化”童年困境、告别育儿焦虑的根本办法。 我们需要一场关于童年的思想革命，由此重新建构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童年”与“成年”的关系框架，以及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框架。从个体的“童年”与“成年”的关系方面理解，“童年”是生命历程中宝贵的一段经历，它的存在并非只是为“成年”做准备。“童年”不只是工具和手段，更是目的本身。童年时期，个体既要为成年生活做必要准备，也有充分的权利活在当下并享受儿童时期生活的美好。儿童时期的生活质量，是衡量个体一生幸福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化”童年的未来导向必须被消解。父母、家庭、学校、政府等成人或成人主导的社会设置，不能以教育或成就未来的名义去剥夺儿童游戏玩耍、同伴互动的时间和空间。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过程中，人们在追求物质成功、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已经有条件去探索更加个性化、自主化的生存之路，有条件让孩子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童年。 在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方面，成人的专横权力需要得到有效克制。在和儿童交往互动的过程中，成人往往会凭借自己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任意安排他们的生活，支配控制他们的人生，甚至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用摄像头监视孩子、用身体或语言暴力惩戒孩子的做法，无论其目的和动机多么正确，都只能增加童年的悲剧色彩，并激起儿童对“结构化”童年的抗拒。在关于儿童学校生活、闲暇生活的安排上，成人如果能够俯下身子，和孩子多一些真诚的讨论，就有可能和他们一起重新找回天真烂漫又积极向上的童年。 思想的革命往往是艰难的，何况关于童年的思想革命需要成年人自觉让渡、放弃对孩子的绝对支配权。我们能否找回那个快乐向上的美好童年，取决于是否真心诚意珍惜童年、尊重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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