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把酒问月》有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而中国书法却恰恰相反，书法发展几千年，从古到今，后人追前人，后人又追后人，今人的书法都是来自古人，这是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书法，古人与今人书法意识和书写心态相同吗？或者说有何不同？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汉字的发明于自认是分不开的，从汉字到书法人们也是据所感悟的自然之理、随情性写字，这时这时建立在记录公用上，而后来者学习古人，从临摹开始，只是仿其模样，直取前人程式尽力效其用笔结体，却并不识其所据之理，即同为书法，实际在后来者心目中，只不过是重复这种形式的技能罢了。前人通过实践，感悟、摸索到的运笔、结体等一系列方法，成了具有规范性的程式。后来人直接学仿掌握它，毕竟程式化的东西好学，这也是历代人为掌握书法都要积极学仿前人的原因（或说模仿是最直接的学习方式）。
在同一个天空下的不同历史时期，虽然写的同是写字，古人初创文字，初有书写，与后来人照本宣科临习，心理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人最初摸索出“六法”造出许多文字，然而其运笔结体，完成每一字，却必是以从自然感悟之理，才有书法的现实。而后来的临仿者，虽得古人之法，却并不注意书写之理，从而使所书，虽得古人之技，却同时也受古书之拘。在字体还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即魏晋以前(包括魏晋)之书，在实用的推动下，在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还因为物质生产条件的带动，不知不觉也会有形构体式上的变化。而后学者，以为古人创造的是已被公认的形式，不需创造也能满足实用。所以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学书模式。这里有一个问题：学仿前人之迹，用作保存信息，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在社会日益发展同时，文化意识、审美见识等却出现了一个以往绝不曾想到的问题，书法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纯粹的艺术形式，人们就希望不同的书作，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还有鲜明的个性面貌，否则，纵有严谨法度，人也不以为美了。
书法发展至晋唐时期，不存在这个问题。每个书家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面貌。原因就在书法尚未形成定势，大家都遵守文字结构之理，随感悟和情性作自己的书写，人还不知求风格面目的个性特征，而个人特征却随情性自然呈现。
但盛中唐以后，时人都取名家书以为范，如晚唐书家基本是以初唐书家为范，当时以为这是能力，还受到赞美。好处是延续了唐楷的生命力。后来却发现。仅有这种能力，正是缺少个性特征的平庸的表现。所以晚唐僧人释亚栖才提出：
“自立之体，乃书家之大要”
但这个在后来人关心的审美要求，并未为其时代人普遍重视。不仅在当时，甚至宋、元、明、清，经民国，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人们确已从事实上认识到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但是作为这门艺术，如何学取?怎样的学书方法是科学的、正确的?怎样才是把握这种效果的创作道路。这样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思考。所有学书的人，沿用的都是在中晚唐就已形成的定式：开始学识字，然后按影本描摹。无论到任何时段，都没有对书法何以成为艺术的基本原理认真去思考，除了汉代蔡邕
蔡邕在讲《九势》时，首先告诉人“书肇于自然”的道理，以后所有讲用笔结体者，方法讲得具体，就是讲不出为什么?孙过庭《书谱》中提出了“分布”的三阶段论。实质上讲的就是书法规律的个性化突破：既把握住规律，又要找个人的面目。
然而也未能从艺术个性的意义与价值上认识间题，从有书法艺术自觉以来，除了晚唐释亚栖提过一次，无论前后没有人从艺术创造力的培养上提过这个问题，直到元明。由于绝对化的晋唐帖书代代继承，引出了时人的逆反，到清乾嘉时，碑书救了书法即将垂亡之命，书法才得以起死回生。
但书法这一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到今天为止，人们并没有认真总结，没有从艺术创作的规律上找到本质性原理。一般人都以为是由于碑书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就大赞碑书有“十美”。人们不禁要问：清代以前，人为什么也都不向它学习?
这里我们不妨打个问号，康有为也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指出碑石书法在长历史时期人们不以为美，直至清代，古人不视为艺术的野外山岭和出土于地下的碑石，才成为救时书之衰的良药，出现了碑学、帖学书法，并一发而不可收，让中国书法走向新的征程。如果把这段实事求是找到，不仅反映了艺术规律，而且对理清这段书史发展，对书法成为纯艺术、求大发展，也很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