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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苦涩的童年
1958年全国掀起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农村的口号是：“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赶美国、超英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要充分体现“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把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先加入农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上升为人民公社，行政村改名为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办食堂，各家的粮食全部集中到食堂，社员们一日三餐到食堂吃饭。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 农忙时，食堂把中饭送到田头。我放学后，带着弟妹到田头吃中饭。田畈里到处都是人热闹极了，这种场面让孩子们特别开心。可惜好景不长，农民们在生产队劳动，大多数人是出勤不出力，致使粮食季季减产。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没过多久，食堂的粮食就十分紧张了，只得按人口发饭票。开始每餐吃米饭，后来变成了顿顿喝粥汤。 大队食堂，办在仇家最大的古民宅“树信”道地。树信的爷爷是清朝的武举人，祠堂门口立过旗杆。他家房子大，又有水井，是办食堂最理想的地方。食堂的锅很大，大锅上安装上比豆腐桶还大的木桶。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食堂人员半夜起来煮粥，在昏暗的灯光下，粥锅烧滚了，煮粥的人站在灶台上，用比人还高的木锹，不停地在锅里搅，以防止米粥沉底烧焦，他们一个个光着膀子，干得大汗淋漓。 我放学后，拎着粥桶，拿着饭票，到大队食堂排队打粥。打粥的队伍很长，排在“树信”道地的石板檐阶上，绕道地大半圈。我经过几天细心的观察，发现打粥时，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虽能早一点打到粥，早一点解决饥饿，但是上半桶粥更薄，吃了下顿会饿得更慌。如果排在队伍最后面，是能打到最稠的粥，但怕轮到自己打粥，粥已打完，饥饿会更难忍。幼小的心灵开始盘算，选择排在打粥队伍的四分之三处最好。这样，既能打到较稠的粥，又不至于饿得眼冒金花。 排队打粥有近百人，眼巴巴的望着那个关闭着的小窗口，小窗口寄托着人们生存的希望。等待中小窗口终于打开了，打粥开始，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饥肠碌碌的我，看到人家打到粥，从身边走过，粥香让我大吞口水。 终于轮到我打粥了，我把粥桶和饭票从窗口递进去，掂起脚尖，双手扒在窗杠上，睁大双眼贪婪地盯着粥桶，希望打粥师傅，能把勺子插深点（下面的粥稠），打打满点，勺子倒得干净点。打来的粥，回家按人大人小分配。一盏炒盐、一盘臭冬瓜、一小碗咸菜株，就是最好的下饭。“薄粥填大肚”，薄粥填不饱肚皮，兄弟们看着那空粥桶，相争着用手指刮粥桶，吃下那一点点粘在桶边的米粥。 大队食堂与我家隔着一个道地，从道地串过去不算太远，绕道走有200—300米的路程。有一年夏天的中午，我拎着一桶粥回家，因人小力气小，又被饿的浑身泛力，双脚一软，人一晃荡，粥桶摔在地上，粥泼了只剩半桶，全家人本来就不够吃的薄粥，现在就更少了。裸露着的双脚，被泼出来的热粥烫伤。母亲看到只拎着半桶粥回家，气得破口大骂，忍不住还举手打我。当她发现瘦小的我，蹲在地上发抖，烫伤的脚已经红肿。慈母之心突然迸发，她紧紧抱着我痛哭，弟妹们也跟着哭，父亲只是无奈的叹息。 食堂这个典型的大锅饭，开始是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后来是人人喝粥汤，粥汤越喝越薄，薄得能照清人的面孔。民以食为天，到1960年底，求生存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大队只好把剩余的粮食，按人口分给社员，各家重开炉灶，各自谋求生路。 大队分给各家的粮食很少，但分灶吃饭，人们求生存的本领得到极大的发挥。山林间和田野里可以充饥的野生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男劳力上山挖乌糯、掏葛藤；妇女们上山摘橡子、下地挖野菜。番薯叶、洋芋藤等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人们总算逃过了那生死一劫。 正当各家各户寻找食物充饥，全家老小同闯生死关头时，政府纠正极左路线，允许农民们开荒种粮。父母亲起早摸黑，在考菩山脚开荒，我放学后也去帮忙。经过全家的辛勤劳动，一块一亩多的荒地开出了。上半年种小麦、洋芋，下半年种玉米、番薯。父亲种地缺乏经验，选择开垦的这块山地，朝着西北方向，日照太少，农作物只长蔓，少结果，产量较低。父亲又在方前大溪垦荒，这块地紧挨四宝公家的地。四宝公解放前在地主家当作头，是全村最有名的种田能手。父亲认为：地块与四宝公的地相邻，可以学到种植技术，也能获得高产。大溪滩石头多，一家人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手掌磨起了泡，手指挖出了血，一块近半亩的荒地开出来了。四宝公下种时，我们也下种，他施肥时，我们也施肥，到了庄稼收割时，四宝公种植的作物获得了大丰收。而我家那块地，因土质脊贫，地势又低，下大雨时庄稼遭水淹，所种的作物产量总是比不上四宝公。尽管考菩山和方前大溪两块地，所种作物没有获得高产，但所得的粮食和杂粮，一家人总算能填饱肚子。 我书读到高小时，课余时间可以帮家里干活了。记得当时我可以干五种活：一是帮妈妈看弟弟。大弟弟小我7岁，妈妈去生产队劳动，我带弟弟到学校玩。上课了，弟弟有时捡粉笔头，在地板上涂鸦；有时在教室里睡觉。二是放学后到田野里去拔猪草。三是从11岁开始，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山去砍柴。到了12岁，下午放学后也要去砍柴，好在仇家的柴山离家并不远。到了13岁，凌晨起来跟着娘舅去卖柴。那时，柴多数卖到冠庄瓦窑厂，往返有20里路，中间要翻过陡峭的笔架岭，7时半前赶回学校上课。四是放学后，帮父母开荒、种粮、种菜。五是卖小糖，父亲把红糖、沙糖自制成小糖或姜糖，叫我拿到学校去卖。村里演戏时，就拿到戏场去卖。母亲把小糖数好，放在饭盒里。她告诉我：小糖一分钱一粒，只准卖给别人，不能自已偷吃。回家后，精明的母亲一边清点小糖，一边数钱，必须是钱、糖相符。有一次，我把几粒小糖赊给了别人，母亲就一个个地去核实，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几分钱，重要的是教育孩子不能嘴馋，更不能在大人面前说谎。 1963年7月，我小学毕业。父母亲让我停止上学，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填补家里劳动力不足。说心里话，那时我是很想读书的，但更懂得父母亲的难处，只能含泪休学。从14岁起，我就结束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提前走向社会，走上了艰难的谋生之路。
公告 本文作者郑重申明：未经作者同意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机构不得擅自使用.修改.改编。  作者简介 仇叶祥 □编辑：木子叶寒 □ 图片：仇叶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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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海燕文化工作室 > 《仇叶祥 葛兴林 周照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