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3）

转自《练塘镇志》中的1958-1961年

一、史稿选录

公元1958年，中国大地上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大跃进”运动。第二年（1959年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前身）政教科的学生来练塘社会实践，并进行社会调查，撰写了《人民公社史稿》一书，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现摘录两千余字，以飨镇志的读者。须说明，因是“大跃进”年代，文中的口号是夸张的、浪漫的，指标、数据都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大辩论的胜利，广大农民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决心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乡人民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干劲更足决心更大，信心更强，形成了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为积极响应常熟县委提出的“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号召，全乡90%以上的劳动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冬季积肥、水利工程建设和大抓三麦保苗促发的田间管理三大运动中去。全体干部亲自披挂上阵，提出“吃住在前线，劳动在前线，指挥在前线”的口号。广大群众在寒风刺骨的冬天，戽水干浜，破冰挖河泥，有的甚至挑灯夜战，全乡共积肥每亩达221担。

同时大搞农药制造，积极防治病虫害，使三麦获得了丰收。丰收推动了全乡人民的更大跃进。党委一面大搞试验田，一面抓现场会议，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在一致的基础上，统一夏种规格。一般耕田深度为六寸，莳栽密度要求“三五方”（即株距三寸行距五寸）。1958年7月25日，是农业生产跃进中难忘的一天。公社党委召开了乡、社、队三级干部和部分群众大会，贯彻县委“棉粮万斤万人大会”精神，提出了全乡人民在五天内大搞积肥、追肥突击运动。会上对持中游思想和抱怀疑态度的人作了批判。据不完全统计，全乡在五天内共积肥15281担，建土窑1693只，熏土2248担（土窑是为熏土用，据说熏过的土有肥效），割青草30万斤，自制药粉、药剂186700斤，追肥亩数32000亩，消灭三类苗3718亩。为了迎接省委检查团的到来，广大青年基干民兵投入了摸螺蛳运动（把螺蛳捣烂肥田），连续三个通宵。有一个大队在中心地点的田里，搭了一座司令台，干部轮流在上面观察社员的生产情况。一到夜里，看哪里燃起火光，说明哪里在开夜工。真是“青年干劲冲云霄，通宵达旦加劲干”。

——1958年8月2日，练塘农业生产历史上召开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盛会。为了夺取秋熟丰收，万人誓师大会在那天下午开幕了！一万五千多群众高举彩旗、喜报，每大队排列成行，锣鼓喧天进入会场。会上，大家摆擂台、放卫星，打破水稻生产定局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踏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常熟山当扁担，山前湖做泥篮”等豪言壮语。大会在“决心有天高，干劲冲云霄，保证水稻亩产一万斤，秋收结束上北京”的响亮口号声中闭幕。会议后的三天中，全乡共积肥2000多万担，各种速效肥100万担，组织农船150只，到处摸螺蛳摸蚌做肥料，水草就捞了10万担。人人学先进，比先进，出大力，流大汗，大搞农业形成澎湃热潮。

——练塘人民在总路线指引下苦战了一年，跃进了一年。这一年，是练塘鲜花处处开、胜利捷报处处传、卫星处处飞满天的一年。

——随着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推动了农具改革和农村工业的发展。练塘人民在上级党大办小土工业的号召下，从生产出发，从土办小办入手，由市镇到农村，掀起了大办小土工业的热潮。全乡组织铁工、木工、缝纫工共数百人投入战斗，单一昼夜，改制了顺风车94部。在苦战七昼夜后，实现了提水风车化，耕田绞关化，脱粒机、小车子、双铧犁遍地开花。创造改制了农具1335件，办了土农药厂92个，生产土农药489305担，办了土化肥厂903个，生产土化肥10110299担，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开展了规模巨大的除五害运动（五害是∶苍蝇、蚊子、麻雀、臭虫、蟑螂），捕捉到蚊虫、苍蝇1632公斤，灭钉螺面积达168765平方米。

——一年多来，练塘人民在上级党领导下，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发挥了冲天干劲。由于全乡农民苦干、实干、创造性的干，在农业上实现了“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指标。但是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新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紧张上，队与队之间也需要进行劳力上的调配，水利工程和积肥运动更需跨大队统一筹划，在客观上就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出现。这期间，各地人民群众先后成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等，形成了与人民公社相适应配套的各项集体事业。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人民公社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潜在基础。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广大人民欢欣鼓舞。10月1日，在这伟大祖国九周年国庆节这一天，全乡男女万余人敲锣打鼓，笑逐颜开，聚集到练塘中学操场上，参加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会场里彩旗飘扬，鼓乐喧天。乡党委书记骆玉苏宣布“练塘人民公社今天成立了！”这时爆竹震天，掌声如雷。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经济一级核算，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权组织。公社还表现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练塘人民公社下设7个大队，一个渔业队。全社举办食堂168所，参加就餐人数23363人，洗衣组145个，托儿所20个，幼儿园59个，民办小学30所，敬老院1所，文化技术学校200所，万斤大学1所。做到了“幼有所托，中有所教，老有所养。”妇女从锅台、家务里解放出来，投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战斗中。在秋收中，全社仅用四天时间，完成了34940亩的水稻收割任务。十月二十日，练塘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同时还实行了看病不要钱，理发不要钱，读书不要钱等七个不要钱。当时有两句话∶“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待秋收结束毛主席发出了“人民公社要把小麦种好，油菜种好，土地深翻好”的指示。广大社员在干部带领下向土地进军。党委采用了大兵团作战方式，组织广大社员发挥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调配好人力物力，在不到25天的时间里，把全社17491亩土地深翻过来，深度都在一尺以上。同时又组织500多身强力壮的兵丁开赴冶塘支援深翻。发扬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最使练塘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全社6537户、23777个社员从此挖掉穷根摆脱贫困，毋须再担忧开门七件事，得到了最根本最可靠的社会生活保障，因而获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

——1958年冬，全社进行了第一次分红，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跟共产主义性质的“按需分配”相结合，即社员的基本生活费部分（包括吃饭不要钱）由公社统一分配，其它消费部分按劳动力的多少分配。全社年人均收入（扣除吃饭钱）21元，由于收入的提高，群众购买力也相应上升。据四大队九小队在分配后的统计，在100户中，买套鞋61双，卫生衣34件，棉袄35件，解放鞋45双，卫生裤28条，棉裤21条。

——1959年，是持续大跃进的一年，农业的跃进，带来公社工业的一片兴旺。公社办了土纱加工厂、食品加工厂、针织厂、酿造厂、化肥厂、石灰水泥厂、农具制造厂、小五金厂等。在去年大炼钢铁中，全社建造小高炉202只，共生产生铁11000斤，最多一炉烧了五天五夜，参加人数五百人。在4279亩水面积中养鱼42万尾，收成鱼约1440担，养猪5573只，养羊1248只，鸡鸭608只，兔3279只。堪称五业兴旺，一派祥和。有支歌唱道：

人民公社真正好，

机器抽水把田浇。

大中小学社里办，

工农商学走一道。

二、饥馑，曾在这里停留

公元1959年，又是持续大跃进的一年，农业生产又继续“放卫星”。亩产指标都定在数千斤到1万斤。练塘公社也不例外，因为“高指标，高征购”。秋后卖掉公余粮，各生产队所剩粮食就不多了。农村办了食堂，社员群众吃的是一口锅里的真正大锅饭，浪费严重。过了10月1日庆祝建国十周年后，每个食堂里的粮食慢慢显得竭蹶起来。1960年春天，食堂已经无法烧煮干饭，只好凭饭票供三餐稀粥度日。最困难的是在这年冬天，到1961年的春天，平均每人每天供粮7两5钱（新秤半斤不到一点），在全无荤菜、蔬菜、副食品供应的情况下单吃这一点粮食，干部称之为“生命线”。饥饿就到处啮咬着人们的肠子。

——在粮食极度困难时期，每个农村家庭里的成员，都各自备有一个小钵一把汤匙，归好食堂发的定量饭票，每一餐他们端了小钵去食堂号粥，各自端着吃。也有一家人把粥号在一个大钵里回去分食。没有农村常见的下粥咸菜，连根萝卜干都没有，简单地坐在凳子上或太阳下，用匙舀粥进食。吃干净的粥钵，里壁有一层粥糊，用手指一下一下捞着吃，凡舌头能伸到的地方都舔得干干净净，盛粥的碗、钵，毋须刷洗，都让指头舌头代劳。有的男人望着钵里的粥实在太少，拿回去用砖临时搭个小火灶（家家灶头都拆除了），放进从田野上剜的红花草、野菜，搅和了烧煮，虽然不好吃，量可多一点。

——红花草、南瓜叶、马莱头、三棱根，以及野榆树皮磨成的粉末全成了粮食。食堂地上偶尔落下几颗粥糊，不管脏不脏，谁看见就捞起来送进嘴里去。食堂里那口煮粥的大锅是众矢之的，待粥舀干净后，锅壁上留下满圈粥糊，人们都争着去捞了吃。偶然哪里出现只死猪或死狗，就拖进食堂绝不含糊。

——由于粥都吃不饱，身体里热量不足，各小村社员中出现了浮肿病人。症状是脸和腿脚浮肿，极度无力，需要吃些米糠，增加热量，得以消肿。糠是从米里来的，米少，糠也少，来不及供应，不得已，只好由大队为病人出具浮肿病证明，去公社批一批，粮管所才适量供给。“吃点黄糠打证明”，那时暗下流行的这句话，就出于此因。由于吃得少，又缺乏纤维性的蔬菜，一些老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困难。妻子或儿子拿了小勾去老人肛门里一点点抠。

——有句成语叫“斤斤计较”，那时候人们对于米，远不是斤斤计较，也不是两两计较，而是实实在在的粒粒计较。就是在粒粒计较的年代，却出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练塘公社季巷小学，有6个教师吃国家口粮，他们有一个总粮卡，每月分几次去粮管所买米，把米称进食堂，由会计发给各人饭票。谁也不会糊涂每个月领了多少。1960年11月份，6个教师领完自己的饭票之后，发现粮卡上还有10斤米。大家经过思索，确认问题不是出在食堂会计身上，是粮管所的开票员忘了在粮卡上写数。有老师高兴地说∶实在饿得慌啊！让错来的10斤米饱一饱10个教师的肚皮吧（其中有4位民办教师）。校长当即果断地说∶“大家都在饿着，我们不能错着就吃，退还粮管所！”几个教师也说退。持了粮卡由两个教师去粮管所说明情由，叫开票员把结余的10斤米销去。哪知对方死不承认他工作中出现的差错，瞪着大眼睛反说教师自己糊涂了，并催他们快把10斤米买出去。教师体会到开票员的处境，那年月他怎能可以承认工作中出现这样的差错。教师也只好将错就错。

——1960年冬天，常熟东乡的胡萝卜大出风头，一根能卖到5角钱（旧币）。胡萝卜是练塘农民唯一的副食品、唯一的蔬菜、唯一的代食品！一个小学教师把结婚时的一身新的墨尔敦尼中山装，摇船去东乡换回一百斤胡萝卜，救了家里老人孩子的性命（那时一身这样的衣服是相当贵的）。

——学校里，没有孩子的欢闹、嬉戏、活泼，没有朗朗的读书声。他们象冬眠的青蛙，蹲在墙角里晒太阳，很少动弹，听见钟声，慢吞吞地进教室。

——农村里，没有人去走亲访友，没有人去探望病人。娘有事去趟女儿家，向食堂会计称上几两米带着走。那时候，谁也不能吃谁的粮食，谁也没有粮食给谁吃。

——农村里，没有鸡啼，没有狗吠，没有五禽六畜，饲养禽畜需要粮食、蔬菜，人都饿着呢！饿得慌了，有姑娘也有女人，逃到生产胡萝卜的东乡去“饿不择夫”。

——1960年的冬天尤其冷，上了点年纪的人本经不起折腾，又闹着枵腹，很难维持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几乎每个早晨小村里都有人去大队报死信∶“某某某死了。”于是各大队定下条规矩，这样离世的人，支27.5元，供10斤粮食，作丧事用场。没有开丧场面，没有追悼吊孝，没有道士，没有哭声，没有花圈，死者没有一定的穿着领头。买口薄皮棺材，草草成殓，入土为安。

——那时候，农村妇女没有生育能力。有道“男人浮肿病，女人停月经”。

——那时候，烂菜叶、芹菜根等，都要拾回去煮了吃。

——那时候，小镇上的茶食店、糖果店全无吃的东西供应。

——那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不吃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过艰苦生活，“忆长征，忆革命先烈……”对各基层辅以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即便在这样非常困难时期，国家稳定，社会太平。

造成那次足足为期一年的严重饥荒，主要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以及“大跃进”、“反右倾”和办了农村食堂。

1961年1月3日，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

1961年8月22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宣布“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停办食堂”。

三、购货用的票（券）、证、卡

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利于产供销平衡协调，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因物资供需失控而出现的矛盾，凡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用的物品供应均制特定的购货票（券）证卡，凭此计划供应。

1、证：居民粮油证（兼作临时供应物资供应记录）。

2、卡：火油卡（含供应火柴、肥皂、卫生纸、料酒、食盐等）、购货卡、饲料卡（含农民买煤球、煤屑等）等。

3、票：粮票（从一两到伍市斤面额不等，分全国通用和地方两类，此外还有特殊的军用粮票、优待粮票）、油票、糖票、布票、饭票等。

4、券：糕饼券、肥皂券（居民）、烟券、肉券、手表券、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居民煤球券、絮棉券、豆制品券、就餐券（分荤菜券、蔬菜券）、鞋券、化肥券、建筑材料券、农用物资券等。

其时，仅有钱，无票证也难于买到东西，若无票证，靠情面买到所需物资，谓之“开后门”。在这样严格实行计划供应的年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均在户口所在地，故人口只能生活在固定地域内，很难实行流动，甚至连走亲戚吃饭也要带粮食去。这许多票证给不识字的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常搞错。那时，操办婚丧喜庆只能简而又简，能买到什么就吃什么，规格、品位也就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