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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余华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是余华风格的转型之作，也是他至今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为他斩获了国内外诸多大奖，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诺贝尔新书发现奖、“中国版权金奖-作品奖”等等，并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书中，余华通过福贵老人的一生，展现动荡年代里普通人历经沧桑、磨难后，对“活着”本身的追求。也揭示了“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这就是活着的意义”的道理。 福贵原本是地主家的儿子，但他整日游手好闲、嗜赌成性，最终败光祖上积业，沦为底层人，父亲也因此去世。穷困之中，为给生病的母亲求医，不幸被抓了壮丁，后来逃脱时又被抓了俘虏。等回到家乡后，母亲早已过世，妻子独自带大了儿女，女儿却成了哑巴。然而，更多的苦难还在等着福贵：儿子献血救县长夫人却因失血过多死去；女儿难产死在手术台上；女婿因吊车出问题被夹死；孙子吃豆子撑死……所有的苦难与不幸都降临在福贵身上，从此他孤苦一生，到老只有老牛为伴。 福贵悲剧的一生，透露出强烈的无力感。但《活着》并非只是将人一生的苦难摆在读者面前，吸引人眼球。余华通过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对荒谬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思维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嘲讽；同时对福贵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强韧生命力表达了同情与肯定；书中充斥的“死亡”“苦难”“生存”等主题，又引发一代代读者对人生意义的深思。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余华的《活着》中，悲剧意识的体现无处不在。 01.《活着》悲剧意识的三个层面表面来看，《活着》只是向人们展现了一卷没有预见与缘由的死亡惨象，但深究来看，这些悲剧，却蕴含了中国社会独有的现实背景，是作者于艺术与现实间平衡的结果。《活着》中呈现的悲剧意识，主要包括了三个层面。 1） 生存之苦 福贵一生，经历了人世间大大小小诸多灾难。看着家人一个个惨死，自己又无可奈何，这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精神冲击。老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福贵来说，“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余华极力为福贵制造了诸多苦难：家族败落、战争之苦、白发人送黑发人、孤独终老等等。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一开始就交代了：福贵好赌。  家族的败落，改变了福贵游手好闲的少爷脾性，他渐渐地成了一家之主。摆小摊、找龙二租地，在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福贵迅速适应了新身份。正如家珍所说，苦一点不怕，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就好。 可是，战争打破了福贵的美梦，为了病重的母亲，他进城找郎中，却不幸被抓去拉大炮。战场上，死亡、饥饿轮番上演，福贵没想趁此机会出头，他一心想的是快点回家，“我是一遍遍想着自己的家，想想凤霞抱着有庆坐在门口，想想我娘和家珍”。 家庭败落和战争之苦，一点一点将福贵拖入更深的苦难中，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痛苦的了。亲手送走妻子儿女以及女婿、孙子，福贵再没有重振家族的可能和雄心。不过，对于福贵来说，却从未放弃过生存。这一点，从从福贵向“我”讲述自己故事时露出微笑可以看出，由此可见，他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在经历这么多之后，福贵终于选择了平静面对。  余华对此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呐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2） 死亡叙事 “死亡”在余华的小说中并不少见，《活着》中的死亡叙事尤其冷静、残酷。作者借用死亡表现了当时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困境，以此凸显其人文主义关怀，带给我们生与死的感悟。 据统计，《活着》中关于“死亡”的情节足有十次。 第一个场景，是福贵输光家产后，父亲震怒而亡。这也拉开了小说的悲剧序幕；战场上常说“老子死也要活着”的老全，最终确实为了“活着”被子弹打死了，这也是福贵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毫无准备目睹死亡的……也许是因为妻子儿女都在，福贵听到母亲病逝后反倒没有多少感伤。可谁知后面家人竟接二连三的死去。 给人希望，再给予更大的失望甚至绝望，是对一个人最为致命的打击。作者一次次将福贵逼入绝境，也一次次将自己的写作逼进一个狭小的空间。 每当福贵以为日子要好转的时候，迎接的却是更大的苦难。家珍得了软骨病，女儿凤霞哑了，只有儿子健健康康，让人不禁感恩命运温和的一面。可是谁成想，有庆却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死掉了。后来，局势动荡，县长饱受凌辱，被逼自杀。县长的死亡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我们无法说他是“恶有恶报”，只有对命运无常和对生命逝去的惋惜。 书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大概要数给了凤霞一个好丈夫。二喜勤勤恳恳，帮着福贵操持着这个家，眼看生活又有转机时，凤霞死在了手术台上，二喜死在了工地上。幼小的苦根，宛若新生的希望，也被命运一巴掌拍死。福贵终于哭出声来，发出“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的悲鸣。 很少有作者像余华这样敢于直视死亡的。《活着》中的“死亡”时刻伴随着福贵，又与福贵的“活着”形成强烈对比，昭示活着的不易，以及活着本身的伟大。 3） 生命困境 纵观福贵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福贵的悲剧是注定的。即使他最初不会因败光家业变得穷苦，最后也会在斗地主中被抄家。这些全都是因为他生活的特殊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轮番在他身上碾压。 所以从现实生活来讲，确实有无数个“福贵”曾遭遇了同样的苦难。与天斗，与人斗，与命运斗，最终都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活下去。 人仿佛被困在笼子里一样，生死都由命运这只大手在操纵。体现在《活着》中，就是浓重的宿命感。 龙二因为地主身份被抄家，福贵看了说“这就是命”；大炼钢铁，老孙家被风水先生认定得拆，福贵说“这是命”；凤霞死的时候，福贵也说“凤霞命苦”。“命”成了福贵默认一切苦难的自我安慰与托词。  引申到生活中，大概不少人也曾从长辈口中听到“这就是命”这样的话，然后向命运妥协吧。 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是怎样熬过来的”。由此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父辈们为什么少有人能冲破自己的困境，也让我们更懂得和珍惜自身的幸运。 02.余华对苦难叙事的偏好及张艺谋影视化呈现余华是先锋派代表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对人类苦难的描写。这也造就了他作品中浓重的悲剧氛围。 这种对于苦难的高度关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中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表现为对人性“恶”的无情揭露；二是90年代创作当中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高度关注。虽然苦难的方式成因各不相同，但始终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偶然事件》《一九八六年》，“死亡”只是作为一种实现性存在，目的是为了突出生存的荒诞。而《活着》作为余华创作的分水岭，“死亡”仅仅是一个表象，作者借此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视角，用来观察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伤痕与悲痛的社会，时代的动荡造就了生命的悲哀与不幸，中国大地上处处是生命的悲剧与生存的困境。“活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对于我们这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民族，长命百岁，就是人一生最大的福报。 因此，有人将“福贵式”的活着称为“苟活哲学”，是“从精神上自行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显示了“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余华却认为自己写出了“高尚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活着》是余华对于“活着”这个中国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主题，进行哲学性思考的产物。 就在这部小说出版的第二年，张艺谋导演将它搬上了大荧幕。  在影视领域，有不少悲剧性电影的创作，张艺谋是其中最为热衷悲剧电影的导演之一。《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归来》《红高粱》，对比来看，这些电影多发生在中国的封建家族、权力高压的王朝，以及特殊时期的社会底层中。因为，正是在这些与今天有足够距离的历史时期，观众能够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当时人们的生存处境；同时，这些特殊时期里的人性通过艺术化处理后，可以被无限放大。 《活着》正好与张艺谋一直以来偏爱的艺术形式契合，在他的手中，《活着》虽然大幅度被进行了改编：如叙事形式改变，原著中作为旁观者的“我”被抹去；福贵形象暴戾一面有所削弱；以及原著通过一种更为绝望与悲观的手法表现“活着”，读来更为绝望。电影虽然保留了原著的悲剧意识，却弱化了这点。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他们都有意通过悲剧揣摩受尽苦难的底层人民生活的处境，探讨“生存”“活着”本身的意义，昭示了活着的不易。是老一辈们对待活着的态度，才让我们这个民族绵延发展到了今天。 03.《活着》之后，叩问“活着”的意义余华创作《活着》的契机是因为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这首歌是史蒂芬·柯林斯·福斯特1860年离开家乡时创作的歌曲。歌中老黑奴历经苦难，家人都先他离世，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歌中唱道：
在世界历史上，“黑奴贸易”带给非洲地区人民的苦难，不仅有人权、尊严，还有被肆意践踏的生命。“活着才有希望”，对抗一切不公正的苦难，只有捱下来。歌中老黑奴唱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这首歌没有对生活的抱怨，也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全然是一种欣然前往的态度，天堂即是可以与亲人团聚的乐园。 老黑奴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以及他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人生命强大的韧性。这也促使余华将这种精神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结合《老黑奴》来看，福贵就是老黑奴。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千百年来很多哲学家、神学家都在研究，但我从《活着》中找到了答案：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这就是活着的意义。而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的就是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在苦难中受锤，学会忍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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