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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讲义 撰写挽联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朱亮辉 挽联作为对联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人们运用中国特有的语言形式寄托哀思的重要感情表达工具。它既承传传统文化民俗，具有一定的社会功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已成为汉民族的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个地方和各个阶层。现在，几乎在所有的丧礼上，挽联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去阅读这些挽联，不难发现，除了其中很多不符合联律要求的外，更让人郁闷的是，千篇一律者有之，誉而不当者有之，内容空虚者有之，感情做作者有之……，没有真正起到哀悼逝者，慰勉生者，激励来者，传承文化，弘扬国粹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让挽联最大限度地承担起这种责任，我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人已逝去，在这特定的场合，我们也应以善言待之。追忆逝者的功勋德业、学问建树、处世为人，这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我们以挽联悼念逝者，既不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也不是大众对他的全面评价，只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因此，挽联的基调应为颂扬。同时，与悼词不同，悼词篇幅较长，文字较多，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可以提及（一般不言）死者的缺憾，而挽联仅两行文字，想对逝者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的。因此，挽联一般只论功德不论缺憾，只颂扬勿贬谪。 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挽章太炎联：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元老，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民国二年(1913年)4月，章太炎从长春返回上海。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 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 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杨树达是章的学生，这副挽联，作者没有着墨于章的革命事迹，因为如果着墨于此，就会涉及到与孙黄的矛盾，于是只是从学术的角度赞扬。“许郑”即许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历近三十年时间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郑玄（东汉著名经学家）。上联，第一句言章的学术成就，将章与许慎、郑玄并列，第二句言自恨疏懒，未能及早奉教，下联，第一句言章赏识自己治学精严，第二句表达唯有勤勉努力才无愧章之知遇之恩。建构精心，意脉畅通。 黄兴去世，孙中山先生悲痛欲绝，亲书挽联悼念： 如果说亲友、师生、上下级之间的赞扬，是人之常情，也顺理成章的话，那么，作为敌人、仇雠，若能客观地评价对方，则需要有大胸怀。清康熙帝这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这方面也才识过人。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扫平江南后，郑成功据厦门、金门两岛抗清，甚至攻打过南京。1661年，郑成功率12万余人收复了被荷兰占领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继续抗清，次年病逝台湾。康熙制联挽之： 联中，不但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而且对他矢志抗清尽忠明朝也予以理解，这对那些明代遗臣也起了安抚作用。其气度可见一斑。 我们先看这副挽某名医挽联： 医德高尚众口颂； 药方神灵百疾除。 这副对联，基调是颂扬的，但全联无一哀语，寄托哀思的情感就无从体现了。 “人世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挽联宜用哀语。 悲哉秋之为气； 惨矣瑾其可怀。 这是佚名挽秋瑾联。联嵌“秋瑾”二字。一读到上联，我们自然就想到了欧阳修的《秋声赋》：“……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洌，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上联起之以悲伤其境，下联更继之以哀颂其品，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再看李海河先生挽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联： 祖国统一是余光中先生终身的祈盼，然而到离开人世也没有遂愿，更何况近些年来台独势力日嚣尘上，一曲《乡愁》弹奏出的爱国思乡的幽怨之情，时时在拨动海峡两岸人民的心弦。“戚戚”“遥遥”就很好地把这种感情抒发了出来。 当然，有的挽联，仅从字面上看，似无哀语，但仔细品味，哀在其中。如魏源挽龚自珍联： 龚自珍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与魏源政治见解相同，治学思想一致，且相交甚密，时称“龚魏”。龚自珍于1841年（道光十一年）8月猝逝于丹阳书院，魏源怀着崇敬的心情作了此联以哀悼。上联起首“天下谓奇人”一语，高度地评价了龚自珍与众不同的深刻思想和人格魅力。接着引典以喻，便是“奇人”的具体写照。西汉灌夫尝在门客座中指谪时政，讽刺权贵，狂放不羁。后人常将狂士喻称“骂座”。龚自珍一生倡导改革，每发愤世嫉俗、振聋发聩的见解。“骂座”是对其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形象刻画，再现了他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环境中的孤傲形象。下联写龚自珍的文学造诣和与作者的深厚友谊。“异帜”指龚自珍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乃“一代文字之雄”。接着浓缩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句，回忆二人互相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发表议论时的亲切场景。然而天不假年，“异帜”已摧，西窗已空，奇人已去，这既是文坛、政坛无可挽回的损失，也使作者痛失了良师益友。现在还能与谁同剪西窗烛呢？全联两个评语，两个典故，两个场景，精练、确切而生动。魏源和龚自珍是至交，龚的离世，他肯定是万分悲痛的。但他毕竟是哲人，能把悲痛隐在心底，不是从哀伤的表面失去理智地呼天抢地，而是从沉痛的深层，理智地怀念和挽悼，可谓哀而不伤。 对于初学者，撰写挽联，首先要学会使用哀语。为此，将常用哀语，介绍于下： 名词：泪、梦、魂、魄、忠、烈士、千古、英灵。 动词：哀、悼、悲、伤、哭、啼、恸、惊、垂、忍、殒、落、折、断、沉、遗、泣、萎、愁、凋、谢、慰、叹、归、震、怜、瘁、痛、唳、渺、空。 形容词：寒、凄、惨、冷、残、寂寞 副词：犹、永、正、未、讵。 词组：犹在、永留、长留、宛在、瞑目、伤心、含笑、饮恨、月冷、招魂、安息、雨洒、泉涌、风号、风惨、云凄、山颓、曲终、断肠、狂摧、地坼、天崩、驾鹤、骑鲸、仙游。 兰摧、玉折、落花、残月、楼空、韵冷、香消。（此专用于女性） 写挽联，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有时还要避讳。这一点古人非常讲究。人们对于有些字眼很忌讳，常常会选用另外一些词语来代替。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对“死”的称呼有严格的规定。帝王之死曰“崩”，诸侯之死曰“薨”，大夫之死曰“卒”，士之死曰“不禄”，庶人之死才曰“死”。那些为追求理想道义，为国家民族利益献身的，称之为“殉”或“牺牲”。道教认为人死是成仙了，于是把人的去世委婉地称为“遗形”“羽化”“登仙”“仙化”。而佛教则习惯用“涅槃”“圆寂”“转世”“物化”等词语作为死的委婉说法。汉民族是一种农耕文明，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故常用“入土”“归山”作为死亡的委婉词。虽然，庶人之死曰“死”，但由于难以承受亲戚朋友同事死亡的悲痛，为了回避这一事实，也有了对死的委婉表达。称父母之死为“丁艰”，父死为“椿萎”，母死为“萱谢”，兄弟之死为“荆萎”，妻子之死为“私丧”。还有一些诸如“骑鲸西去”“宝婺星沉”“瑶池月冷”“魂化杜宇”等文学性很强的词语。 挽联中，不管是叙事，还是抒情，抑或议论，一定要切合逝者和作者身份，如职业、性格、地位、关系等。不能因为一般挽联只论功德不论缺憾，只颂扬勿贬谪，就漫无边际地夸大其词，或放之四海地任意套用。如： 名流千古； 光启后人。 音容宛在； 笑貌长存。 像这样的挽联，我们既看不出逝者具体的功绩，也体会不出逝者的品性；既表现不出作者与逝者的关系，也感受不了抒发的是什么感情。显然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好的挽联一定要切人、切事、切情。如何俊良先生挽曾叔鸣先生联： 一月贤臣忽陨落； 九州黔首共哀伤。 “贤臣”是封建社会对贤明臣子的敬称。辛亥革命已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早已没有了君君臣臣的关系，再把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称为“贤臣”，不光不合时宜，而且还否定了共和体制。虽然作者没有这种主观意图，但客观上则可以这样去理解。“黔首”： 黔，黑也。黔首是古代对老百姓的贱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怎能再用这样带有蔑视的词语去称呼呢？ 宝琴无声弦柱绝； 瑶台有月镜奁空。 这是一副丈夫哀悼妻子的挽联，很典雅，弥漫着深闺情愫。如果用在现代就显得陈腐了。 挽联寄托着对逝者的哀思，有时写挽联，不必赞颂，不必叙事，仅表现作者痛切的感情。这样的联，感人至深，情重意笃，常成为挽联佳作。 这是何香凝挽廖仲恺联。廖仲恺是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对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为之献出了生命。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也是战友。廖仲恺可谓厥功甚伟，但是，这副对联对逝者事业功绩，却不著一字，倾诉的是夫妻感情和自己的信念。虽然字面上没有使用悲语，但由于情真意切，读之，让人顿感句句锥心，字字泣血。 再如邹宗德先生痛挽孟繁锦会长联： 2013年6月，中国楹联学会、湖北省楹联学会、湖北省恩施州委、州政府联合举办了 “第四届中国楹联论坛”。在会上，邹宗德先生宣读了与刘保田先生合著的论文《楹联，下一个文学高峰》。大胆的论断，为全国楹联人争筑中国梦，增添了自信和自豪。论文得到了时任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孟繁锦先生的激赏和支持。上联写的就是这件事。下联抒情，噩耗传来，作者悲情难抑，哭之再哭，继之泪尽锥心而泣。同时，“摧联坛大纛dào，哭平哭仄，”又紧切孟繁锦先生的身份和地位。字字在实处，句句是真情。 但是，我们也常常读到一些挽联，抒发的感情没有基础，人云亦云，充斥着假大空。如： 一生行好事； 千古留芳名。 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概括性词语。行了些什么好事，留下了什么芳名，不得而知。这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不光表现不出作者对逝者的崇敬和赞美，反而让人肉麻。 1938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桂林时，著名抗战音乐家张曙遇难牺牲，时年仅30岁，郭老写了这副挽联。张曙的不幸，又让作者联想到另外两位英年早逝的抗战音乐家黄自和聂耳。1938年5月9日，黄自病逝，终年34岁。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三位的死，死于病，属于常态；死于海则属意外，死于轰炸，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腥罪恶；这死因性质的递进关系，也构成了感情上难以承受的递进关系。比“死于病”“死于海”者，死于敌机轰炸，更激起后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为抗战而歌的三位抗战斗士相继离世，作者感情上无法承受。直言“死”，是因为，什么委婉的避讳之词，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悲愤心情。下联，作者列举三位音乐家的代表作：黄自的《抗敌歌》、聂耳的《大路歌》、张曙的《洪波曲》，这些抗战歌曲，如同战鼓惊破敌胆，激励中国人民的斗志。上下联的前三个分句都是真实的叙事，唯其真实，后两个分句的抒情才有了基础。再如吴山尊挽李调元联： 百金囊尽扬州死； 万里魂归蜀道难。 吴山尊，清代文学家。李调元清代戏曲理论家、诗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李官于江南，客死扬州，一贫如洗，友人合资以葬，其身再不能归葬家乡。联中用地名把这些表示得很清楚。让人唏嘘不已。
2020.10.13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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