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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历年间的两次天灾 公元1586年至1588年，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天灾降临了，黄河洪水泛滥，紧接着就是大旱，旱涝交替造成粮食短缺。恰逢此时明朝首辅张居正当权，通过追缴欠税、利用刚刚实施的财政改革成果，明朝储备了充足的银两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荒。六年后，河南爆发大饥荒，朝廷得以迅速反应缓解了食物短缺，避免了一次区域性的民变。  然而二十年后，公元1615年，北方在连年洪涝之后又逢小冰期，气候变冷，大涝之后再逢大旱。不仅黄河流域灾情频发，全国各地都陷入了救灾的忙碌之中。这次灾荒在山东地区达到鼎盛，整个山东的饥民多达90多万人，朝廷开仓放粮如同石沉大海。等到粮仓一空，灾荒很快激起了民变。“母食死儿，妻割死夫”向世人控诉着这次大饥荒的惨状。 大饥荒持续数月后，灾情从华北扩散至长江三角洲，第二年又蔓延至了广东，第三年西北和西南也同时期爆发了大饥荒。公元1618年，正当人们觉得最坏也不过如此的时候，西北森林的人为砍伐和破坏带来了大旱灾、大沙暴和大蝗灾，灾情雪上加霜。《明史》中记载了公元1618年的大规模沙尘暴天气：“雨土，如雾如霰，入夜不止”；“从未至酉，尘沙涨天，其色赤黄”。 公元1620年至1627年，万历皇帝驾崩，即位的泰昌帝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最终天启帝即位，朝廷被魏忠贤把持了七年之久。吊诡的是这七年间，反而风调雨顺，气候恢复了往常的湿润，洪涝、大旱都没有发生，唯一的天灾就是每年发生的小范围的地震。可叹、可悲那些被强行按在魏忠贤身上的所谓罪行。 2.灾荒下不屈的女真和大明 灾荒不仅沉重打击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同样也打击着辽东的女真部落。公元1615年之前，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成功统一了三大女真部落，并联合蒙古诸部形成了政治同盟。表面上对明朝臣服，私底下却同明朝争夺着辽东的土地。最终干旱、严寒和灾荒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率领军队占领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于是他决心停止纳贡并公开对抗明朝。 公元1618年5月，努尔哈赤对辽东东部率先发起突袭，明军统帅阵亡。第二年明朝军队反击，却由于内部财政问题和气候变冷的多重原因，导致公元1619年四月十四日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这一败，成为了建州女真和明朝对抗的分水岭。这之后的二十五年间，明朝几乎丧失去了长城以北的全部土地，这使得明朝不得不连年增加北部防御的经费，让本就捉襟见肘的明朝财政更加难以维持。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艰难的局面却破天荒地促进了明朝末年中国古代史上的科技大发展。从公元1619年开始，利玛窦的弟子、基督天主教徒弟徐光启大力主张学习欧洲的先进科技，企图通过引进西方火炮技术和科学知识，扭转日益严重的东北局势。在徐光启的主导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首次翻译成中文，用几何学知识来教育军队提高火炮的命中率。同时他大力引渡澳门的葡萄牙士兵，训练明朝火炮手，着手普及最新的火炮技术。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公元1630年二月十四日，葡萄牙炮兵在北京北部65公里的涿州部下八门火炮，一举击败了女真先遣部队。然而随着明朝国内仇外思想的不断积累，山东吴桥发生兵变，十二名葡萄牙人被杀，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受到牵连被崇祯赐死，徐光启的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 在此消彼长的形势下，努尔哈赤一鼓作气拿下了广宁卫，但终因天气的寒冷，女真军队被迫回撤，留给了明朝最后的喘息之机。这次的喘息，既造就了毛文龙的成功，也造成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和袁崇焕被朝廷严刑凌辱的历史大案。这是后话，我们下周再详谈。 3.崇祯年间的自然灾害 传说崇祯皇帝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治世之君，可惜命运实在可悲。崇祯作为皇帝合不合格众说纷纭，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如果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说，这个“悲”字用于崇祯年间的确恰如其分。公元1628年即崇祯元年，干旱和饥荒在陕西肆虐，在寒潮的影响下陕西气温骤降，这波寒潮持续了十年之久。严寒之严重，就连不怕冷的俄罗斯人都称之为“最冷的十年”，据俄罗斯记载，这十年间每个月都要经历严寒。 这种恶劣的气候引发了公元1632年的明朝首次大饥荒。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极端天气，社会陷入混乱，以至于“南北往来几于断绝”，“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商贾不通，道路梗塞”。又过了三年，公元1635年又爆发了大蝗灾。糟糕的情形还在继续，公元1637年，小冰期的气候导致了大规模的旱灾，大旱一直持续了七年。这使得明朝饿殍遍野，最严重的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地区，饥民只能吃树皮和死尸续命，人吃人的惨剧成为了习以为常的现象。公元1641年，灾荒蔓延至了长江三角洲，《上海县志》记载这年“大旱。蝗。米粟泳贵。饿殍载道。斗米银三四钱”。这样严重的灾荒又持续了两年，以致于公元1643年，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率领百官向上天求雨。  然而，境况并没有好转，在干旱和饥荒造成的大面积死亡和混乱后，疾病随之而来。公元1629年至1639年，天花疫情爆发，所幸这次疫情并没有对明朝造成实质性灾难，因为明朝人大都可以利用接种人痘的方式对抗天花，反而是辽东的女真族收到了沉重打击。受这次疫情影响，努尔哈赤不得不从山海关撤军，并终止了一切对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 紧接着公元1633年山西省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疫情，这次明朝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这次很可能是鼠疫，仅仅三年疫情就迅速扩散到了陕西和蒙古诸部。到了公元1640年，整个陕西全部成为了重灾区，官方统计的人口死亡率高达80%——90%。而这前一年，长江三角洲也发生了鼠患，并爆发了严重疫情，其严重程度不断加剧，很快让整个明帝国的东半部全部被疫情笼罩。山东、河南等黄河流域人口死亡率达70%，有的整个村庄成为了无人区。这种状况持续发酵，到了公元1644年初，山西省北部全部出现疫情。明朝疫情从北京沿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到达江南，全国上下可谓是“死者泰半”、“十室九空”。 这场旷日持久的灾害，让明朝上下粮食歉收，很多省份甚至完全没了赋税收入。与此同时食物价格飞速上涨，商品交易几乎停滞，人民生活举步维艰。而朝廷的处境则更加窘迫，不仅拿不出钱来赈灾，更是拿不出钱来发军饷，直接导致边防和驿递几乎陷入瘫痪。最终崇祯皇帝不得不关闭数个驿站，来降低财政开支。可是连年同女真族作战，必须耗费大量的钱财，朝廷又不得不从民间征收赋税，这使得明朝人民怨声载道，调侃“崇祯”为“重征”。到了崇祯皇帝把自己吊死的公元1644年，全国80%的州县已经停止缴纳赋税，国库耗费一空。  可以说，在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上，气候的变迁就像一只吸血鬼，不断吸食着明朝的血液，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统治基础，急速消耗了其内部的生命力。结合前两篇分享的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溃败，加上明朝内部的农民暴动和外部的女真族长时间的军事骚扰，偌大的帝国即将轰然倒塌。下周我们走进建州女真，看看清朝的前身“后金”的崛起。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52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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