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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3日，湘军攻克地堡城。地堡城位于紫金山南麓的富贵山，这是天京最后一道要塞。地堡城既失，湘军就可居高临下，俯瞰全市，太平军在城内的活动尽收眼底，再也无法破坏曾国荃的地道了。7月4日到18日，曾国荃连日指挥各营轮流猛攻，太平军誓死抵抗。7月8日、18日李秀成督军出城反攻，均被曾国荃击退。天京弹尽粮绝，已经难以与湘军对抗了。 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督总兵李臣典、何玉贵、杨喜贵及副将吴宗国由地道炸塌天京太平门城垣20余丈，总兵武明良、洪章伍维寿、谭国泰、熊登武、陈寿武、罗雨春，副将沈鸿宾、臬司刘连捷、提督萧浮泗、张诗日、萧庆衍、李祥和、萧开印，道员彭毓橘等率队抢入，击退抵御的太平军；提督朱南桂、副将梁美材自神策门攻入；提督罗逢元、总兵赵三元、张光明，道员彭椿年自聚宝门攻人；总兵朱文光武交清，副将李金洲等自通济门攻入；提督黄翼升克中关，合道员陈湜、易良虎攻旱西、水西三门；刘连捷等分路攻夺朝阳、洪武、仪凤等门。忠王李秀成携幼主洪天贵福冲出天京。至此，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湘军攻入天京，立即大动干戈，疯狂屠城，其劣迹丑行，罄竹难书。 首先是屠杀。 曾国藩在向朝廷飞报奏捷时说，湘军在金陵城中“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全集·奏稿》）尸首如麻，血流成河。其实，真正的“贼”不过万余人，湘军所杀的十之八九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中记下了惨不忍睹的杀“贼”真相：
所谓“毙贼共十余万人”的丰功伟绩，其实是惨无人道的屠城暴行。 其次是劫掠。 湘军一经入城，便肆行劫掠，猎取无厌，曾国荃“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能静居日记》），丑态可掬。经此暴掠，金银如海的金陵被洗劫空，“江宁镃货，尽入军中”（王闿运：《湘军志》）。湘军人人随身带着簏子（竹箱），抢到贵重财物就放入簏内。经过金陵大暴掠，湘军将士各有所得，不少人成为暴发户，有十万以上资产者就有百人之多。其中曾国荃所得多少，谁也说不清。 赵烈文的〈《赵惠甫年谱》记载曾国藩曾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耳！”所获无几，何能得“老饕”的恶名？说国荃“老饕之名遍天下”，一点儿也不冤，据《南亭笔记》记载：
曾国荃无疑收获的金银财宝非常巨大。当他一回家乡，就置田百顷，顿成湘乡最大的地主，家资厚实，不言而喻。 湘军不光暴掠财货，还暴掠妇女，城中4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全被抢光，许多妇女被带回湖南，诚可谓“约搜子女如胡虏，真载明珠返故乡”。（伍承钦《燹余杂咏》） 再次是焚烧。 城破之日，湘军所到之处，“火光烛天”，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火，时人伍承钦《燹余杂咏》有记载：
把这场大火比作项羽火烧咸阳。繁华的金陵，六代风流名都，可怜“楚人一炬，遂为焦土。”不仅“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就连街道路巷也难以分辨出来，到处是瓦砾，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浩劫。 “贼所焚十之兵所焚十之七。”太平军为了不以物质资敌，付之一炬，或不为俘虏，举火自焚，叮歌可泣。但金陵大火，大半出于湘军。湘军纵火，有其险恶的居心，那就是放火灭迹，“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赵烈文《能静居门记》）清廷本来要查封天京库藏，要与湘军分赃，湘军不情愿吐出到嘴的肥肉，来一场大火，不留痕迹，然后把纵火的责任全部推给太平军，使清廷查无对证，无可奈何。这就是天京大火的真相。 金陵遭此浩劫，30多年后仍是断壁残垣、一片荒凉。1896年谭嗣同在《上欧阳夫子书》中向他的老师欧阳鹄述说他在金陵的亲见亲闻：
湘军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也将永远为历史所鞭挞。 作为统帅的曾国藩，身在安庆，没有参与屠城，平心而论，他也不会教唆湘军犯此种种暴行。他作《爱民歌》苦口婆心劝诫湘军将士不要扰民害民、杀人越货，但他并没有严格执行军纪。湘军暴行数不胜数，完全可以写一本《湘军暴行录》的书了，可谁见他惩办过几人？更何况他提倡多杀人，不以“多杀人为悔”，用名利鼓励将士为他卖命，与提倡暴行何异？所以，曾国藩虽然没有像老弟曾国荃那样直接指挥湘军屠城烧杀，但湘军走到这一步，他实应负主要责任。 攻克金陵，无疑是湘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因功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其余130余人各有封赏。曾国藩的事业自此达到了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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