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讨论：为什么湘军的军纪变得越来越差，甚至屡次屠城？

进入19世纪中叶，素有“满万不可敌”美誉的八旗军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上级军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基层士兵训练废弛、军纪败坏。简言之，原本的虎狼之师，早已沦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战五渣”。

面对一路高歌猛进的太平军，八旗军可谓一溃千里。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太平军攻入湖北后，提督博勒恭武不仅临阵脱逃，还改装易服，“化名衍秀”，打算“隐姓埋名，了却余生”。消息传入京城后，清廷内部一片哗然。次年四月，在官方的全力搜查下，藏在京城亲戚家的博勒恭武被捕，获判斩立决。

平准战争中的清军，战斗力还是可以的

至于绿营军的表现，与八旗军可谓“不分伯仲”。咸丰五年（1855）初，署理湖北提督讷钦“率提标（提督直辖的绿营军）千人”赶赴前线。据史料记载，尽管这支军队“兵不满千”，但“费至万金以外”——也就是说，仗还没打，“先薅了一把羊毛”。

至于他们的表现，实在是过于“费拉不堪”。在“友军”扎拉芬所部被太平军围攻两日后，“该署提督近在咫尺，并不发兵应援，且见贼先溃，惟恐不速”，可谓狼狈至极。

由此可见，正是这种“正规军烂泥扶不上墙”的大背景，才给予了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武装”的“发展机会”。

那么问题来了，一开始主张“秋毫无犯”的湘军，为什么很快便沦为了多次犯下屠城之罪的“恶军”？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投名状》中的清军和太平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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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湖北正规军的拙劣表现，曾国藩一度偏激地指出，“（湖北绿营官兵）求归伍一概不收，并请将溃败余兵，尽行裁撤”。另一位湘军骨干胡林翼也认为，“湖北绿营兵丁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而其虚糜钱粮如故也”。

英国外交团队笔下的清军绿营部队

1）曾国藩的“初心”：打造一支“仁义之师”

鉴于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之初，频繁强调“要以理学治军”，旨在将这支军队打造成为一支“仁义之师”。他任用了以罗泽南、李续宾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将领，并着重加强了对普通官兵的“教化”。

咸丰八年，曾国藩不仅亲自创制了主张“爱民”的“爱民歌”，还要求士兵背诵传唱，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

与曾国藩一样，胡林翼不仅要求属下官兵重视军纪，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细则条例。对于违反军纪者，会给予极为严厉的处罚。比如咸丰十年三月，长胜营花翎补用守备李万年，因为“在乡诈索银钱不遂，绑拷绅民”，被就地正法。

曾国藩（左） 和胡林翼

2）“仁义之师”与屠城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标榜仁义道德的军队，却一手炮制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最令人胆寒的三次屠城暴行。

咸丰八年（1858）四月，湘军李续宾部占领九江。大军破城后，城内近两万军民被尽数屠杀。对于这场屠城事件，呈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如是描述道：“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大军破城后，城中数万军民惨遭屠戮。对此，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如是记录道：“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

同治三年（1864）五月，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南京）。大军破城后，湘军又一次大开杀戒，“（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南京城在惨遭洗劫后被付之一炬，“大火七日不熄”，可谓惨烈。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攻入南京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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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太平天国的整个战争史，这种屠城暴行都是极为罕见的。坦诚说，即便是声名狼藉的八旗与绿营军队，也未敢如此丧心病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湘军变得如此残暴不仁？ 学界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物理消灭”太平天国的中坚力量

来自两广地区，被称为“老兄弟”的太平军官兵，一直以作战勇敢、意志坚定，极难被诱降而著称。一言概之，他们是太平天国的“最强战力”。在湘军将领看来，“老兄弟”是最危险、最顽固的死敌。

因此，湘军在与“老兄弟”作战时，几乎从来“不留后手”。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湘军在安庆赤岗岭，全歼了以“老兄弟”为主的刘玱林部。战斗结束后，清军将帅无不兴高采烈。曾国藩认为，“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逆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

由此可见，湘军将领们认为，以屠城的方式成建制的歼灭“老兄弟”，不仅可以极大削弱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还可以动摇太平军的战斗意志，让战局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2）掠夺财物，填补军饷亏空

实际上，湘军的饷源一直依赖湖南、湖北两省的“供饷”，与正规军相比“并不稳定”。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

比如湘军曾国荃部在攻打安庆之前，“军饷已欠六个月，日夜焦灼，无术可济”，甚至一度出现了哗变的情况——“守备徐步鳌持刀索饷，尹中钰、潘中和、严正兴等，歃血要盟，闹索口粮”。大军攻破安庆城后，曾国藩欲犒劳白银一万两，居然难以凑齐，不得不在私底下向曾国荃借钱。

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维系军心，湘军将领们只能纵容官兵，通过屠城的方式，掠夺财物“找平衡”。根据史料记载，安庆城破后，“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至剖棺以求财物”。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曾国藩

3）主将泄愤

值得注意的是，湘军在攻打九江、安庆、天京等重镇时，采用的都是长期围困的方法。攻克九江，湘军前后用时十六个月；攻下安庆，湘军前后十八个月；攻克天京，更是与太平军拉锯了二年有余。

长时间的围城战，使得双方损失惨重、心神俱疲。作为湘军主将的李续宾、曾国荃等人，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级将领们，对太平军充满了仇恨。正如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的那样，“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

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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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军的军纪，是不是一直都很差？

由此可见，“以理学治军”的理念，大有“画饼之嫌”。不过，倘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在咸丰八年（1858）四月攻克九江之前，湘军还是“比较守规矩”的。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经过近二十个月的拉锯战，湘军罗泽南部，终于第二次攻克了重镇武昌。这场攻城战，让湘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高统帅罗泽南本人，也死在了武昌城下。

“主心骨”罗泽南的死，让众将士悲痛万分。再加上军队欠饷已达四个月之久，泄愤之心可想而知。不过，破城的湘军，一直没有发动屠城、掳掠充饷等报复行动。

由此可见，至少在湘军组建之初，“以理学治军”的理念，对维系军纪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换言之，将屠城等暴行归结于掠夺财物、主将泄愤等表面现象，显然“有点敷衍”了。

《太平天国》中的太平军形象

2）湘军“气质”产生巨变的原因

对此，有学者认为，湘军“气质”的转变，与招募官兵的“个人属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一再强调，“油头滑面者，市井气者，衙门气者”概不录用。因此，早期的湘军士兵，一直以湖南本地的山农为主。对此，他如是解释道：“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由此可见，“较为淳朴的山农士兵+儒生将领”的组织构架，不仅给予了湘军“儒学教化”的基础，也让“以理学治军”有了更大的可能。

《太平天国》的湘军形象

不过，自咸丰四年（1854）闰七月进入湖北开始，湘军无日不战，损耗严重，随时需要补充兵源。由于缺乏充足的训练时间，湘军不得不“舍弃山农”，转而招募具备较强即战力的“老勇（即老兵）”。

伴随着战争的日趋激烈，湘军的募兵方式更为简化，招募对象也更为拓宽，甚至连主动投降的太平军也被“编入其中”。等到了咸丰七年之后，湘军官兵的“基本盘”，已经从“山农”逐步演变成了“老勇”。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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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时期湘军将领的出身变化

以罗泽南部为例。咸丰五年（1855）九月，该部刚进入湖北时，所部七名高级将官，都是读书人出身，其中有五人为其学生或学友。实际上，罗泽南本人就是湖南本地知名的大儒。由此可见，这支军队就是“用诸生讨训山农”的最好范例。

但到了咸丰九年（1859），这支部队的“属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原因很简单，即“儒将”和“山农兵’的严重减员。

咸丰六年，主将罗泽南阵亡，部将李续宾，成为了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伴随着战事的深入和大规模的减员，“山农士兵+儒生军官”的结构已经很难维系下去了。换言之，一大批行伍出身的“老勇”被提拔为湘军将官，已经是大势所趋。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湘军

2）“老勇”的两面性

以游民和兵痞为主的“老勇”具有两面性。首先，他们实战经验丰富，战斗力相对更强；其次，他们更难驾驭，蔑视军纪，破坏力巨大。一言概之，湘军军纪的败坏，就是拜这些人所赐。

根据史料记载，咸丰六年底（1856），李续宾率主力经过武昌县时，“秋毫无范，民甚德之”。次年初， 李部招收的老勇经过武昌县时，“顷又有军功张锦魁招集游勇数百，自葛店一带骚扰而来，上游往来游勇百十成群，冒张旗号，不服盘诘，偷抢之案，所在有多”。同一支军队的反差之巨大，可见一斑。

当“老勇”成为湘军的“基本盘”时，“以理学治军”的理念，自然就成为了镜花水月。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湘军，除了战斗力稍强之外，在其他方面已然与八旗军和绿营军没有了什么分别。因此在缺饷少食时，将领们“只能以利驱之”，致使屠城等暴行一再发生。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湘军和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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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使用老勇，纵容其劫掠乃至屠城，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激发一定的战斗力。但是，这种残暴的行为所滋生的负面效应，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抢掠与放纵，使军纪荡然，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意志。实际上，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即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

另外，分赃不均也加深了湘军将领内部的矛盾。如曾国荃为利益争夺，先后与彭玉麟等湘军将领产生了矛盾。以彭玉麟为例，他甚至要求曾国藩要“大义灭亲”，诛杀曾国荃。一言概之，曾国藩组建“仁义之师”的“理想”，彻底沦为了空谈。

因此，湘军在占领天京后，曾国藩立刻“奏撤湘军”的举措，除了有打消清廷猜忌的考量之外，也和湘军内部滋生的种种混乱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何况，此时的湘军，变得越来越难驾驭，已经成为了清廷眼中的“重大隐患”。由此可见，曾国藩的选择，是极为理性且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