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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七年(3)盟向移民

 有物书斋 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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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5年的下半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没有记载。

唯独《左传》有记载: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
可见《左传》选材的标准和其他两传有所不同。

前面的文章我们说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出生就带着“教化读书人”的使命,带着霸道总裁的气质,而《左传》则是在先说清楚事情的基础上再进行褒贬。

使命不同导致选材不同,选材不同导致风格不同,风格不同导致读者不同。

这就像我写《读左传》,正儿八经的标题,加上正儿九经的内容,阅读量永远都是几十个到百十个。但如果改写成腾讯新闻体,比如《鲁王回寝宫,看到王后床上不堪一幕》,《齐王向郑太子忽提亲,太子忽说出一番话,齐王当场愣住》等标题,阅读量肯定上升。

但这样的文章看着一时爽,过后也不想,二三十年后,扔进垃圾场。

这与我写文章的初衷不符,所以偶尔骚气一下可以,持续骚气就成冒傻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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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现在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南部。
“向”,在今河南济源市南,另一向国,姜姓,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境,有说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西南,包括临沂部分,临沭部分。

这两个城邑为什么都要向郑国主动求和呢?因为这两处城邑都在隐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12年“周郑易田”的名单上。

“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chī  )、樊、隰(xí)郕(chéng)、欑(cuán)茅、向、盟、州、陉(xíng)、隤(tuí)、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左传·隐公十一年》
周天子也就是周桓王,跟诸侯国郑国商量,拿周天子的下属,司寇苏忿生的十二个城邑,换取了郑国的四个城邑:邬、刘、蒍(wěi)、邘(yú)。郑庄公同意了。

司寇是六卿之一,是王国内负责司法和纠察的最高长官。孔子就做过鲁国的司寇。

但苏忿生又是谁呢?此人大有来头。


苏忿生是己姓。在周公做的《尚书·立政》篇中,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司寇苏公规定要认真的处理刑讼案件,使我们的王国长治久安。现在规定慎之又慎,依据常例,使用中罚。)

让周公都称赞的人,可见其地位不一般。实际上,苏忿生在周灭商以及西周初年,与周公、召公是齐名的,人们尊称为“苏公”。因为灭商的过程中功劳很大,又因为明察秋毫,在周国内威望很高,国人称他为“苏子”。所以周天子在现在黄河的几字形右拐弯的地方,划了十二个城邑给他建立了苏国,是全球苏姓的祖先,后世尊苏忿生为狱神。


因为苏国的国都在温,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温县附近,所以苏国又叫温国。苏国的国君是苏子,所以温国又叫苏子国。你看,名人建国,连国名都可以有三个。

更为神奇的是,温县当地流传的传说中,苏忿生是苏妲己的弟弟,在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因父亲苏护和哥哥苏全忠都被纣王杀害,愤而投周,并且在周灭商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当然,还有传说,说《封神演义》中性如烈火的冀州侯苏护,原型就是苏忿生。到底谁是谁,民间传说向来说不清楚,只博读者一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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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温国一共就十二个城邑,一下子都换给了郑国,等于温国实际上灭国了。周天子难道连灭商功臣,自家的司寇都不管了吗?

确实不管了。据《左传》的注解说:“苏氏叛王,十二邑不为王所有”。由注解来看,是苏忿生背叛了周桓王,因此周桓王干脆把温国送给了郑国,任由郑国讨伐,作为交换,还从郑国拿到四个城邑。这一手乾坤大挪移玩的是溜溜的。

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怕也不见得。《左传》的注解说,“为桓五年(前707年)从王伐郑张本”。就是说,这个事情为温国后来在桓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707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那个事件,提前打埋伏。周郑之战那一仗我们之前用大篇幅讲过,周桓王被郑国用鱼丽之阵打败,还被射中一箭。

既然已经背叛了周天子,为什么还跟周天子一起去讨伐郑国呢?我认为,《左传》的注解有时候会犯“由果推因”的问题。就是用现在的情境去推测一件事情形成的原因,这种方法大概率是对的,但偶尔也会有偏差。

当然,没有一种方法是百发百中的,任何方法都有例外。

我推想,周王室和温国交恶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 一个是内因:两国应该平时有一些龃龉,主要原因在温国与周王室接壤,必然会在边界上产生一些小的纠纷,比如今天你堵了我的水源,明天我割了你的麦子之类的。虽然苏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不错,但那都是上一个朝代的事情,祖先在战斗中解下的情谊,八世之后,比纸还薄。但这并不足以导致周王室和温国形成灭国之仇。


  • 另一个是外因:郑国自从跟随周平王东迁,在新郑建国以后,一直在不停的扩张,灭掉了周边的郐(kuai)和虢(guo)等国家,温国与郑国接壤,平时必然会受到郑国的压迫。根据“你欺负我,我让老大收拾你”的诸侯国斗争规则,温国必然是在周王室多次投诉过郑国。但周王室东迁洛邑以后,国力下降,权力下降,对日益壮大的郑国无能为力,这也导致温国对周王室的失望。


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温国对周王室离心离德,有脱离周王室管控的倾向。这时候,周王室也受到了郑国的压迫,干脆来个合纵连横,把想闹腾的温国送给郑国。

这一招非常狠辣,不但打压了蠢蠢欲动的其他诸侯国,告诉他们:看到没,再闹就把你们送给郑国,让郑国人占领你们的国家。其他的小诸侯国本来就战战兢兢,军事上不能与郑国抗衡,只剩下周天子这杆大旗能靠一下了。这一下,马上就安静了。

其次又挑动了郑国和温国的战争。温国是个独立的诸侯国,虽然在名义上被周王室送给了郑国,但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郑国虽然得到了一块名义上的土地,但无法进行有效统治,温国人动不动来个保卫边境,郑国就得消耗本来就紧张的军事力量。这对强敌环伺的郑国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周天子用“交换”的名义,还能从郑国那里换到四个城邑。拿十二个换四个,从数量上看,周天子非常大气,但从实际上看,给郑国的十二个城邑,郑国很难吃得下,而郑国给周天子的四个城邑,距离周王畿之地非常近,周天子一口就吞下了。

最后周天子打压了温国,震慑了其他诸侯国,挑起了郑温两国的战争,自己又得了四个城邑。如果说苏秦张仪是战国的纵横家,周桓王就是春秋的纵横家。

也因为有这个手段,所以周天子可以在“周郑易田”的五年之后,纠集起多个诸侯国联军,浩浩荡荡的杀向郑国。如果周郑之战的结果是周天子胜利的话,那么历史肯定改写了。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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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中,左丘明继续说“君子因此而知道桓王会失去郑国了,认为'按照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就拿来送给别人。别人不再来朝见,不也应该吗’?”

这么说就有点迂腐了,在春秋时代,小孩子才按照“礼”去办事,大人都是看利益的。国与国之间,第一衡量的要素当然是利益。郑国崛起,郑庄公作为权臣,慢慢的想制天子以令诸侯,周天子奋起反抗,是很正常的。这时候再顾忌什么礼仪,就会像宋襄公一样,被“仁义”所累。


现在时间到了公元前705年,夏天,属于温国的两个城邑“盟”和”向”主动求和于郑国。

为什么要主动求和呢?既然温国十二城邑都“交换”给了郑国,那郑国去接收就可以了,为什么还会出现“求和”的字眼呢?这其实侧面印证周天子的计策成功,温国不愿意窝囊的亡国,一直在抵抗郑国。但两国国力相差太远,抵抗了7年,终于扛不住了,所以向郑国求和。

但是不久,这两个城邑就背盟了。背盟这个词就意味着两国曾经求和成功了。这时候郑国已成中原小霸王,连孤军深入去齐国违和都能把野蛮人打得满地找牙,郑庄公志得意满,哪能容许公开的背叛。

所以,秋天,“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

从《左传》的行文习惯上来说,这支部队规模不大,也侧面说明,盟和向这两座城邑的抵抗力量已经在7年抗战中被消耗殆尽了。

这时候,周天子如及时雨一般出现,“王迁盟、向之民于郏”“郏”是郏鄏,也叫成周,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郑庄公、齐僖公、卫宣公出兵讨伐盟、向,结果得到了两座空城。那时候人口稀少,人力就是生产力,只得到了地,没得到人,没得一点用处。

此举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测,周桓王并不是真的想把温国十二城邑交给郑国,而是合纵连横之举。现在看到盟、向两个城邑的人民撑不住了,就赶紧把他们迁走了。

那么盟、向二城邑的人民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周桓王求助,而是先去向郑国求和呢?嗯,如果你被人卖了,你会不会再回头去寻求他的帮助呢?

在盟、向二城邑的人心中,他们是被周王室抛弃的人,因为迫不得已,只能投降郑国。谁知道刚签完合同,周王室就告诉他们,其实周王室一直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可以整体移民到首都,拿首都户口,分房分地,分配工作,他们当然喜出望外。跟郑国签了合同?谁签的,什么时候签的?签了吗?

可想而知,带着这种心情到首都定居的人,对周王室的忠心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呢?

春秋啊,真是个个都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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