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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讲讲大学语文的“名实”问题，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找不到形式逻辑中的对应公式，因为它已溢出形式逻辑，进入辩证逻辑的范畴了。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冯契认为，中国人的辩证逻辑思维正是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 形式逻辑是研究静止事物的，所以排斥矛盾；辩证逻辑着眼事物的发展运动，研究矛盾的对立统一。大学语文的“名”和“实”，正是这样一对运动着的矛盾。大学语文的“实”很清楚，它是大学里的一门公共基础课，但是它的“名”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1902年的“壬寅学制”中，它叫“词章”，当时的语文教育受桐城派影响很大（有管学大臣跪请桐城派领袖前来主持大学教育的故事），这个“词章”可能是从桐城派的“义理词章考据”来的。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改称“中国文学”，是“文章之学”的意思，还是和“词章”差不多的意思。这个名称容易和文科大学的“中国文学”相混，所以到了1912年“壬子学制”，便改称“国文”，在大学就是“大学国文”。其后由于这门课逐渐集中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所以又叫“大一国文”。但是也有不少高校非常重视这门课，不但大一开，大二甚至大三大四也开设，所以又有“普通国文”“基本国文”之称并存，也有泛称“大学国文”的。1949年以后逐渐取消了这门课，到1979年重开时，与中小学语文课名称相应，就叫“大学语文”。——梳理一百多年历史，这门课名称虽然不断变化，但是实质并没有变，仍是大学里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所以在“大学语文”的“名实之辩”中，“实”始终才是主要矛盾方面。 但是人们往往弄错矛盾主次关系，过于循名责实，做出不正确的判断。1940年，叶圣陶先生发表文章，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1938年才有的，或许他强调的是“普遍添设”（这一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表，规定大学一年级必修国文），但是这篇文章的效果，就是让人觉得大学国文是1938年才有的。后来又有钱理群等人说大学国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他们推测说新文化运动打倒了文言文，又来不及建设白话文，中学生国文水平出现低落，所以要在大学补课——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也没有拿出史料，只是推测。近年又有南开学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国文课程的确立应该是在1929年，此前只有“大学预科国文”。但是“大学预科”就是大学，假如说不是大学，那么中国最早的京师大学堂都不是大学，因为直到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为止，京师大学堂还没有毕业过一届本科学生。最后，甚至于还有人说大学语文是1979年才有的，因为1979年大陆高校重开这门课时才叫这个名称——这当然更是望文生义了。 总之，这都是过于看重“名分”，把大学语文之“名”当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懂得“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按照这样的思路，那么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建立，也是1949年，而不是1904年了。 今天人们仍然是对“名”的兴趣大于对“实”的研究。譬如有人说“大学语文”这个名不好，应该改成“大学国文”，或者“大学汉语”。他们不知道“大学语文”才是最好的一个名——好在哪里呢？好在强调了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体系，认识这一点可以省去很多争论。譬如大学语文要不要取消？回答：中小学语文取消，那么大学语文也取消；中小学语文不可取消，那么大学语文也不可取消。又譬如应该叫“大学语文”还是“大学国文”？回答：中小学叫国文大学也叫国文，中小学叫语文大学也叫语文。——大学语文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要多研究大学语文之“实”：现在一会儿说大学语文是“大学人文”，一会儿说大学语文是“大学文学”，最近又说大学语文是“通识教育”，弄得大学人文、大学文学、通识教育都跃跃欲试，想来取代大学语文，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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