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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语文课时多，年限长，不管定位上如何出问题，只要是以母语为教学语言，潜移默化，总能培养一些语文能力。大学语文则不然，一般只有一个学期十几次课，没有潜移默化的可能，所以必须定位准确，一课一得，学生学了大学语文课，能有十几个收获，也就可以算没有白学。所以大学语文的定位，不是想出个“人文性”“工具性”的口号，就一劳永逸地能够完成，而是每一次课都必须精心设计，根据不同的课文确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务使学生一次课有一次课的收获。 前几天我在兰州交大讲座，讲了《论语》“侍坐章”的五种讲法，这是讲座，实际课堂则应该是一课一得，最多不超过两种讲法。我提出五种讲法，主要是想说明大学语文不是不好讲，想不出来怎么讲，而是可以有多种讲法，供老师选择，教研组里的几个老师可以有几种讲法，同一个老师在不同学期面对不同专业学生也可以有不同讲法。 今天我再介绍一种方法，这是当年我给复旦大学教材编写的教参，课文题为《现代汉语再认识》，是韩少功的一篇讲演。韩少功讲演时候，是面向听众，肯定是很生动的，但是变成课文，在作者之外，再加上老师的讲解，这就好像是在讲演者和听众之间，横插了一个二传手，又好像我们常见的在会议发言之后，主持人还要用自己的话把发言者的意思再复述和概括一遍，好像讲演者讲得还不够明白，或者听众弱智，非要转述一遍才能理解，这样的主持者未免就遭致说者和听者两方面的讨厌。 好的主持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不讲课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课文作者和学生终究不是面对面，而是经过了文字转换，那么老师的作用就应该是督促学生认真读课文，就像主持人维持会场秩序，督促人们好好听，为达此目的，老师也可以适时提一些简单问题，目的不是为了显得比课文作者更高明，而是为了督促学生阅读课文，思考课文的意思。这听起来有点小儿科，实际上大学语文教学中（包括大学文科教学中）这个问题确实很大，就是学生不读原著，以听课代替阅读，这是必须想办法扭转的。 主持人的另一个作用，则重要得多了，那就是组织现场互动。一场好的讲演，必须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主讲人的讲演，第二个部分是听众提问，主讲人答问。大学语文课堂也应该这样，这是因为语文学习本来就有“听说读写”的全面目标，我一直认为，中小学生要能够回答问题，大学生要能够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是比回答问题更重要的语文能力。但是语文课堂上，听众和讲演者实际上并没有面对面，这个提问如何进行呢？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师就应该从“主持人”的角色转变成“讲演者”了，设想假如自己是讲演者，如何回答听众的问题。这就对老师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因为讲课可以照章宣读，答问你就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一点机智了。譬如李敖清华讲演，到了答问环节，第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李敖先生，首先我代表全体清华同学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李敖回答：“啊？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祖国呀！”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那个同学政治水平不够，李敖的回答非常得体。我们大学语文老师可能一时还做不到这样，那么在备课时就不但要想作为主持人的上半场怎么讲，还要想作为讲演者的下半场怎么应对，这就是预判，要预先设想学生会提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当然不可能完全猜对学生要提的问题，但是有预判总比没有预判要好，而且有经验的老师，经常和学生密切联系的老师，常常还真能猜对学生的问题。所以我对《现代汉语再认识》一课的设计，重点就是答问的预判与准备，我设想了下面这些问答—— 问：韩老师，您讲演的第一段标题是“走出弱势的汉语”，第二段标题是“创造优质的汉语”，那么您认为汉语到底是一种是弱势语言还是一种优势语言？谢谢。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能反映一些共性的想法。如今的学生往往有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这也许和大学校园里的辩论赛有关系：人性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互联网使人亲近还是使人疏远？科学与人文哪个更重要？应该先成家后立业还是先立业后成家？孙悟空猪八戒谁更适合做老公？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不会这么简单，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利弊相权的，这些辩论的题目，使辩论双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当然除了“孙悟空猪八戒谁更适合做老公”这个话题，我们是一夫一妻制，不能说两个都要。汉语也是如此，它既有弱势一面，也有优质一面，我们要克服弱势，发扬优质，我想这也是我今天讲演的基本主题。 问：韩老师，如果我没有听错，您在讲演中认为国家搞文字改革是对汉语的否定，就是要搞汉语拼音化和拉丁化，就是要废除方块字。但是我认为，简化汉字和废除方块字完全不是一回事。不知我是否误会您的意思？谢谢。 答：好，我可以用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最近的一段话来回答，他说：“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 潘文国的话有没有根据呢？我举几个例子。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他在文中武断的说：“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再一个例子，鲁迅也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第六卷160页）他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注：出自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一文，整段话是这样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也曾指示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说，汉字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所以虽然不能说文字改革就等于废除方块字，但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意识中，这确是在为实行拼音文字做准备。 （注：这一节罗嗦一点，而且演讲中不大会是注明出处的，这里都是为教师研究作备用的。同时，这是从韩少功的立场设想，作为我本人，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 问：韩老师，您说“中国队大胜美国队”和“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都是中国队胜了，这是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可是我们知道钱钟书《管锥编》开篇就讲“易一名而含三义”，“易”既有“变易”的意思，又有“不易”的意思，这正是汉语的精妙之处，对此您是否赞同？ （注：学生一般当然不会这么高明，能知道钱鍾书《管锥编》里的材料，但是复旦教材的上一课，恰恰就是选了钱鍾书的这篇文字。） 答：这和我的意思有点不同，“易一名而含三义”是讲我们传统汉语的精妙，是包含了辩证法的，不像黑格尔说的那样，只有他们德语才有辩证法，才懂得“扬弃”。但是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说，英语的语法体系不适用于汉语，目前我们的汉语研究还处于削足适履的状态。 问：韩老师，您说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都是语言垃圾，您这样说是否以偏概全？比如我们学校的网络论坛上，我们不少同学的博客上，都有很严肃的写作与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不排除我们大学生有严肃的写作，我是说整个社会存在这种现象，严肃的写作，好的语言，往往被淹没在这种语言垃圾之中，如果上网，我们就会发现，你想找的信息都淹没在网络垃圾里面，有句调侃的话语说：在网上，你永远可以检索到你所不想要的东西。所以百度、谷歌这些大型检索网站应运而生，成为最能赚钱的网络公司。 问：韩老师，为什么说“开开心心”是病句？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呀，难道大家都说错了？还有“好好”，虽然比较矫情，受了台湾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第一个“好”是表示程度的副词，第二个“好”是形容词，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冒昧地说，反倒是您的小说《爸爸爸》我觉得难以理解，多出的这个“爸”是什么词性呢？ 答：哦——这位同学又将了我一军。我说“好好”是说“好好开心”，第二个“好”不是形容词，两个“好”都是副词，两个副词叠加，总是不太正常吧，正如你不能说“很很开心”是吧？至于“爸爸爸”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那是丙崽说的，不是我说的，大家阅读文学作品，应该把作者说的话和作品人物说的话区分开来。 （注：这里回避了对“开开心心”的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还有“爸爸爸”的语法问题，我也不知道韩少功到底是怎么用的。） 问：韩老师，您刚才讲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您朋友读了一篇短文哭起来，这怎么就能证明他是文明时代的野蛮人呢？语言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我们都有过心中感动口不能说的经历，您对这位朋友的批评是否不够公平呢？ 答：当然，我们不能说谁一哭，他就成了野蛮人，文明人也有感情不能表达的时候，但那是指人的思想感情最微妙最激动的部分，“大音希声”，不是说连最普通的声音也发不出来，那样就真的成了《爸爸爸》里的丙崽，除了“爸爸”和“×妈妈”，别的什么也不会说，那就真的倒退为野蛮人了。所以我刚才强调，我的这个朋友，不仅是大哭的时候，而且是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事后也没有语言来反思，就是我们说的“失语症”，那不是成了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了吗？ 问：韩老师，非常幸运，我有机会向你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讲演中说，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请问，您有这个打算吗？您的《马桥词典》是不是这样一本书呢？谢谢。 答：当然不是啦，这本书应该由语言学家来写，而不是由文学家来写。 以上是我假设的听众提问和韩少功答问。备课时若做了这样的预判和准备，就能比较从容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假如学生不提问呢？那也没有白白准备，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本来要学生问的问题，变成自问自答，就是修辞学上的“设问”。还可以变成老师问学生引导学生来回答。总之课堂互动环节就从容得多了。实际上我们还往往低估学生的提问积极性和能力，这些年我在宁波上实验课，又到各地讲课，到了互动环节，有时当地老师会提示说，我们的学生很差的，不善于提问的，但是结果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和提问的水平往往出乎我们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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