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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午，首先听了下列老师的发言： 1. 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2. 包朗（新疆塔里木大学）：双回单法在民族学生《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3. 罗欣蓉（湖南农业大学）：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农业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设想 4. 高列过（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农林高校语言学科农学特色建设的构想 5. 佀同壮（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学语文“为人” ，大学语文“为己“ 6. 陆坤（贵州农业职业学院）：高职大学语文教学的“”三个对接”与两个“转变” 7. 彭庭松（浙江农林大学）：大学写作在浙农林大的实践与思考 我的点评： 因为时间限制，我不一个一个点评了，我概括为四个方面内容，集中讲一讲。 第一个内容，本次会议的主题“新农科建设”，昨天会议中我两次留言，提示“要围绕新农科建设”这个主题。今天的发言就非常好，都能围绕这一主题，譬如田恩铭教授介绍的“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罗欣蓉提出的“大学语文要体现涉农性”，高列过提出的“农业典籍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等等。大学语文研究一定要有这样的主题。为什么呢？这是由现代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引进现代分科教育，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一点一点分离出去独立成科，最后所有内容都独立出去了，语文课还剩下什么内容呢？没有了，按照逻辑推论，这门课可以取消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取消？当时现代学制的制定者，后来的教育研究者，都认为这门课不能取消，必须要有这样一门课，因为独立出去的那些课，仍然需要语言文字的工具，要有这样一门课来做工具，来进行语言文字的形式训练。所以我给语文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并为所有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现在我们都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怎样统一呢？我发现大家都是在语文课内部做文章，讲一点思想内容，就是“人文性”，再讲一点字词句章，就是“工具性”，两方面都讲到了，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把这个当成语文学科自洽的、自娱自乐的命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语文工具性是一个跨学科的命题，是语文课要为其他学科提供工具，所以“工具性”“人文性”一定是涉及两个以上的学科，一个是语文学科，一个是其他学科，语文如何为其他学科服务。所以“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命题也是不完整的，语文不但要为人文学科服务，还要为自然科学学科服务，所以“工具性”不但要和“人文性”统一，还要和“科学性”统一。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有过一个《大学语文》出版前言，说：“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这里提出了10个主要专业，那么大学语文研究就要这样一个一个研究，如何为文科服务？如何为理科服务？如何为工科服务？如何为农科服务……把这10个专业都研究完了，最后菜可能找出它们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什么共同的需求，这才可能真正搞清楚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标，才可能编出合格的大学语文教材。所以第一点，我认为今天大家能围绕“新农科建设”这一主题讨论，这个方向是对的。 第二点，大学语文除了要为其他学科服务，还要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贵州农业职业学院的陆坤提出高职大学语文要“对接专业，对接职场，对接生活”；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佀同壮的发言，说中学语文“为人” ，大学语文“为己“。这是借用了《论语》里的话。“为己之学”是要高于“为人之学”的，应试教育是“为人之学”，为别人而学习的，学习动机很狭窄，大学语文已经摆脱应试教育，应该成为“为己之学”，就是大学生要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大学语文课是大多数学生最后的语文课堂学习机会了，我们要在这门课里为他们提供这样的训练。所以一些学校重视应用写作课，一些大学语文教材里也有应用写作方面的内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大学毕业生不但要面对职业，还要面对人生，这样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教给他们怎样阅读文学作品，为他们提供“一生的读书计划”。西方的人文主义者白璧德说：“只有绝少数的人能够从哲学学习人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文学作品学习人生的。”所以我给语文学科下的定义是这样的：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学习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第三点，关于“文以载道”和“课程思政”。譬如罗欣蓉提出“大学语文要携手课程思政”，佀同壮介绍了他们的“课程思政示范课”，别的发言人也有提到“文以载道”。我认为语文课天然就是“课程思政”的，从前讲“文以载道”，我把这个成语改动一个字，变成“文已载道”——既然“文以载道”，那么就是“文已载道”。既然“文已载道”，那么讲文就是讲道，关键是编好教材，课文要选思想性强的，人文性强的，符合大道的。然后老师讲课文，就是课程思政，因为教材是“文已载道”。假如非要文外论道，非如此便不足以讲清文中之道，那说明这篇课文“载道”载得不好，要换掉，我们的教材一般都留有余地的，老师们最多能讲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可以选择性地讲。假如连二分之一、三分之一都选不出来，那说明这个教材不好，要换掉。 另外还要注意，“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区别，“思政课程”是专门的课，以前我们说语文课不要上成政治课，今天仍然要说语文课不要上成“思政课程”，你上成了政治课，上成思政课，那思政课老师还干什么？高校里是不能重复开课的，你与人家重复就会被取消。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大学语文要上成“课程思政”，而不是“思政课程”。大学语文如何上成“课程思政”？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前面我们说过“文已载道”，你不提出“课程思政”，我们也是要“文已载道”的。 第四点，关于“沟通与写作”。这个本来是明天会议的议题，因为浙江农林大学的彭庭松老师明天有事，所以提前到今天了，这就让我们今天得到了额外的学习。彭老师介绍了他们学校正在推进的“沟通与写作”课。这门课是清华大学在2018年率先推出的，计划到2020年全面铺开。写作本来是大学语文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大班上课，大学语文教师任务过重，往往就挤掉了写作，现在很多学校的大学语文课实际上都变成课堂讲授为主的课。所以我以为“沟通与写作”实际上也是倒逼大学语文课回归“初心”，你如果没有写作内容，就要另开写作课，取消大学语文课。至于这个“倒逼”，是倒逼谁呢？当然倒逼我们老师，大学语文课一定要有写作教学。但是现在大学语文课普遍都是大班上课，老师工作量大，刚才还听说有学校三个老师要承担两千学生的课，那么再要做作文，批作文，就太累了。王步高老师在清华教大学语文是很认真的，他的学生一次作业有20多万字，都要批改，最后他累死了。所以我觉得“沟通与写作”实际上也是倒逼学校，学校排课要遵循教育规律，不能做到清华大学那样15名学生的小班化教学，也可以学学浙江农林大学35人那样的规模，最起码也应该是自然的行政班，不能搞上百人几百人的大班上课。清华的“沟通与写作”我还是有怀疑的，他们每年的新生有3000至3500人，15个学生一个班，起码就要200个班，2018年他们试开这门课，是14个老师开了10个班，现在他们也只有25名专职教师，所以我很怀疑。不过我进一步研究，又觉得他们的“沟通与写作”实际上是把通识课装进写作课的框架，对各类通识教育选修课都提出写作的要求，这样说来，就是有可能的，通识教育本来就是全校性的课。其他学校能不能做到呢？我觉得也能的，标准放低一点而已，他们是把通识课放进写作的框架，按写作训练的严格步骤来上通识课，我们可以把写作放进通识课的框架，就是在通识课里提出写作的要求，哪怕只是结课时做一次作文，也算是有了沟通写作的内容。至于沟通写作会不会取代大学语文课？我是比较乐观的，相信单纯的写作搞到后来，会发现没有大量的阅读不行；增加了阅读，又会发现如今的社会有大量需要听说能力的沟通，那么最后还是要回到“听说读写”的大学语文课来。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彭庭松老师和毕耕老师都是到清华取经学习过的，最后还希望能听他们多多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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