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考证我国最早的金属管型火器出现于元代。1970年，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元代铜火铳可谓是我国最早的铜铳实物。明朝初期所用火器一部分传承自元朝，另一部分则是洪武初年所造，但其形制并无多大变化。洪武以后，因社会生产力及冶炼铸造技术的提高，火器制作技艺有所提高，火铳由粗短型向细长型演化。火炮亦由早期的粗短小炮过渡到之后的将军炮。明朝的火器制造由朝廷控制，明太祖分别设立军器局（洪武十三年）和兵仗局（洪武末年）用于兵器的监管。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火器的生产由专门的部门监管负责并批量生产，相对于蒙元时期火器的零星生产是一项巨大的进步。洪武年间对于火器的制造管理较为严格， 凡铸造火器，需要镌刻卫所，编号，铳名，重量，制造年月和机构，以及建造人和工匠姓名。而自明成祖后，因火器制造和使用数量的增多，大多数铭文只记字号，编号与年号。 明代出土火铳，火炮实物较多，其材质铜铁皆有。镇江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洪武年间铜铳由前膛，药室与尾銎三部分组成。尾銎呈喇叭形，后部可与木柄相连接。有些铜铳装有把手，但装把手的铜铳数量较少。研究人员将无把火铳归为“无敌手铳”，而有把者则命名为“手把铜铁铳”。永乐手铳则是定型于永乐七年（1409）的单兵火铳，其基本构成与洪武年间手铳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前膛从药室到铳口逐渐收细，呈现锥形，总体外形比之洪武火铳更为细长。永乐火铳的火药槽上有一火门盖，用于保持药室内的火药干燥洁净，比之前代是一种进步。永乐中型火铳的外形构造与手铳差别不大，但前膛较粗，呈直筒状，重量可超过8公斤。中型铳的尾銎亦可与木柄相连，但因过于沉重，因此推测中型铳应该更适合安放在炮架或炮车上使用。据《明史》所载：“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永乐火铳多装填散弹，装填费时，发射速度也较慢。 （洪武年间制无敌手铳和手把铜铁铳） （正统元年天字手铳及永乐十三年英字中型铳，中型铳总长43.5厘米，内径5.1厘米，重8300克） 鸟铳原非中国所有，其传入我国的途径史籍所载不明，据抗倭名将戚继光将军记载鸟铳得自于倭寇。另一说则认为鸟铳自西番传入。据研究人员推测，鸟铳始于西洋无疑，其先由西洋传入明朝时活跃于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的贸易及海盗走私集团。一批西洋鸟铳经此路径传入我国，另一批则经由明朝人及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经日本工匠模仿，改造后再回流入我国，两者在外形上略有不同，《神器谱》记载：“西洋番鸟铳较倭鸟铳稍长”。鸟铳与明朝本土“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铳上有准星，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虽然鸟铳的射速，威力和准头远超当时广泛装备于北军，但却“成造本拙，工尤粗恶......不堪击敌......图为虚器”的快枪。但大多数北军将士仍固执的沿用做工粗糙，效率低下的快枪和三眼铳。 明初火炮出土实物较为原始，粗陋，其基本型制为管型环箍结构。有些火炮为凸腹式，即药室部分隆起，有些则为厚尾式，即口尾加厚，但没有隆起的药室。用于加固炮身的铁箍有窄有宽，数量从一箍至七八箍不等。口径从3.5厘米至7厘米不等，大者重量可达87公斤，而身管较长的火炮长约108厘米。部分火炮铸有炮耳，方便固定火炮和调节俯仰角度。还有口径较大的大口铁炮，口径10厘米，炮口呈碗状，炮身同样有环箍加固。贵州出土的洪武十一年碗口炮长31.8厘米，头大尾小，实重十六斤七两，炮身上刻有铭文。此外，洪武年间也有口径和重量极大的臼炮出土，这些臼炮即有铁铸，也有铜铸，重可达200公斤以上。该类火炮体形粗短，口径大，洪武年间的部分大型臼炮带有独特的双炮耳。洪武十年制造的几门铸铁大炮内径21-21.5厘米，炮长98-100厘米，倍径比4.56-4.76，重达445.9公斤。 至明中期时冶炼制造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火器生产水平比之明初有一定的进步。著名的大将军炮应为明朝人自主生产的威力最强的大型火炮。大将军长可达1.5米左右，重约600斤，口径10-11厘米。可以装药38两，并发射7, 8斤重的大铅子一枚或数百枚小炮子。将军炮炮身铸有多个加强箍，部分将军炮铸有炮耳，与欧洲火炮相比，将军炮炮耳的位置比较靠后，仅位于药室前方一点的位置。虽然是弹道平直的火炮，但炮身较短，难以充分发挥火药的爆炸威力。大将军炮的加强型“大神铳”，重可达1000斤，除了尺寸上的差异外，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明代大将军炮） 明朝自产火器种类较为繁杂，大小形制不一，命名也五花八门。虽然有些火器的命名极为唬人，甚至带着一股浓浓的武侠风（如飞云霹雳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等），但总体来看火器的制造较为粗糙。并且因为缺乏科学性的实验基础，明朝自产火器大都难堪大用，使用效果并不算理想。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解释火药和火器的应用原理时，普遍套用传统的君臣佐使及阴阳五行理论。这种解释不仅显得极为牵强，同时也表现出了较多的迷信色彩和神秘性。在经历了开国初期的一系列战事之后，明朝统治者对于火器的研发和使用也趋向于保守，认为火器乃“国家所重......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来自最高层的阻力又限制了地方上对于新式火器的研发和应用，至此明朝火器的发展趋于停滞，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6世纪初期。 （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明朝火器） 真正为明朝火器的发展和运用带来突破性变革的则是自16世纪以来各式欧式火炮的传入。佛郎机即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重要火器，并在明代火器的发展和应用方面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7世纪才被威力更强，射程更远的红夷炮取代。14世纪的欧洲火炮多是由铁匠锻打而成，以锻铁制造的炮管是两头开放式的，因此需要另外锻打子铳来封闭炮管的尾端。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中前期由欧洲工匠们制造的锻铁射石炮一度达到了极为惊人的尺寸。1424年，英格兰人遗留在圣米歇尔山的锻铁后装射石炮重5.5吨，仅仅一个子铳就长达3英尺（0.91米）。大型后装炮的子铳过于巨大笨重，这并不利于提高火炮的射速。此外子母铳分离的特性导致火炮整体结构不够紧密，火炮即难以承受较高的膛压，也无法充分发挥火药的效率，因此威力和射程都大打折扣，而颗粒火药的使用则进一步加速了大型后装炮被淘汰的进程。 与之相反的则是被称为回旋炮的可由单人操作的一类反人员小炮，这类小炮可以安装在旋转支架上，因此转向灵活，射角宽广。虽然射程和威力有限，但其子铳小巧轻便，不但射速快而且便于操作，是相当不错的小型辅助火炮。此类小炮早先大多为锻铁所制，之后逐渐被身管更平直，结构更紧凑的铜铸回旋炮所取代。欧洲各国（包括奥斯曼土耳其）所造回旋炮种类极多，长短粗细各不相同，大者可以发射数磅重的石弹或铁弹，虽然威力不足以破坏船体结构，但却是杀伤人员的利器。佛郎机于正德年间传入我国，据明朝官员记载 “（佛郎机）铳有管 ,长四五尺 ,其腹稍大 ,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 ,放入铳腹内 ,药发则子从管中出 ,甚迅。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 , 以便轮放。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佛郎机炮子铳轮流施放，射速较中国传统火器更快， 并且前有准星后有照门，射击精度也更高。佛郎机的传入引起了明朝军事家们的关注，时人谓之“火器莫利于佛郎机”，朝廷于嘉靖年间（1523）开始大规模仿制佛郎机。戚继光将军赞其为“天下通有之利器”，不但在军中大规模推广，他还将传统的将军炮与佛郎机相结合制成无敌大将军炮。该炮每门配备子炮三门，连子炮共重一千五十斤，即可发射数百枚小炮子也可发射大炮子。虽然不利于野战却是深受明军依仗的守城利器。此炮“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罔有不惧而退者”。此外，也有小型化的本土佛郎机产物，如马上佛郎机，百出先锋炮，万胜佛郎机等。明朝自产佛郎机小者重五，六公斤，大者重逾千斤，是此后百余年间在明军装备中占据最主导地位的重要火炮。 (明朝人所绘佛郎机） 关于发熕最早的图文介绍出自《筹海图编》（1562），史载发熕“约重五百斤，用铅子一百个，每个约重四斤……石弹如小斗大”。早在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仿制，使用这种火炮，发熕是明军水战或守城时所使用的主力火炮之一。在红夷炮传入之前，发熕一直是明朝火炮第一把交椅，所谓“势大力雄，无如发熕”，“火器之大者，莫如发熕”。发熕由前膛，药室和铳尾三部分组成。前膛有两道加强箍，中部药室膨大，隆起，两侧有炮耳。铳尾呈锥形，带一圆环。膨大的药室应该是为了保证能够承受火药爆炸时产生的高膛压而有意加厚的，这是明朝早期火器的常见特征。铳口部的兽头吞口浮雕则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火炮的重要特征。同时代的兽吞口及炮身上的大面积浮雕纹饰不仅见于16世纪的印度产火炮，南欧的西班牙及北欧的瑞典亦出产此类雕饰精美并装饰有兽头吞口的大炮。中西火炮所具备的两种特性同时在发熕上得到体现，因此推断发熕当为中西结合之产物。 明朝人所造发熕为前膛装填火炮，初用铜铸，因铜较为昂贵，又转而使用生铁铸造，但铸铁炮“薄则易炸，厚则重至千余斤,无所用之”，而铜铸或熟铁锻制的大炮则“重至三五百斤而止，放之不炸”。由此可见间，明军常用发熕重300-500明斤，再大者则过于笨重，装备不多。城防，海防大发熕体量要远大于水战发熕，威远城所用“铁发熕五千觔四座”当为不需要移动的永久性火力输出大炮。五千明斤约重6580磅，约相当于16世纪英格兰产50-60磅加农炮（6000-7000磅）的重量。根据明朝人对于之后传入的红夷炮的态度来推断，五千斤发熕的威力与性能自然远不能同等重量的加农炮或寇菲林长炮相提并论。长城博物馆现藏一门崇祯元年（1628）年所造铁芯“铜发熕”，口径7厘米，全长170厘米（铳口至火门长141厘米，倍径18），重420公斤（926磅）。该炮发射两斤重（约2.6磅）铅子一个或“再添一斤铅子亦可”，这一使用方法倒是符合明军把火炮当大喷子用的习惯。此炮口径约相当于16世纪英格兰产半猎隼炮，重量略轻（4.5磅半猎隼炮约重1000磅），长度比之半猎隼炮要短29厘米，发射的炮子重量也比后者要轻些（2.6-3.95磅）。此发熕火门处管壁厚度推断为8.8厘米，略低于16世纪西班牙纯铸铁炮的标准（口径7.8厘米，火门处管壁厚度9.75厘米）。此炮虽名为发熕，但并非传统的大腹式发熕，而是前细后粗略呈锥型的红夷炮型制，属于当时所铸造的新式头号发熕炮，其特征与明末所仿红夷炮并无二致。 （传统的大腹兽头吞口式铜发熕，炮身遍饰纹饰，此类特征不见于传统火炮，应为中西结合之产物） 在红夷炮传入之前，另有一支来自南洋一带的大型火炮传入我国。有关于这类火炮来源的资料极为稀少，其传入可能是通过贸易途径或通过在吕宋炮厂务工的华工。吕宋大炮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戎政尚书黄克缵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人辈至京，同泰甯侯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黄克缵招募的福建工匠所造大炮即是此处所指的“吕宋大铜炮”。不过这批工匠在西班牙人的炮厂中所担任的只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显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也没有掌握解欧洲人铸造火炮的关键技术。因此，这些工匠们所铸的大炮很是粗糙，外型呈直不隆咚的大烟囱状。虽然黄克缵自夸：“一位重三千余斤……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如此牛鼻的毁天灭地炮都灭不了建奴，可见老奴有高达）”，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甚至有多门火炮直接炸膛，辽东经略熊廷弼忍无可忍直接抨击黄克缵所造火炮“重千斤一位者遂炸碎无存……张名世亦以所造灭虏炮重两百余斤者……声更猛，更远……无不人人笑铜炮无用”。由此可见这批吕宋铜炮空有大炮之名却无大炮之实，威力和品质连200多斤的自产小炮都不如，而铜炮之坚固耐用竟然不如当时的铁炮也实在是一大笑话， 纯属挂羊头卖狗肉的西贝货。 17世纪20年代，辽东战局恶化。明军自造各类火炮威力有限，铸造不精，且释放无法，难以抵挡满洲人的凌厉攻势。有鉴于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力主购置西洋大炮来对抗后金，并于泰昌元年购得4门大炮。这批大炮最初来源于南方沿海的欧洲沉船，是当时西洋武装商船所搭载的大炮，其型制有别于中国传统火炮。其铸造“不以尺寸为则，只依铳口径为则”，即炮管壁的厚度以大炮的口径做为参照比例来铸造。炮尾部管壁最厚，至炮口处逐渐变薄，整个炮身呈现前细后粗的锥形。因欧洲火炮普遍装填威力大的颗粒火药，因此又在炮身各处加箍以增强火炮的整体强度。有学者认为舰载火炮长度缩短的趋势自西班牙无敌舰队始，32倍径的陆军用寇菲林身管缩短至18倍径，呈现杂种化。这一现象在英国军舰所搭载的火炮上也有所体现：海上君权号所搭载的各式火炮即带有 “drake”这一后缀，表明这些火炮的身管较标准形式为短。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舰载火炮与陆上火炮差别不大。 天启六年，红夷炮在辽东前线大显神威，重创后金军，“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自此之后，明军“凭坚城以用大炮”，屡搓后金。不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继任的皇太极都曾吃过红夷炮的亏，所以满洲人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式大炮。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部携十数门红夷炮投降满洲，无疑是对明朝的极大打击。此后，双方在关外的火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满清屡屡以红夷炮轰击明军要塞，所装备的大炮数量甚至达到数十门之多。1639年，满清攻松山，两日打进城中炮子600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满洲人火炮技术进步之快令明军颇为震惊，被视为蛮夷的满洲人对于红夷炮这种新式火炮反倒表现出了比明朝人更为开放的态度，并在短短数年间扭转了双方之间的差距。 明军除购置红夷炮外，亦尝试仿造红夷炮。但明廷上下普遍对洋人抱有怀疑，排斥的心态，并屡次拒绝葡萄牙炮匠，炮手入京。因此明军自造火炮进展缓慢，而迫于战争形势又不得不求助于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虽非受过专业训练的炮匠，但他所能接触到的西方第一手的资料知识显然是当时的明朝士大夫们所接触不到的。汤若望奉旨于京城设立炮厂，至明亡前汤氏共督造红夷炮520门。至于明军仿造的红夷炮则质量大小不一，从500斤至5000余斤（明斤）皆有。如天启四年所仿大炮长313厘米，重3100公斤（6834磅），口径14.50厘米，倍径21.6。此炮口径略小于17世纪英制27磅半加农（15.2厘米），在身长略短的情况下（27磅半加农约335厘米长），重量却远大于后者（6834磅：3860~4000磅）。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明军习惯铸铁炮，而英军多铸铜炮所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明军所铸火炮炸膛较多，因此不得不加厚炮管，或所铸大炮管壁厚度未按比例科学铸造，导致用铁过多，大炮过重。而至于那些铭重7000斤，口径却只有10厘米的大炮，实在是身巨口小的怪物，不仅没能提高火力还白白浪费了机动性，在此不做过多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