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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汉诗的“非人情”和“哀怜” 撰文/徐波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的大文豪，其创作有大量小说，包括《我是猫》、《伦敦塔》、《哥儿们》、《草枕》、《从那以后》、《门》《过了春分时节》、《心》、《路边草》、《明暗》等，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夏目漱石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在汉语文上有童子功，具有极高的水平，在他写于1889年的汉文《木屑录》一开篇就说：“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旬而始成，或嘬嗟冲口而发，自觉澹然有朴气。”因此，他一生除了大量小说创作外，也写了不少汉诗。 夏目漱石从少年 17 岁开始到50 岁辞世为止，留下了260 首汉诗。按照夏目漱石的汉诗研究者统计和分类，260 首汉诗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 17 岁到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时期，写作 51 首；第二是东京大学毕业先后在爱媛松山中学和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授英语时期，共 24 首；第三是在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修善寺大病休养时期的17 首；第四是为自己的画作和他人画作“题赞”时期，共 39 首；第五是撰写小说《明暗》时期，即辞世之前写的129 首。他创作的汉诗数量不少，其中以近体诗为大宗。他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汉诗写作，除了有汉语功夫外，更与他的人生观和美学追求有关。这在他发表于1906年的中篇小说《草枕》中有集中表现。 小说《草枕》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一位习西洋画的青年人，带着写生本和画箱，逃离都市的喧嚣，到山里去追求超脱世俗的“非人情”世界，去寻找创作灵感。一路上吟诗品画，最后投宿于一家温泉旅馆，遇见了“那个在花下使我吃惊、在梦幻中使我吃惊、身着长袖和服使我吃惊、在浴室里使我吃惊”的志保田家的那美姑娘。于是青年画家在“非人情”的山中，有了更多的“非人情”的经历，其中穿插许多的艺术论和美学观的独白。青年画家在山中的生活超凡脱俗，但还是找不到创作灵感，最后还是在与那美姑娘一道下山送一位青年上战场时，得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近乎神的意境，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创作！ 夏目漱石的《草枕》写得唯美，不过情节一点儿不出我意料，因为我熟悉刘鹗的《老残游记》。想当年我准备去山东大学读研究生，去之前自然要做一番功课，找了不少关于山东方方面面的书籍来阅读，其中就有《老残游记》。我读过刘鹗这本小说，还没去济南就被那里风景人情给迷住了，什么家家泉水，户户垂柳，大明湖畔还有说唱“梨花大鼓”的黑妞和白妞。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申子平在桃花山中因贪看雪景，误了时辰，月下遭遇猛虎，脱险后遂在山坡下敲门投宿，结果与谈吐非凡，举止大方的玙姑相遇。玙姑使子平惊异：“这女子人耶？鬼耶？仙耶？魅耶？”。《草枕》中那美姑娘的出场也同样神奇，使青年画家吟出了“狐狸化美女，春夜月溶溶”的诗句，而且那美姑娘还如同玙姑一样机锋敏捷。夏目漱石熟悉汉文古籍，不知道是否也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小说呢？刘鹗是1857年生人，要比夏目漱石年长10岁，不过这两本小说发表的时间相差就两年左右。刘鹗的《老残游记》最早于1904年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而《草枕》则要晚两年，即1906年在日本《新小说》上连载。我们不能说夏目漱石的小说情节受到刘鹗的影响，因为没有证据，但彼此确实很相似。 哎，说远了，言归正传。《草枕》一开篇有一段精彩独白，把夏目漱石关于诗画的看法和盘托出： “一边在山路攀登，—边这样思忖。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已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时，便产生诗，产生画。 创造人世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左邻右舍的芸芸众生。这些凡人创造的人世尚且难居，还有什么可以搬迁的去处？要有也只能是非人之国，而非人之国比起人世来恐怕更难久居吧。 人世难居而又不可迁离，那就只好于此难居之处尽量求得宽舒，以便使短暂的生命在短暂的时光里过得顺畅些。于是诗人的天职产生了，画家的使命降临了。一切艺术之士之所以尊贵，正因为他们能使人世变得娴静，能使人心变得丰富。”…… 至于什么是“非人情”，夏目漱石是这样定义的：“可称为非人情者，抽取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分子钻进去的余地……即非人情从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在《草枕》中，他认为西洋诗脱离不了人情世故，“可喜的是，有的东方诗歌倒摆脱了一点。采菊东笆下，悠然见南山。单从这两句诗里，就有完全忘却人世痛苦的意思。这里既没有邻家姑娘隔墙窥探，也没有亲戚朋友在南山供职。这是抛却一切利害得失，超然出世的心情。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仅仅二十个字，就建立起别一个优雅的乾坤。” 诗画都是在这“难居”的人世间，创造另外一个“非人情”的世界，这诗画所造的非人情世界，显然比他的小说中的世界超脱。夏目漱石的汉诗题材多样，除了迎来送往，会友应酬之作外，有不少刻意创作，有特别的艺术追求的诗作。甚至于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即１９１６年８月至１１月，夏目漱石在写作长篇小说《明暗》时，形成了一种习惯，即上午写小说，下午创作汉诗。8月21日他致信他的弟子芥川龙之介和久米正雄谈到小说《明暗》的创作，说苦乐兼有，为了转换“俗了”的心情，下午的日课是做汉诗，一日一首。并附当日的汉诗：“寻仙未向碧山行，住在人间足道情。明暗双双三万字，抚摩石印自由成。”按照他本人的话说：“赋诗是为了把自己从小说的庸俗世界里解放出来，去享受一名真正的人的乐趣”。他是职业作家，其创作的小说很多是要在报刊连载的。这样年复一年，卖文为生，又加之长期受胃病的折磨，小说写作对他来说有创作的快乐，肯定也有劳动的艰辛。他的汉诗写作就全然不同了，没有发表压力，纯粹随性而发，显然更符合他对“非人情”境界的追求，成为他心灵的避难所。 同时，夏目漱石所处的时代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势日益强盛之时，不过盛世之下，工业化、都市化冲击社会方方面面，给民众带来巨大精神震撼，生活痛苦。面对社会大变革，漱石一方面试图营造一个“桃花源”来安顿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面哀民之多艰，叹人生迷茫，描摹找不到出路的痛苦。于是，他“白眼甘期与世疏，狂愚亦懒买嘉誉。为讥时辈背时势，欲骂古人对古书”。在汉诗创作中，这种愤懑难以掩饰诗人对民众的哀怜，所谓出世并非是要对人情世界的彻底抛弃，而是暂时离开，从一个更纯粹的，非局限于一国一族的立场来维护人道，在行为上显出“正”、“义”、“直”，做天下公民的模范！他有这种普世主义的思想，所以他的汉诗“日本化”的意象非常淡，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汉诗缺乏“和魂”，标志着日本汉诗的衰落。然而，从诗歌形式上看，夏目漱石的汉诗音韵和谐，平仄工整，用典得当，意境绝美，有人说即便将其放到唐宋诗中也要算上品，漱石这极高的“汉才”也不标志着日本汉诗的再兴。实际上，日本汉诗虽说源远流长，不过到民族主义兴盛的近现代没有成为主流文学的前途，衰落是必然的，或者说无所谓兴衰。因此，评价夏目漱石的汉诗，既不能局限于日本汉诗传统，更不能将其纳入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夏目漱石学贯东西，他的汉诗只是他为自己构造的自在世界，属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他用古典汉诗的形式，以山水云石，梅兰竹菊等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以及许多中国历史文化典故，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情思，超然于人情世界。然而，他的笑是含泪的笑，他的歌充满苦痛，正如他在《草枕》中信手拈来的雪莱《致云雀》中的一节所说： we look before and after, and pine for what is not, our sincerest laughter, with some pain is fraught; out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 thought. 熟诵雪莱诗作的漱石，想必不会不知道雪莱的另两句很有名诗歌，他也似乎如雪莱一样，试图以一种思远之情来跳出人间的苦境： The desire of the moth for the star, Of the night for the morrow. The devotion to something afar From the sphere of our sorrow! 我们应该看到“非人情”与“哀怜”这两种情感在《草枕》中的纠缠，循此可理解其最后的情节：那青年画家一直在那美姑娘脸上寻求一种神圣的表情，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那就是“哀怜”。这是艺术家在不脱离人生又能传达出超脱人生的永恒来的神圣状态。理解夏目漱石的“哀怜”不能局限在日本传统，认为只是对人和物的感伤情感，甚至不能局限于东方佛教的慈悲情怀，要知道漱石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有英国留学经历，是著名的英文学者。他的“哀怜”显然具有西方基督教色彩，要不他怎么会在《草枕》中说到王尔德认为基督最具有艺术家气质呢？因此说到漱石的哀怜，联想到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中圣母那永恒忧伤的神情，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说非人情的世界是艺术家竭力营造的精神家园，那么，哀怜则是把艺术家与现实人情世界连接起来的情感纽带。别忘了美丽聪慧，争强斗胜，非人情的那美姑娘想叫画家给她画幅像，但画家不是觉得她缺乏那种哀怜的表情吗？后来是在送一位叫久一的青年和她自己的前夫开赴满州战场时，“那美姑娘茫然地目送着奔驰的火车。她那茫然的神情里，奇妙地浮现着一种从前未曾见过的怜悯之情。……'有啦，有啦，有了这副表情就能作画啦。’我拍拍那美姑娘的肩头小声说。我胸中的画面在这一刹那间完成了。” 晚年的夏目漱石正是这样过着知性的双重艺术家的生活。上午执笔作为外部社会生存竞争所需的职业作家，满怀怜悯地描写世俗世界。下午沉浸在自己的世外桃源的别样乾坤、别样天地的所谓“非人情”的世界，即作汉诗和书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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