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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5日，北京各校校长在北大召集会议，决议向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如警厅不行则往教育部，否则直上总统府。山东省议会议长、山东议员也议决面见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到警厅与步兵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6日，康有为通电称赞学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学生，而诛卖国贼。”⑧外地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天津男女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共十人致电政府，“祈将该生等早日释放，并力争青岛交涉以安学界而顺人心……”上海南洋公学等二十多所学校的来电称：“吾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想政府亦不能尽戮全国学子也。”⑨ 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在各界的压力之下，被捕学生终于被释放了。“七日上午九时，被拘之学生既然释放，当由各校各备汽车往警厅荣迎，将近十点钟，一齐都到了北京大学，然后才各自回归本校。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门外迎候，彼此初一见，那一种喜欢不尽的样子，……尤有那喜欢没完，将一执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来的，感慨激昂，静悄悄欲语无言的样子……”⑩学生们也于同日复课。
原定于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因军警一大早就包围了中央公园，未能召开。但国民外交协会仍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无端而有德国之豪夺于前，有日本之巧取于后，侵犯我文化之发祥地，弥天大辱，九世深仇，凡有血气，谁能忍此!”(11)对于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大会的压制，陈独秀控诉道：“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 '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个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 '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驱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像对敌开战一般。 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12) 这一天，上海、济南召开了国民大会。在上海，午后，两万多名学生及各界群众，齐集在西门外体育场，抗议青岛之丧失、中国官场之卖国及北京学生之被捕。会后，派出代表赴上海和会所在地德国总会，呼吁南北代表团救国。运动影响全国各地。在济南，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省议会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决议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电北京学界表示声援，举代表人见督军、省长，请求电京力争青岛，法办国贼，开释学生。国耻纪念会后，驻地日军派出守备队兵或十人一队，或八人一伙，荷枪巡弋。又派宪兵改装着华服，沿街侦查。 大规模的运动中，学生们的爱国行为由自发走向有组织的行动，校际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最早从北京开始，各地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北京大学。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四十余所学校入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直隶水产学校召开成立大会。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设会址在中华大学校内。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会址在落星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内。这些学生组织，领导了罢课、游行、请愿、演说、抵制日货活动。 然而，在善后处理中，北京政府却进一步激起民愤。由于北大处于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他们便将矛头指向校长蔡元培。一时间，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类的谣言满天飞。学生获释后，蔡元培即提出辞呈，并于9日一早秘密出京。留下“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的纸条。学生们获悉后，立即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北京各直辖学校的校长也提出辞职。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学生与教职员代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13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再次罢课。14日，徐世昌不得不下令慰留蔡元培。 但是，在慰留蔡元培的同时，北京政府对提出辞呈的曹、章、陆，也加以慰留，“直不啻为国仇示私恩，为国贼作辩护”。同时还下令取缔学生运动，以劝学诱学生，以法纪威学生。5月15日，同情蔡元培与学生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批准辞职，安福系骨干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 5月18日，北京学生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郭的遗像旁挂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大字。郭系北大学生，愤于国是，呕血如斗，于5月7日病逝。学生徐日哲、周瑞琦也忧愤而死。学生们唱起“追悼歌”：“血性男子，爱国健儿，空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13)立誓继承烈士未竟之志，把运动进行到底。同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我们的三大信誓”(14)。 5月19日，北京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发动了总罢课。在罢课宣言中，学生们申诉了“三失望”的罢课的理由：“青岛问题”，“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此一失望;对曹、章、陆三人， “不惟置舆论之掊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之”，傅增湘被免职，“外间复盛传教育全局举将翻动之说”，此二失望;5月14日的两项政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见，留日学生以国是被拘，政府则置诸不理”，是三失望。“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乱矣。谨于五月十九日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15) 学生们还提出六项要求：和会不得签字，惩办卖国贼，挽回蔡元培、傅增湘，收回警备命令，维持南北和议。并表示：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决不复课。 继北京学生罢课之后，5月23日，天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宣布罢课;26日，上海五十多所学校两万多名学生宣誓罢课;27日，南京学生宣布罢课;28日，保定学生罢课;29日，杭州学生罢课;30日，安庆学生罢课;31日，河南学生罢课;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3日，长沙各学校总罢课。罢课风潮席卷全国。 学生们在罢课期间，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爱国宣传。在演讲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学生们采取了“十人团”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由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提倡。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 抵制日货的活动中，学生们不仅将个人所有之日货日用品烧掉，而且走上街头宣传，动员商家不卖日货。受学生们爱国热情的影响，北京总商会于5月20日决定不贩日货，不用日钞，不读日人在京报纸《顺天时报》，不在此报登广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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