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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与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 文学革命有其渊源，它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清末文学改良运动是文学革命的预演与先声。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就曾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提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崇白话废文言”等战斗口号，探索革新传统文学。梁启超等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主张俗语的文学、言文合一。他们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将革新小说看作革新社会、开通民智的根本途径。在这种革新思潮的影响下，晚清小说、诗歌、散文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程度不同的革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色彩，出现谴责小说、近于民歌的新诗体、梁启超式的政论体散文等。据统计当时有十多种白话报纸，一千五百多种白话小说。晚清文学界也出现翻译西方文学思潮及其创作的热潮，严复、林纾两位译界先驱对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介绍，向国人打开了介绍西方的窗口。中国文学在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已孕育着新质。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欲以帝制自为，一时间，文化领域弥漫着复古风气，尊孔读经之风也日益昌炽。桐城派、选学派古文流行一时，晚清以来较具进步性的通俗白话小说也已失却其社会批判色彩。有识之士，多感政治革命之失败，思想革命之必要。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动了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面反传统的扫荡封建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想的传播，必然呼唤反映它的新的文学形式，文学革命在思想革命的浪潮中产生了。 《新青年》是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杂志创刊不久，陈独秀即刊登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方文艺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变。稍后，李大钊也在《晨钟报》上预言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先声，必赖一二哲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倡。胡适与陈独秀，便是首倡文学革命之一二哲人。 胡适原名嗣糜，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留美期间，在与一班留学生朋友的交游中，他逐渐形成“文学革命其时矣”、“要使作诗如作文”等革新文学的观点，并在与友人的频繁通信、激烈争辩中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与国内的陈独秀展开讨论、交流。1916年10月，胡适致书陈，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稍事修改，形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在胡适看来，文学应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①。 胡适虽提出过“文学革命”，但正式发表时改称“文学改良”。直接亮出文学革命大旗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1日，《新青年》3卷6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激昂的言词呼吁：“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之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他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与之作战。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声，立即得着同道的响应。2月25日，钱玄同致函陈独秀，对采用白话之论表示绝对的赞同，斥桐城巨子之散文、选学名家之骈文为“高等八股”、“变形之八股”。在稍后给胡适的信中，更目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也在《新青年》撰文阐述自己关于文学改良的观点，提出改造新韵、以今语作曲等。钱、刘是治音韵学、语音学的专家，是文学革命的最初响应者。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刚发表，桐城派弟子、古文家林纾即撰文反对。林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福州人，早年曾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林译小说曾滋养了新文学的倡导者，晚年他却以清室遗老自居，思想趋于落伍。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西方人讲维新但未废拉丁文，故古文也不宜废，只是“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③。之后，林纾不屑笔战，转而举办古文讲习会，选评并出版《<古文辞类纂>选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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