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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9日生于北京。父梁济举人出身，曾做清政府内阁侍读，具有维新思想。梁漱溟6岁时启蒙，父亲一反中国教育惯例，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让他读《地球韵言》一类能了解世界大事的书。1899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梁漱溟受父命入新式学校学中文和英文。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自学资料。1911年19岁时加入同盟会，同年从顺天中学堂毕业。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1916年任司法部秘书，有感于自己的朋友、名记者黄远庸在美惨死，撰写了《究元决疑论》，发挥了佛家出世思想，认为人生惟一出路在皈依佛法。梁漱溟携此文请教蔡元培，蔡与陈独秀商议后，聘梁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正式到北大任教，声明“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①。
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在北京大学课外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提出文化三路向理论，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梁漱溟认为世界存在三大文化系统，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文化系统在人类历史上应是次第发展的。第一路向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第三路向为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以前中国、印度文化均不合时序，它的成就不如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学与民主就是这一文化成就的特征。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无优劣之分，对人类都有很大贡献。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开始也是走的第一路，只是第一路没走完，中途就转到了第二路，印度人则于中途转向第三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都是早熟文化。结论是西洋文化，即第一路向文化目前已走到了尽头，接下来人类文化应进入第二路向——中国文化。梁漱溟详尽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指出西洋文化的特征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注意国家权利，个人自由。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是讲孝、悌、慈、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这就叫伦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每个人认识的是重自己的义务，而不是讲自己的权利。”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旨有两点，一是阐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截然对立，二是论证了西洋文化已经穷途末路，复兴中国本位文化是救中国、救世界的要途。 “文化三路向”理论是梁漱溟的哲学观，解决了哲学观问题之后，梁漱溟把目光转向社会，探讨理论付诸实践的道路，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 1924年暑假，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席，与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钟伯良、张倜知，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到山东曹州，创办了曹州中学，以实践其对教育的认识和设想。1925年，因山东政局变化，不得不将曹州中学交与陈亚三负责，与熊十力和一些学生回北京，在什刹海东煤厂租房共住共学。经过二年多的自修内省，到1927年，梁漱溟认为自己的思想清晰了，“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它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它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③1927年5月，应李济深的邀请，梁漱溟南下广州，向李济深宣传“乡治”主张。李济深同意他在广东试办“乡治”。1928年春，梁漱溟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拟定了试办计划大纲，经广州政治分会议决，转呈国民党中央批准。同时，他为广州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举办了《乡治十讲》的讲座，初步提出了他的乡建理论。为了筹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春，梁漱溟离广州北上考察农村，先参观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蔑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事业，次到河北定县，考察翟城村自治事业及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最后到山西太原、清源、汾阳、介休、赵城各县考察山西的村政。然而，“乡治讲习所”计划因李济深被蒋扣在南京没能实现。1929年秋，梁氏与梁仲华、彭禹庭等合作创河南村治学院，受聘为村治学院教务长，被推定草拟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梁漱溟第一次系统地公开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标志梁漱溟乡建理论基本成熟。此后，随着乡村建设实践的进行，这一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渐成体系，其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起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因，对此梁漱溟曾有不同的表述，但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救国理念，他说：“我十五六岁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其时适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那时国家的命运不好，国难已由那时候开端，不过没有现在这样的严重罢了。由此时起，我就立心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希冀对国家社会有所建树。”④二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洋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是，西方人意欲向前的要求，力量向外用，为争取个人的权利，不甘退让，相互之间彼此不信任，这就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了西方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互相防范的制度。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情谊关系，义务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人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这种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及于社会，其表现在对人：注重礼俗，注重情谊;在经济上共财，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政治上举国家政治而家庭情谊化。西洋的个人本位与中国伦理本位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社会也没有西洋社会那种阶级对立，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只有职业的分途而无阶级分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既是明证。没有阶级对立，俄国共产党的路是走不通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路走不通，俄国共产党的路也走不通，怎样救中国呢?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积弱不振，战乱频仍，外侮日深，其原因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是西洋文化侵入后，引起中国文化危机的结果，中国文化已被破坏殆尽，救中国就必须振兴中国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在乡村，无形的根在于中国的“老道理”(伦理本位)。中国的老道理在世界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是人类文化的第二路向;中国文化即已破坏到根，破坏到乡村，那么救助乡村，建设乡村，就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他提出：“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一个新文化来。无论是政治、经济……什么组织构造，通通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从此开出新道理，救活老民族。”⑤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内容：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只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二是乡村组织。在这两点中又以农民自觉为主，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⑥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才有办法。农民自觉了要自己去干，去救乡村，救乡村的办法就是要靠乡村组织。中国抵不过西方侵略是由于我们有两大缺欠，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技术。“这两点是我们顶缺乏的，而同时却正是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擅长这个，我们顶缺乏这个;所以自中西相遇之后，我们就着着失败，敌不过他了。尤其是缺乏头一点，更是我们敌不过西洋的最重要的原因。”⑦在从前西洋人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散漫无力没有团体还不要紧，现在国际竞争已经压迫到了中国，我们再像从前一样散漫地关着门过日子已经不行了。在此世界欲图生存，必须组织起来，结合成团体，无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要靠团体去应付世界剧烈的竞争。同时结成了团体才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沟通，有能力引进外面的科学技术，引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三、乡村建设理论的运作模式：首先建立行政教育合一的基层组织——乡学、村学，作为乡村建设工作的推动机关，负责对农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包括文化知识补习，生产技能训练，生活能力培养，移风易俗等等，以启发农民的自觉。在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同时，引导、组织农民建立生活、生产中需要的各种团体如各种合作社和农民自卫组织。通过合作社引进科学技术，改良农民的生产条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三者相互作用。农民自觉了才能加入各种团体，结成了团体才有能力引进消化科学技术，引进了科学技术反过来证明了团体的作用，也就巩固了团体组织，更多地吸引农民，从而进一步促成农民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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