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的记载，张之洞1909年去世前夕，曾与摄政王载沣之间，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时，津浦铁路有官员遭弹劾革职，载沣欲以满官继任。张之洞劝他：“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回复：“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张之洞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回复： 张之洞遂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1]  该年谱还记载，张之洞病重时，载沣前往探病，二人间又有过一番密谈。载沣离去后，帝师陈宝琛入内询问张之洞：“监国之意何？”张之洞无他言，唯叹曰： 按羽戈的解释，张之洞之所以将载沣的“有兵在”视为亡国之言，是因为“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所以才会在与载沣对话时，把“舆情”看得那么重，“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3]。这种解释令人信服。 但载沣的“有兵在”也不能算是错误。至少从统治术的角度而言，“有兵在”恰恰抓住了最核心的要点。 真正的问题在于：载沣手中无兵，他所谓的“有兵在”只是一种幻像。 做了摄政王之后，载沣代宣统皇帝成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以胞弟载涛为军谘府（陆军最高军事参谋机关）大臣，掌控陆军；以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掌控海军。天下兵权看似集中掌握于兄弟三人之手。 然而，载沣本是一个遇事优柔寡断之人。其弟载涛对他的评价是“人都说他忠厚，实际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即绝难胜任”。他之所以一做上摄政王，就要驱逐掉袁世凯，便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若将袁留在朝堂之上，“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4]  年纪轻阅历浅，全无带兵经验，在军中毫无根基，是载沣兄弟最大的弱点——载沣是1883年生人，载洵是1885年生人，载涛是1887年生人。载洵、载涛皆是1904年进入的陆军贵胄学堂，1908年因光绪慈禧去世而草草毕业，随后便分别成了清廷陆军与海军的最高长官。尽管二人上台后，也曾率团队浩浩荡荡出洋考察各国军政，却终究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既不足以掌握到现代军队建设的精髓，也无助于从人事上切实掌控军队。对于这种弱点，当年的媒体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 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也曾在1909年撰文说： 无学问无常识无阅历无经验无能力无根基的结果，便是载沣、载涛与载洵兄弟徒有最高军事长官的虚名，却始终无法真正有效掌控军队（即便有铁良这种能臣辅佐）。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众人和战不定，军谘大臣载涛一言不发。隆裕太后问他意见：“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堪一战？”载涛的回应是： 所谓的“有兵在”，只是如此罢了。 注释 [1]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19页。 [2]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21页。 [3]羽戈：《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因为相似的原因，载沣也不放心庆亲王奕劻，先是用奕劻组阁，以缓冲载沣与隆裕太后（光绪皇后，当时有意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之间的冲突，然后又利用奕劻的政敌来做牵制，先后开去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之差”，后又限制则热内阁不得过问军国大事，将一应军事问题转由“军谘大臣负完全责任”。如此种种，使得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彻底沦为有名无实的摆设。 [5]佛掌：《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二期。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45页。 [6]莫理循：《中国局势》。收入窦坤等译著《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7]郑怀义、张建设：《皇叔载涛》，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此说最早出自朱家溍的《有关载涛种种》一文，溥杰对这一说法的补充意见是：“'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一语，虽然可能是事实，但写出来未免寓有贬意”。见《皇叔载涛》一书附录“溥杰先生的修改意见”，第367页。 |
|
|
来自： wenxuefeng360 > 《待分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