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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眼里的中国文化,三处动摇基督教根基,可惜鲜为人知

2021-06-21  百家杂评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大约春秋战国时就有了物质文化交流,《荷马史诗》中就有丝绸记载,古希腊人称呼中国为“赛里斯”。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西方交流更为频繁。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不少罗马帝国的商人来到东方淘金,三国孙权曾亲自接见罗马商人秦论。五胡乱华之后数百年,中西方直接交流被切断,主要通过中间商间接交流,期间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欧洲。蒙元时期,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少数欧洲商人来到中国,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描绘了东方世界。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合儒”的形式和中国文人打交道,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之余,也将大量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同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之一,是传播基督教,“让中国人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下”。但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中国文化对欧洲宗教产生了什么影响?学者指出:中国的存在,在三个方面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

01:旧约圣经无法对应中国纪年

当时,欧洲的宗教纪元,是从圣经旧约算起,起始点在于诺亚方舟,也就是地球上的人类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按照这一理论,中国人自然应该也是在诺亚方舟中幸存下来的后代。

然而,18世纪法国传教士、天文学家宋君荣,通过考证中国文献上详细记载的日食、月食等,结果发现中国纪年是真实的,由此写了一部《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传到欧洲之后,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希腊文《圣经》,都无法与三皇五帝、大禹治水等历史记录对应。

按照欧洲宗教纪元的说法,既然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那么其他国家上古史应该能与旧约圣经对应才符合逻辑,但中国的历史纪元却无法与欧洲宗教纪元对应。按照中国历史排序,先是三皇五帝,然后大禹治水,再次夏商周秦汉等,有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根本就与诺亚方舟无关。显然,中国纪元与欧洲宗教纪元之间,肯定有一个在说谎,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俄罗斯伏尔泰读过这本书之后指出:如果中国纪元是真实的,那么欧洲宗教纪元就是假的;如果欧洲宗教纪元是真的,那么中国纪元就是假的。但问题在于,相比旧约圣经留下的不太可信的宗教纪元,中国历史记载非常丰富,而且留下了详实的天文记载,中国纪元是真是假一目了然。于是,《中国天文学史》就犹如一颗“政治原子弹”,动摇了欧洲宗教存在的基础,伏尔泰更据此反对教会的纪年方式。

当然,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西方称霸世界,“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出现,一些西方学者拉克伯里为了圆谎,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被说成来自古巴比伦,诺亚后代的后代,而中华民族也成了“外来户”。

02:没有基督教中国人活得很好

按照欧洲宗教的说法,只有上帝子民才会生活得很好,而异教徒没有沐浴在上帝荣光之下,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按照这一逻辑,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自然不会生活得很好;如果活得很好,那就说明基督教的这一说法不可信。

根据历史记载,大约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基督教中的聂斯脱里派(景教),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早记载。所谓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以基督教的视角来看,到了中国唐朝时期,上帝才“关注”到中国,但根据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史料表明,在汉代时期中国民众的生活就已经很好。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不是上帝子民时,为什么中国人也可以活得很好?显然,这就说明并非全世界都是上帝子民,上帝也并非唯一的可以让人类幸福的神。可以说,中国的存在消解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说法。

下图,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文物。唐建中二年(781年),该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朝后期被埋入地下,明朝天启年间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出土。

03:没有神,中国人也活得很好

按照欧洲宗教的说法,人一旦离开了上帝(或神),都不能活下来,更别说奢谈什么幸福了,但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经历,却严重动摇了这一说法。

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信奉的是“儒教”,孔子是儒教创始人,自然应该是一位神性的人物。但孔子的经历告诉欧洲学者,他只是一位凡人,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曾经“累累如丧家之犬”,过十二国而不得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并非是一个神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思想告诉世俗化社会中的人如何成仁,以及离开了“神”之后,人如何成为正直的君子,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等,说明人离开神之后仍可以做到自我道德约束,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仁”的境界。与此同时,漫长的中国历史也表明,一直不信神、高度世俗化的中国,离开了神之后,反而有着比当时欧洲更高的道德标准,社会管理方面还比欧洲做得更好。

于是,在当时很多西方学者眼里,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历史是一把锋利的长矛,证实没有宗教、没有上帝、没有神,人类也可以活得很好,由此中国文化成为欧洲学者们攻击宗教束缚的武器。在欧洲宗教拥护者眼里,中国文化也就应该被批判。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些学者高度推崇中国文化,有些学者极力批判中国文化,背后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如今,谈及古代中西方关系,人们言必称“西学东渐”,似乎在说当时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西方单方面对中国的输出,但且不说明朝时的中国不比西方落后,五千年的积累更是西方无法比拟的,就说文化影响本来就是相互的,实际上与西学东渐同时进行的是东学西渐,中国大量社会管理、科技、农业、思想著作等典籍被翻译或被“窃取”到西方,深刻地改进了西方社会,包括中国文化成为欧洲学者们动摇宗教束缚的武器等,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崛起中国帮助甚大,遗憾的是这些被长期忽略。

参考资料:《圣经》、《张西平: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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