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伯禽封鲁伯禽，周公旦长子，又称禽父，是鲁国的始祖。受封前，伯禽已是有所作为的人物，他曾任大祝之官。周公东征前，伯禽就被封于今河南鲁山一带。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诗·閟宫》也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这说明在管、蔡叛乱以前，也就是周公东征以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了。 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占有。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开拓疆土，“以藩屏周”。封伯禽于鲁也是希望他开拓封建，“为周室辅”。所以，伯禽被封于鲁后，鲁国便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淮夷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由西向东逐步发展。当东方叛乱，周公东征时，伯禽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 《尚书·费誓》便反映了伯禽先治戎备，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严部伍以及立期会等严整不紊的准备过程。之后，伯禽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对平定今曲阜一带的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今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虽然或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统治尚不稳固，鲁国在伯禽时期并没在今曲阜一带定都，但毕竟消灭了奄国，把其君主迁到了薄姑。 这时，同王朝的统治者又考虑如何统治故奄旧地。于是，他们决定让鲁国东迁。据《说苑·至公》记，南宫边子曾对鲁穆公说：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者茂昌，不贤则速亡。”这里的“山”乃指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诗·鲁颂·閟宫》说：“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由此可知周公虽身负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就封于鲁者乃其子伯禽，但城址的选择还是周公卜定的。当选定了泰山之南的曲阜后，伯禽才由鲁山迁往曲阜。 西周时，周人以距离周朝国都的远近把东方称为“大东”、“小东”。《闷宫》说：“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则“大东”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傅斯年比较周初事迹后认为，“小东当今山东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是则伯禽“侯于东”的地方为今曲阜一带不误。 另外，鲁国先君的坟墓并不在今曲阜，而是在今曲阜以西一百多里外的汶上县南旺附近(古称阙邑)。古人对祖先墓地的安全非常重视，伯禽死后，他的子孙之所以不把他们葬在曲阜，而是葬于西部较远的地方，必然是因为先君去世时，他们对西部的统治似乎更加稳固。这也反映出鲁国自西向东迁移的痕迹来。 2、炀公徙鲁有关炀公的事迹，古籍记载较少。《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他是伯禽之子，考公之弟。继考公而为鲁君，为君六年而死。他的事迹也只有两条：一是“筑茅阙门”，一是“炀公徙鲁”。仅据这些资料，是很难明了其“徙鲁”之事详情的。但是，西周青铜器《沈子簋》却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据郭沫若考证：沈子，名它，是炀公的儿子，因克蔑有功，受封于沈，为鲁之附庸。《沈子簋》的铭文即沈子受封之后，在封邑宗庙昭告炀公的告辞。  在告辞中，首先追述了先王先公克殷之事，接着又追述其父炀公“克渊克夷”之功；最后又叙述沈子自己克蔑受封之事。这一资料表明，炀公时，曲阜一带的渊、夷等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服。在这里，“渊”假为奄，指位于今曲阜之奄国。在炀公“克渊克夷”、今曲阜周围地区彻底稳定以后，炀公又有“徙鲁”之举。 既然伯禽时鲁国已由河南鲁山迁来曲阜，那么“炀公徙鲁”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清人龚景瀚作三篇《鲁都考》，给了我们以正确的解释。 原来，鲁都本有两城：一为曲阜，一为奄城。鲁公盖迭居之，二者相距不过三、四里，闾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书·大叙》所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因以封周公”，是说征服了奄地之后，把鲁国迁到了奄地附近的少昊之墟曲阜，并没有直接占领奄人居地。 奄人虽早被征服，但他们实际并不一定心悦诚服，故后来又有炀公“克渊(奄)”之举。既克奄人之后，炀公遂将鲁国迁徙到奄人所居之城。 炀公徙鲁以后，曾“筑茅阙门”。对“茅”字的注释，历来都认为它与“夷”通用，“筑茅阙门”亦即“筑夷阙门”。这说明了正是炀公克渊、夷之后迁徙鲁都，并筑夷阙门以纪念其克夷之功的。  沈子所克之蔑，即《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之蔑，位于今曲阜东南百里左右。炀公徙鲁后，在曲阜附近尚有蔑部落的反抗，需要沈子出兵。这正符合了鲁国自西向东逐步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说明在炀公以前，鲁国的统治尚未彻底稳固。 3、鲁国迁徙的原因鲁国初封，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周公东征之后，成王又使伯禽在今曲阜为侯。最初，鲁的辖区包括今河南的鲁山、许昌、豫东北和鲁西南等地。后来，随着鲁国统治的稳定，其辖区也当随而向东继续拓进。 那么，鲁国为什么会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呢?这与当时的斗争形势、鲁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有关。 西周灭殷后，在东方还存在着周朝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有两种情况：一是殷朝的残余；一是原来就和殷朝持对抗态度的部族。这些部族力量强大，致使在殷朝末年殷纣王曾亲自率兵全力去征伐过他们。殷朝灭亡后，他们也并没马上完全臣服于周，而是长期与周王朝对抗。 西周要巩固和扩大它的统治，必须不断地对东方用兵，并需要将其重要力量迁到东方去，以就近控制，这是周的既定国策。由于东方抗周的两种势力之间有矛盾，他们不能一致抵抗周人的东进，所以周人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当时的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其抗周的物质基础。  另外，氏族制度残余的血缘关系，也使一些部族容易凝聚成体，不易被摧垮。所以，西周对东方的用兵也只能是逐步进行。 虽然总的说来需要东征，并把重要势力迁到东方来，但不是所有的周族一律东迁。西周初年不但很多异姓小国没有东迁，如记、许、陈等(当然后来有的也有迁移)。就是周族姬姓封国有一些也原地未动。鲁国之所以东迁，这是由其特殊的地位决定的。鲁国的统治者为周公后裔，是周朝进行征伐最得力的“嫡系”部队，周王室对它寄予很大期望。 《诗·鲁颂·閟宫》就记载有成王指令鲁国“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史料也证明伯禽是东征中赫赫战功的人物，不断完成了周王室给他的征伐任务。本来出征不等于迁徙和迁国，可是，依据西周对东方用兵的最后打算，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则看出往往使出征和迁徙一起进行。 西周灭商，在殷商旧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但仍然较多地保留了氏族制残余。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血缘关系没有被打破，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保存了家族部落组织，所以，人们的氏族观念较强；二是土地没有私有制，一切都是以全氏族所有的形式出现。 周天子是周族的最高首领，所以，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归周天子所有。也正由于此，人们没有土地的牵挂，地域观念淡薄。只要聚族而居，他们随时可以到新的地方占有土地，组织和建立新的生活。因而，迁徙也比较容易。商朝在建国前后曾多次迁徙；周朝在周公东征前后的很多封国也不断迁徙。  侯外曾指出：“迁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因为两种氏族纽带的强固结合，土地没有能够私有，使迁国易于实行。”这一分析是符合中国古代历史事实的。当然，迁徙并非无休止地进行，当政治、军事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时，迁徙也就会减少甚至停止。这个时代的到来，对鲁国来说，就是炀公时代。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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