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图书馆藏名家墨迹：赵之谦尺牍》，戴家妙、梁颖编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中国书房人文艺术丛刊》第三部，由该丛刊主持人许石如先生所赠。之前看到他在网上转发相关信息，得知该书的特装版全部编号发行，因此许先生发信息给我确认快递地址时，我辞让再三，实非假意推托，制作这么一部大书，所付出的心血与财力非外人所能知。但许先生还是赐下该书，同时附有戴家妙先生所书签名条，我之所得为第三八一部，同时附赠了一套戏鸿堂木版水印云纹笺纸。 该书为小8开，布面裸脊装，一箱五册，前四册为赵之谦尺牍，第五册为释文，此册前有戴家妙先生所撰《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信札概述》万字长文，该文先概述了这些手札是赵之谦分别写给何人，接着简述赵之谦生平。文章从赵之谦在咸丰九年参加恩科乡试讲起，谈到赵之谦转年北行，准备前往参加会试，他在途中听闻太平军侵浙，于是走到淮阴附近时回返，但没有到家时又听说太平军已退，又接着北上到达了清江浦，未成想太平军已占领该地，只好改道回到绍兴。之后他又接受了傅以礼的建议，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上旬前往温州，他在此遇到了江湜。 戴先生介绍了赵之谦与江湜之间的交往以及赵写给江手札中的内容。戴先生说，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于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诸学皆有成就，可惜他的书成稿者仅居其半。二十余年前，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手稿曾出现在拍场中，我在现场与某著名演员一争，惜力不逮，被其夺去，之后再未出现。 赵之谦所写《补寰宇访碑录》同治初年刊刻于京师，然不多见。对于赵之谦的刻书，上图的郭立暄先生有专文论述。郭先生把赵的刻书分为三个阶段，在此期间，他受到过潘祖荫、胡澍、戴望、鲍康、谭献等诸名家的帮助，因为有着这样的交往，他对这些朋友的学术成就颇为了解，想来这是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的原因所在。戴家妙先生在文中疏理了这些学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谈到本书所收相关手札的内容，这样的疏理使得读者能够了解到每封手札背后的丰富内容。 手札的价值除了文献方面之外，同时还有书法艺术价值，而赵之谦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这正是很多人争抢他的手札原因之一，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名家墨迹。戴家妙在文中疏理了赵之谦书风的变化，他认为赵在同治四年书风变化比较大，戴先生引用了赵写给胡培系的信中所言： 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甚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 赵之谦仔细研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他下了五年工夫后，发现了许多问题，也悟出了一些字句上的含义，由此而书风大变。戴先生在本书内排比了赵之谦所书信札的顺序，由此可窥得赵之谦在结字上的变化。书后还印有梁颖先生所撰跋语，此跋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了上图馆藏赵之谦遗墨的状况，承认“其中真赝互见”，然其亦称在此之前没有人做系统的疏理，止观书局将其影印行世，由此可让学界和艺林共同研讨赏析，这正是止观书局令人敬佩之处。  《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21年出口 该书精装，小32开，厚达1140页，全彩印刷，装订为一册，形象地诠释了古人所谓“厚如牛腰”。此书乃是嘉德公司古籍部总经理宋皓女史所赠。书前有佚名所撰《尔意轩珍藏“林语堂晚年书信”》，文中介绍这些珍藏包含书信和特藏两部分，第一部分有书信823页，第二部分包括照片、文献共34件，“这套藏品按照年代分装为五大册，是林语堂先生从53岁至81岁间，从未对外发表过的手迹，数量庞大，是现今唯一一套保存完整之市场所见！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林语堂先生的珍贵史料。” 文中提及尔意轩主人陈守荆是林语堂在世最后十年在台北的秘书，期间1967到1974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协助《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的编务及后续工作，同时点明“尔意”的出处为守荆自幼所喜爱的基督教圣诗“凭尔意行”。 本文中谈到陈守荆自述与林语堂的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在亲属关系上，她是语堂的甥媳。守荆夫妇，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钦煌，是语堂大姊仪贞的长子，称语堂为五舅。”第二层关系就是如前所述，她是林语堂的秘书。第三层关系则是守荆为林语堂夫妇的义女，林语堂曾跟陈守荆说：“你就是金月华。”关于金月华，文中写到：“金月华乃是语堂一九四三年抗战时返国考察抗战时在西安一所孤儿院所遇见的一个院童，他非常喜欢这个又会跳舞又能弹琴的孤女，经过多方努力，认养为女儿并带回美国，结果因金家反对，月华最后只好折返。这对语堂'是个大打击，他的伤心，没法对人讲。’成为他心灵深处的伤痕。” 书中所收信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的相关讨论，同时提及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之事：“语堂早年翻译的红楼梦，从未出版，但最终却转译为日文，在日本发行。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师，晚年时为什么不将其译本直接出版，反而绕了一个大圈子，到日本去发行日文的转译本？这是红学界与林学界的一个不解之谜，学者众说纷纭，均为合理推测，却没有直接证据。”而这批信札的出现，这个不解之谜似乎有了答案，这正是该批手札的价值所在。 本书中还有多篇文章，其中一篇专门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的销售与版税问题。文中谈到林语堂是少数能够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被人称为版税大王。从这些书信中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聘请林语堂编纂该词典，双方约定词典出版后，优先付给中文大学 40万港元的版税，以此作为中大投资这个项目的回报，40元万之外的头一万部词典，每部付林语堂版税10港元，一万部以上则每部15港元。港大很快回收了40万港元，而林语堂也得到了丰厚的版税。这个细节正好是手札证史的典型范例。 《饾饤集》，孙毅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前几年我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经史梅副馆长之介与孙毅先生取得了联系，虽然至今未与孙先生谋面，但时常看他在朋友圈发消息。他的发文与众不同，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的发帖仅是一段话，或感慨，或转载，或在下面附上图片，孙毅先生的发帖则必定会落名款，这种做法看出他对文字的看重，当今是文字泛滥的时代，少有人会把发贴当回事儿，这正是孙先生不受时风浸染的表现。 孙先生的微信文给我的第二个印象，乃是他常常会提到游寿先生。惭愧的很，我以往未曾注意过这位先生，正是由于孙毅不厌其烦的介绍和转发，方让我了解到她原来是位民国著名才女。《饾饤集》乃是孙毅先生所赠，他在后记中谈及这是他平时所思所想，随意性很强的文章，在他看来：“做文章，越简单越好，太过复杂，便不知所云，且容易形成套路，容易陷在里面，走不出来，而且，现代人压力很大，谁有时间和你猜谜语？” 他的所言给我以提醒，我写文章喜欢信马游缰，更多者是自己的不吐不快，并未站在读者的角度去体会他们读这类文章的厌烦。孙先生提倡写短文，他自称：“以'饾饤’名集，取其琐碎、细小之意，然文章虽短，但绝不细小，实以小见大，由浅入深也。”这份自信也足以令人佩服，同时他对于短文的提倡也给我以警醒 。 本书中所收之文涉及到各个方面，以我的看法，大致分为黑龙江籍近现代人物研究以及孙毅个人诗文集、读书录、交游录两类，阅读该书可以了解他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他以其独特的直率径直评价某些人，这于今日文坛最为难得。 关于游寿，本书中与之相关的文章至少有十几篇之多，比如《白沙旧事诗笺传》一文，乃是孙毅读游寿《白沙集》的感悟，其称游寿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饾饤集》中另有《书坛双璧，南萧北游》乃是称游寿与萧娴并称，文章讲述了游寿的家世，同时转录了游寿的书学思想，比如论用笔、论选择碑帖等，从中可了解到游寿学书从颜体入手，在楷书方面，她主要临《张猛龙》和《张玄墓志》。游寿在谈到论择师时，认为书法既然有法，就必然有师传，但是高明的书法老师从不教学生自己写字，因为在书法史上，可资师法的名家太多，不必要自下樊篱。 孙毅在总结提炼游寿的书法理论时，会一并对比萧娴的相关说法，他也承认从地域影响来说萧娴远高于游寿，但孙毅又点出游寿成就多方，只是将书法视为余事，而萧娴始终以书法家面目示人，同时又是康有为的弟子，因为康在书坛上有着广泛影响力，所以萧娴更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孙毅同时认为，就书法认识而言，游寿要高于萧娴，只是关于游的研究还未广泛展开，也许这正是孙毅在这方面着力的原因所在。 《吴湖帆与周鍊霞》，刘聪著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责编马燕老师所赠，该书软精装，大32开，全彩印刷，内容如题所言，专门探究吴湖帆与女画家周鍊霞之间的交往故事。其研究方式，乃是从吴湖帆出版的《佞宋词痕》分卷方式之不同入手，故本书第一节就从该词集谈起。 此书首先称，近些年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很是畅销，随着该书的畅销，周鍊霞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在陈巨来笔下，周鍊霞除了姿容秀美与惊才绝艳外，她与吴湖帆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刘聪觉得《安持人物琐记》，“因掺杂了太多的虚构和想象，虽然生动有趣，却近乎小说家言，不能让人尽信。” 2012年，周聪著有《无灯无月两心知——周鍊霞其人与其诗》一书，正是基于此书，刘聪先生进一步搜集史料，同时系统查验了《佞宋词痕》不同的版本，由此而写出了这部专著。刘聪在文中提及，《佞宋词痕》有九个版本，他分别讲述了相互间的异同，根据五卷本的分卷方式，发现卷五所填之词主要是写给周鍊霞。根据这样的猜测，作者进一步确定了吴、周二人相识的时间，他发现吴湖帆《丑簃日记》中，记了载吴氏1931年至1939年的交游活动，涉及人物甚夥，但没提到周鍊霞。 作者又查验了吴湖帆梅影书屋的收藏中，有四件藏品上有周的题跋，落款均为1953年，接着作者推论，在1953年之间是否两人刚刚定交，接着引用了陈巨来《记螺川事》所载：“冒鹤亭屡屡以她的诗词绝妙告于湖帆，力为介绍。二人在鹤老家一见生情……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按照陈巨来的说法，是冒辟疆介绍吴、周二人相识，并且两人是在冒府一见钟情。刘聪在前面已经提到，陈巨来所记之事不可靠，然他在此书却称：“虽然《记螺川事》不可全信，但也并非全不可信。陈巨来对各种细节虽常常信口开河，但是对一些事情的背景也不敢完全虚构。笔者以为，对吴、周二人订交的背景，陈氏所云即不无参考价值。” 其实各种史料中，很难查到吴、周二人感情交往的记录，如前所言，刘聪乃是从《佞宋词痕》入手，他首先谈到吴湖帆当时委托万叶书店的钱君匋负责《佞宋词痕》的出版，吴再三嘱咐钱要不惜工本，一定要做出精品，果然该书制作得很漂亮：宋锦封面，双丝线装订，淡黄色毛边纸。该版本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中，虽是影印本，却都能拍得善价，可见人们对精美出版物的追捧。但是刘聪的着眼点不在于此，他另辟蹊径地解读吴湖帆重视此书的原因： 为什么吴湖帆会对此书如此看重？至少，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佞宋词痕》卷五及外编中的大量作品，背后都隐藏着吴湖帆和周鍊霞的恋爱故事，而在词集出版之际，吴、周二人又正处于热恋之中。因此，精印词集，酬报佳人，也无疑是对吴、周恋情最好的纪念。 接着作者又查验了上博所藏吴湖帆《佞宋词痕》的手稿，他发现从1955年的修订稿开始，吴词中屡屡出现的“南陵”都是指吴、周所租“小房子”的地址。刘聪遍查上海的新旧地名，找不到“南陵”二字，于是他就猜测“南陵”不是现实中的地名，“它只是吴湖帆为了隐讳小房子的真实地址，而在词中虚拟的地名”，本着这样的猜测，作者推测出：“'南陵’很可能位于上海的南郊，位置或许会稍微偏西一点。”同时，他注意到吴湖帆在1955年所填《内家娇·次柳屯田韵》中有一句“十里芳尘消脸际”，故其猜测这处小房子距其居所有十里之遥。虽然作者也说：“虽然这只是词中的约数，可能不足十里，也可能十里有余，但总归不会差距太大。”于是他就以周鍊霞的寓所——巨鹿路383弄采寿里为圆心，以十里为半径画出一个圆，往西南方向看，就是龙华镇的位置。 这样的推论方式别出心裁，我很想看到作者在大胆推测之时，是否有小心求证，更准确地说，我很想看到他以自己的推论找到的结果，可惜未能读到相关文字。但是作者在后记中起首即称：“这不是一部风月八卦之书，而是一本文史考证之作。”作者认为：“本书的写作，其实是一系列探谜揭密的过程，是作者根据吴湖帆词中留下的种种线索，通过一个个考证，还原出一段隐藏了六十多年的情感故事。” 那么，用词来作为推论依据是否谨严呢？刘聪承认用文学作品作为考证依据，本身是充满争议的事情，比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王夫之则认为“夫诗之不可以史为，或口与目不相为代也”，那么除诗外的其他史料，就可以为凭吗？ 作者称：“日记在撰写时就不免经过精心修饰，有预备留给后人看的嫌疑；回忆录中则常常充斥着不靠谱的回忆；而看似语无顾忌的书信，也不排除有信口开河、夹带私货的可能。”但是，他觉得：“而作为考证材料的诗词，如就可信度而言，其实未必会比其他材料差。” 引用史料确实是存在选择性的问题，而印证史料的准确性却十分困难，刘聪以其独特的方式来钩沉出一段隐秘的情感，这种推论是否符合实情，难以找到更多的旁证，但这本书却给人以提醒：无论作者怎样想尽办法掩盖实情，只要有文字在，总能让人窥得痕迹。 《藏书纪事诗》《藏书纪事诗笺正》，（清）叶昌炽撰，王欣夫笺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马艳超先生策划的《蛾术丛书》之一种，由季晓冬先生予以系统整理，因为书中用到了芷兰斋所藏宣统二年叶氏自刊本的《藏书纪事诗》，故书前附有我所撰写的影印说明。该书32开精装，一套三册，每册皆有纸质插盒，每册书为圆脊布封面，在制作上颇为用心。就本书的价值而言，我摘引《影印说明》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藏书纪事诗》是叶昌炽耗时七年而成，为其所有著述中影响最大者。该书为中国首部以纪事诗形式为历代藏书家立传之作，其体例仿效厉鹗《南宋杂事诗》及施北研《金源纪事诗》，全书共收七百余人，每人或每家咏七言绝句一首，亦有赋二人于一诗者，诗下附注，注中包含藏书、刻书、古籍版本、目录等多种史料，被书界誉为“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称赞是书为：“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而姓名不至灭如，甚盛德事也。”该书问世后，深受书界人士所喜，陆续有人依其体例而作同类著述，如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莫伯骥《藏书纪事诗补续》、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胡道静《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及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等等。 该书有六卷本与七卷本之分，六卷本为江标光绪二十三（1897）年刻于长沙，七卷本为叶昌炽宣统二年（1910）刻于苏州。江标将该书刻入《灵鹣阁丛书》第五集，序云：“标于壬辰年（1892）在京师奉归，录一副册，欲付手民而未能。甲午（1894）奉使湘中，亟以写册，乞师自定之。日月易迁，又越两纪，至今年春始以稿本寄湘，即付锲者，十月写刻毕。”然此六卷本内容并非叶昌炽最终定稿，讹误颇多，写刻亦非精，故次年江标将刻好之书呈叶昌炽过目时，叶仅以“尚精好”三字评价，日记中于此事仅一句带过：“十九日，建霞来并呈所刻拙著《藏书纪事诗》，尚精好。渠作一序，其门人湘潭刘茂才肇隅任校勘，附一跋于后。” 本书第三册为王大隆先生的《藏书纪事诗笺正》，因为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中，大部分是对每位藏书家冠以七绝一首，但也有的是几人合撰一首，这种撰写方式虽具独创性，却难以讲出每人的具体藏书事迹，故叶昌炽在每诗之后系有一段文字，近似于藏书家小传，但这段文字并不是该首七言诗的注释，而王大隆先生的笺正乃是点出一些诗句隐括的史实，以便让读者能够读懂叶氏所撰之诗。大隆先生还会在笺正中点出一些故事本末，例如“墨庄两字㳕觞谁”一句，欣夫先生先写出：“李果墨庄记”，而后写了如下按语： 《文禄堂访书记》元至正刊《伯生诗续编》有“墨庄藏书”印，疑是朱氏所钤。《滂喜斋藏书记》明刻《存复斋集》有“师竹斋图书”印，刘喜海誌云：“师竹斋，李墨庄藏书处也。”欣夫案：此又一墨庄。《春融堂集》《怀旧诗》有《绵州李舍人墨庄鼎元》，自注：“辛酉春，墨庄奉命勅封琉球，过访敷文书院。”如即其人。又案：李墨庄有《师竹斋集》。 关于王大隆与叶昌炽的关系，我在《出版说明》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王大隆先生曾与叶昌炽先后同居苏州西花桥巷，似乎两家旧居相距不远，叶昌炽去世时王大隆年仅七岁，二人或许并无交游，但是对于这部前贤著述，王大隆始终不离案头，遇叶书中有所讹误者，随手记于书眉。又若干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其原稿即王大隆先生以宣统二年叶氏刊本《藏书纪事诗》书眉上批语整理而来。《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王大隆跋《藏书纪事诗》中称：“盖古今群藉，浩如烟海，何能责先生之必见，况多后人所著者哉。”王大隆可谓缘督庐主人之知己也。 《神龙说字：云童和女娲》，故宫文化、一刻馆合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从去年中期开始，故宫文化公司的袁鸿蕙老师找到我，说她要策划一套童书。我对她的策划能力一向很是佩服，之前的一年，她策划了《迷宫：金榜题名》一书，很受市场欢迎。此次策划之书乃是与中国文字有关，她觉得我对此有一定了解，命我任该书系主编，共同参与策划。经其引荐，得以认识了一刻馆的小伙伴们，我们在咖啡厅内几乎每月聚会一次，听我东拉西扯，谈论相关话题，同时看着他们创造出小神龙等一系列卡通形象，经过多次磨合，使得这些形容渐渐清晰。 参与这个活动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袁鸿蕙和一刻馆工作人员的认真。为了能确保所绘插图的准确性，袁鸿蕙特意组织了顾问委员会，由故宫前常务副院长李季先生担任顾问委员会主任；对于古文字的把关则请寄盦、若楣两位专家仔细审核，寄盦对每个字的演变都会找出历史依据，从而保证了这套书在讲述上的准确性。一刻馆的同仁们又根据这本书展延开来，设计出一套适龄的游戏玩法，他们根据专家的分龄方式，将此套书系设计为多本，即让里面的人物有成长，又让知识逐步加深，集游戏与知识与一体，乃是整体书系的设计原则。 因为忝列主编，让我完整地看到了他们从初级构思到设计制作，再到后来的营销策略整个过程，他们的作法颠覆了我以往对图书撰写、销售的理解，该书设计完成后，袁鸿蕙命我为此书写序，于是我以《打开汉字之门》为题，讲述了文字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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