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鲁迅》，萧振鸣著三联书店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实为萧振鸣先生所著另一种体裁的鲁迅别传。萧先生从鲁迅的家庭出生讲起，每个阶段以两个字的小题形式予以分篇，每篇之中再以有价值或有趣的事件作为分节，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来展现传主的个性人生。 关于写此书的缘起，萧先生在前言中讲到两个真实的故事。一是鲁迅的公子周海婴某次到鲁迅博物馆去办事，保安不认识他，问他来找谁，这令周海婴很生气，说这里就是他的家。还有一次某书商找萧先生来商议编书选题事宜，萧先生说鲁迅的书很畅销，可以编一本适合青年人阅读的插图选集，未成想那个书商问他，鲁迅是谁？ 这令萧先生很无语。为此，萧先生讲到：“然而八十余年来，鲁迅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的符号，忽而被摆上神坛，忽而被拉下神坛，但他始终搅动着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波澜。” 就我这一代人而言，鲁迅的影响可谓至深，他曾经也是最最最级的人物，但是很多问题渐渐有了颠覆性的改变，这也正是萧先生要写这本《走近鲁迅》的原因所在。他同时也提到，时至今日，关于鲁迅的传记已经出了50多种，而他的这部新作，不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书，而是用近300个鲁迅的故事，连缀起来构成一种故事文体的鲁迅传记。他说这本书是写给青年人看的，故在史料确凿的前提下注重文学性。 萧先生在前言中引用了鲁迅概括中国历史的两句名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期待第三样时代的到来，什么是第三样呢？鲁迅没说。萧振鸣也没有予以文字性的揣测。 我读到萧先生的这篇前言时，也有一些感触，比如他讲到的周海婴，正是在萧先生的引荐下，我曾在鲁博门口与之谋面。当时周海婴是骑着一辆大摩托而来，一身行者打扮，跟我的想像相去甚远，我盯着他的面庞努力地想从轮廓上找出鲁迅的影子，但是他言简意赅，完全不客套地直奔主题，打断了我的遐思。而我当时找他，主要目的是请他在鲁迅的著作上签上周海婴的大名，这种作法虽然差强人意，但我却觉得这是自己纪念鲁迅的方式之一。 那时的萧振鸣先生在主持一家名为鲁博书屋的书店，书店开在鲁迅博物馆的侧墙上，书店的店员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小董。有一度我的居所离鲁博不远，故时常到那家书店去翻书，后来在小董的引荐下得以认识萧振鸣先生。后来鲁博书屋迁到了鲁迅博物馆的院内，渐渐成了读书人的据点，而萧老板热情地招待众人，有如水泊梁山岸前的那位旱地忽律朱贵。 再后来，萧老板不再主持书店，而是在鲁博负责展览，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苦练鲁迅体书法，同时收集着与鲁迅有关的各种史料，为此写出了几本专著，这本《走近鲁迅》想来也是以他收集到的史料撰写而成。 关于鲁迅的家世，一直以来有多个说法，比如湖南道州说，乃是称周氏为周敦颐的后代，但是按周作人的说法：“喜欢往上爬的还可以说是周公之后。”然萧先生称，按照《越城周氏支谱》所言，这一支的一世祖周逸斋乃是在明正德年间带着两个儿子，迁居到绍兴城内，而鲁迅乃是周逸斋的第十四世孙。 关于鲁迅的本名，不少的文献都说是周树人，其实鲁迅本名是周樟寿，后来他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他的叔祖周椒生给他改名为周树人。鲁迅兄弟四人，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是櫆寿、松寿和椿寿，椿寿在六岁时夭折了，后来他们三兄弟都改了名，櫆寿改名周作人，松寿改为周建人。 对于鲁迅笔名的来由，萧先生谈到，周氏最早使用的笔名是“戛剑生”，即击剑之人。萧振鸣说，这个笔名体现了少年鲁迅的壮志情怀。1907年，鲁迅发表《人之历史》等文章时，使用了“令飞”的笔名，后来周海婴的儿子，即鲁迅的长孙就用这个笔名作为了自己的名字。直到1918年，鲁迅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才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当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问他这个笔名的含义，鲁迅说： 我从前用过的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行之意。 其实鲁迅还有很多笔名，比如唐俟、神飞、庚言等。有趣的是，在1928年初，还有人冒用“鲁迅”这个笔名。当时有人看到鲁迅曾到杭州前往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坟前题了诗，有人问起鲁迅，他说自己已经十几年没有去过杭州了，为此鲁迅特意写信给在杭州的许钦文和章川岛，让他们了解此事。两人终于打听到，题诗的人是西湖附近一名小学教师，此人也确实姓周，但长得不像鲁迅，然而他却称自己就是鲁迅，因为对世风不满，所以隐姓埋名到乡下教书，并且说他写过一本名叫《彷徨》的小说，虽然畅销八万多册，但他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写一本。鲁迅闻听此事后，也只能在刊物上写了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萧振鸣在文中特意点到鲁迅也做过书店老板，1927年春，鲁迅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在教学之余在番禺学宫附近创办了名为“北新书屋”的书店。我在广州寻访时，两度去过番禺学宫，在那里没有看到介绍此书店的文字。此书店是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进行日常经营，鲁迅也常在书屋内与其聊天，后来他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时，北新书屋也随之停业，剩下的书鲁迅以廉价卖给了广州的共和书局。 萧振鸣在本书中谈到鲁迅的一些趣事，比如鲁迅不到一岁时，被送到长庆寺拜一个和尚为师，此寺的主持给鲁迅取的法名是“长庚”，长庚乃道家常用名，不知这位和尚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名字。但是从鲁迅所写的文章看，他似乎对和尚也并无多少尊崇，比如他在《我的第一个师父》里，谈到那时寺庙的和尚不过是剃了头的熟人，“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鲁迅说他的三师兄就是这样的和尚，后来三师兄有了老婆，鲁迅以此来嘲笑他，没想到三师兄狮吼般的说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 鲁迅曾向弘一法师求得一张书法作品，萧振鸣注意到鲁迅没有评价这幅作品是好是坏，同时说，1914年鲁迅在北京买过100多种，200余册佛经，可见他也研究佛教经典。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鲁迅与八千麻袋事件的关系，其实我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什么不看重这些原始史料，而萧振鸣在本书中也提到鲁迅曾写过一篇名为《谈所谓“大内档案”》之文，鲁迅说这些档案：“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 1909年，收存大内档案的库房塌落一角，几百万件的档案就被搬了出来，此后几经辗转，到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派鲁迅等人去查看这些档案，鲁迅认为这些东西价值不大，故1922年春，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档案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之后才发生了罗振玉以高价买回等一系列故事。萧先生并未对这个故事展开讲述，也没有评价鲁迅这么做究竟是对与错，可见他在一些方面对鲁迅尽力回护。比如谈到二周兄弟失和时，这样经久不衰的话题，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萧振鸣，却这样的一语带过：“一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歇斯底里性，凶悍泼辣，持家无度，制造谣言；二是兄弟二人的思想取向产生了分歧。” 也许是为了表达鲁迅人的一面，萧先生也在本书中谈到鲁迅曾醉打许广平，这件事的起因乃是许广平与俞芬姐妹串通起来把鲁迅灌醉，当天鲁迅喝了葡萄酒、黄酒和白酒，这可是真正的“三中全会”，可能是鲁迅不胜酒力，最后用拳头打了俞芬、俞芳，同时按住了许广平的头。但鲁迅怎样打许广平，以萧振鸣爱鲁迅之情，他当然只是点到为止。 余外萧先生还谈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可见他对鲁迅生平十分熟悉，而其所讲的故事也是顺手拈来，通过这样的小故事，表现出鲁迅的方方面面。我翻阅他所赠送的这部毛边本，因为性子急，乃是先裁后读，读到一些章节时，不由自主的为之会心一笑，似乎看到了有人在非议鲁迅时，萧先生投向对方匕首般的目光。     《观古识今－－历代印章及印谱展》，林章松著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20年版 此书为藏谱大家林章松先生所赠，书前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唐立先生所撰序言，该序提及2019年4月12日，人文学部首次邀请林章松先生来清水湾讲学，林先生讲座内容为《印谱漫谈》，这场讲座颇为成功，故人文学部中国美术史教授傅立萃老师再邀林先生指导学生印学知识，同时策划了一场展览，而本图录就是那场展览的成果之一。 林先生为本图录撰写了《观古识今》一文，他首先对此四字引经据典一一解之，分别引用了《说文解字》对每个字的释义，同时转引了《尔雅·释诂》《玉篇》《书·尧典》《易林》等典籍中的相关解读，经过一番旁征博引，林先生概括此四字：“就是由了解过去之历史，认识今天之发展。” 接下来林先生分别讲述了此次展览各个版块的意义，比如展览中的“吉语印”古玺，他先谈到古玺印及篆刻起于春秋，已经有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原本古玺印主要是实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富有鉴藏价值和观赏的艺术品，成为了中国一门独特之艺术。 从春秋战国之后，有些印章的印文变成了带有吉祥或自勉寓意的用语，林先生将这种文字分为“吉语类”、“箴言类”，前者有“李是千万”“人千万”“有金”“生富”“安官”等，其中后三种更能凸显人们所寄托的希望。三千年过去了，人们的愿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林先生说，箴言类玺印反应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以“仁”为中心，能做到“仁”方可称为“圣人”，但是“圣人”标准奇高，并非人人可以成圣，所以普通文士只要求自己做到较低的处事准则，也就是成为“君子”就行了，因此古玺印出现了“君子士”“宜有君子”等印文。 林先生将“箴言玺”根据印文内容又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修身箴言”，此次展出的“慎”“明上”“敬事”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为“明志箴言”，比如“高志”“有志”“得志”等。第三类则为“哲理箴言”，比如“宜民和众”“思言敬事”等。这种分法颇具独创性。 对于私印的产生，林先生谈到宋元时期形成了印学史上的另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私印，后世称为“押印”，其内容为姓名、符号、图案等等为主，同时还有其他民族的印文，比如元代的八思巴文。林先生还谈到唐代时期，景教传入中国，到蒙元时期景教继续在中国某个地区传播，于是产生了一些“卍”印。这种印章有人认为是牌饰，但林先生认为也兼具印章的作用。 除了玺印实物之外，本次展览的另一部分则是印谱。林先生提到印学界公认最早的印谱为宋代杨克一辑成的《集古印格》，此谱约成于北宋大观元年，自此之后的几百年，先后有《宣和印谱》、赵孟頫的《印史》、姜夔的《集古印谱》等，但这些印谱都已失传。今日能够见到最早的原钤印谱乃是顾丛德的《顾氏集古印谱》，自此之后到明末的七十余年间，统计出版了93种印谱。进入清代，又有大量印谱面世，林先生称1950年之前流传有绪或见于著录的印谱，不下3000余种。 本次展览中就有《顾氏集古印谱》一册。林先生称此谱六册全本只存世一套，林先生有该谱卷四一册。即便如此，亦可见此谱在印谱史上的重要地位及珍罕程度。《十钟山房印举》乃是印谱中的名品，该谱有多个版本传世，每个版本的册数不同，本次林先生拿出的是十册原印本，乃是陈介祺征求意见本。另外，这次展览中的《双虞壶斋印存精粹》乃是一册试打本。林先生还拿出了一些印谱的稿本，这样的稿本存世只有一套。 我曾到林先生的府上欣赏他所藏之谱，最令我印象深刻者乃是《丁丑劫余印存》，此谱当年制作了二十套，林先生所藏为第十二套。二十余年来，该谱仅在市面上出现过这一套，而本次展览林先生也拿出了这套珍藏，可见他为了这次展览，精挑细选藏品，每一件藏品都有其特殊性，每一部印谱都有着后面的故事，林先生还在图录中将每部印谱的序言全部点校出来，同时做了序者小传，使得这部图录不仅悦目，同时也可资考证，具有了工具书的属性，可谓佳惠艺林。    《梅冷生师友书札》，卢礼阳编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卢礼阳先生所赠，前一段他跟我确认地址，以便掷下该书。然未成想，因为北京疫情再起，快递竟然不接，致使延拖近两月余我才收到。本书为大32开平装，书前附有彩图十余幅，及梅冷生旧照一张。 关于梅冷生的生平，卢先生在《前记》中有相应介绍，其称晚近温州文化圈流传“事必言籀，言必怀梅”，“籀”乃是指籀园图书馆，即温州图书馆的前身，“梅”则是此馆的老馆长梅冷生先生。 多年以前我已听闻卢先生大名，并且蒙其厚意，长期获赠他主编的《温州读书报》，两年前，我在温州地区寻访时，由方韶毅先生带领参观了籀园，但那次的寻访时间紧迫，未曾来得及拜访卢礼阳先生，直到2019年我到温州图书馆讲座时，方第一次得见本尊。卢先生有着恂恂儒者之风，言语不多，然言必中的，我向他请教一些温州的文人掌故，其均能简明扼要的给我以点拨。然而，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着梅冷生先生的影子，虽然梅馆长早归道山，然其照片中显现出的刚毅之色，颇与卢礼阳先生的内热外冷相类。 卢礼阳在《前记》中谈到梅先生主持馆务之前，就已经关注乡邦文献的安危。1917年，瓯海关监督署存放着《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的书板，当时有一支军队进驻祠署，士兵打算把版片当柴烧，梅先生闻讯挺身而出，与驻军交涉，终将这些板片转移到籀公祠内。 1941年起，梅冷生接任籀园图书馆馆长，时值抗战高峰，为避免日机轰炸及抢掠，他先后三次把馆藏善本转移到山区，安排馆员日夜看守，直到抗战后方运回温州。 2019年乃是温州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卢礼阳先生点校这些信札，以此作为馆庆献礼。这些信札中亦有关涉藏书之事者，比如项士元给梅冷生的第二通信，卢礼阳考证出该信写于1953年10月25日。项士元曾任临海图书馆馆长，也是图书馆界的名家，故其所谈多涉书林掌故，其在此信中提到：“《四休堂书》辑自秦梗友，当付印时渠已衰病，雠校之役付之一王姓商人，致乌焉亥豕，满纸皆是，秦老所作序跋、例言亦多不可读，诚为此刊憾事。” 我近些年也在不同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书，跟不同的编辑打交道，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学识以及认真程度，有时所托非人，令自己气愤不已，却也徒唤奈何。故项士元感慨说：“昔人有云，著书固难，刻书亦难，刻书而雠校不能得人，适足为本书之玷。”而卢礼阳先生赠给我的这本大作中，有几处乃是他用红笔校改，可见其对作品的认真程度。 在特殊历史时期，书籍之命运也让人感慨，项士元在此信中写道： 敝乡图书文物土改之际损失颇巨，杨氏崇雅堂、屈氏精一堂均荡然无存，一部分为土特产运销公司收购，运至贵县及沪江，又一部分则化为灰烬或投入溷圈。及弟自杭返里，怂恿人民政府当轴组设文管会，远在乡区者已难挽救，所幸黄岩、温岭、天台及临海各城区文物大多无恙，台州土特产运销公司收购贮存之旧书五六间亦经躬往检查，先后从破纸堆中检得稿本抄本明刻本及乡先进批校本总逾千斤。 正是因为有项士元这样的有识之士，才使得一些书籍不至于烟消云散。作者著书非易，出版更难，但损毁却是一瞬间之事。对于当时抢救出书的数量，项士元提及： 此间文物部门（附在文化馆办公）已有书籍十万馀册，金石字画及瓷器等不下五千馀件。此次前往登记，又挑选得图书约四千斤，然人手缺乏，只有义务服务员一人从旁襄助，房屋又甚不敷，只有楼房三间、平房七间，又平房五间，因低湿为解放军借用，进行殊觉棘手。将来和平巩固，文化高潮谅当随之到达也。 那时候，项士元心里充满着阳光，而手札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它能揭示正式出版物未载的真实。对于手札的点校，我已体悟其中之不易，故翻阅卢礼阳的这部新作时，在感喟之余，也让我对卢礼阳敬佩有加。 《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粟品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去年十月，原国图常务副馆长陈力先生给我来微信说：“我的新同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粟品孝先生研习宋史有年，去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敦颐文集的编纂史研究》。因研究需要，粟教授曾遍访群书，用功颇勤，弟甚钦服。粟教授所访书中，唯兄所藏明弘治本《廉溪周元公全集》尚未得寓目，因兄曾在文中谈及此书，涉及一些细节，与粟教授所见他本颇有差异，因此来信托我转呈，盼兄开示一二。” 陈馆同时附来了粟品孝先生给我的来信，此信中提及：“从网上得知，您在《拍卖得书琐谈》和《无极而太极》两文中谈及明朝弘治年间藏本、周木重辑的《濂溪周元公全集》（您已出版的大作是否谈及？望赐示）。此本稀见，余目前仅知天津图书馆、日本蓬左文库、京都大学和您处有藏。前三家藏本均已调查，惟不见您的珍藏。从您的披露情况来看，与其他藏本似有微异。” 对于拙藏与另外三种所藏的区别，粟先生发来几张书影，同时指出，拙藏中原书内所附的张濂溪遗像“右下角有'总目八’三字，且放在卷十三之后，与余所见不同（下面右边两张分别是日本京都大学藏本和天津图书馆藏本，右下均无'总目八’三字）。” 其观察之仔细令我感佩。在我的概念中，书能被研究者所用，乃是藏家之幸，我当然愿意与这样的专家分享拙藏，然我接陈馆微信时正在前往南方寻访的高铁上，故请陈馆转告粟先生，待我返京后定往书库落实细节。此后的一段时间，我连续出访两次，第二次在曲阜发生了意外，差点儿命丧粪坑，匆忙返京后调整了一些天，准备春节期间前往书库帮粟先生找出原书，未成想，疫情突发，而我书库所在小区因出现了确疹病例，被列为高风险区域，小区实行封闭性管理，待小区刚刚放松管理，又出了新发地事件，小区再次被封闭起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件事情东拖西拖，竟有大半年时间都未能前往书库为粟品孝先生查书，有负朋友所托，始终令我心有惴惴。然本月初我却收到了粟品孝先生的信息，他说该书已经出版，向我索要地址，得此信令我大感不好意思，无寸箭之功，而受此厚馈，我正式向粟先生表达了歉意。然而他却说，我给过很大帮助，同时发来了本书致谢名单，上面果然列有贱名。粟先生的胸怀更令我觉得惭愧。 粟品孝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首先谈到了周敦颐在理学上的重大贡献，自宋以来，他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各国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周敦颐的著作流传甚少，按照他的好友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的所述，其著述主要有“《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粟先生认为，由于周子在当时地位不高，这些不多的论述原本只藏于其家中，未曾刊布流传，到南宋初期，随着理学和周子地位的上扬，其著作开始以《通书》或者《太极通书》等形式在各地刊刻印传。 最早刊刻的周子著作乃是南宋淳熙十六年道州州学教授叶重开所编的《濂溪集》七卷，此书已经失传。后来朱熹晚年弟子度正用近三十年之功，在嘉定十四年编纂出《周子文集》，但此集编完后是否予以付梓，后世不得而知。粟先生认为，嘉定十四年至宝庆二年，萧一致刻印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有可能是根据度正编纂的文集来刊刻的。但此本同样失传了，幸而该书的目录附在了明弘治年间周木编刻的《濂溪周元公全集》之后。 宋度宗咸淳末年，有学者在江州编刻了《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此本国家图书馆有藏。周子全集在元代的刊刻情况，仅赵宗建的《旧山楼书目》有著录，但元刻本已失传，明初的《永乐大典》中提到的“周濂溪集”有可能就是赵宗建所见的元刻本。 周木所编《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本，其底本是根据宋末江州本，然在内容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但该书流传不广，故少有人提及。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大儒张伯行才在北京的报国寺偶然得到了周木编本，大为高兴，自称如获至宝，而后他对此本进行了编纂，在康熙四十七年编成《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 张伯行所编之本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此之后，乾隆二十一年董榕编辑《周子全书》二十二卷，光绪十三年关中大儒贺瑞麟辑《周子全书》三卷，都是以张伯行本为底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克明点校本《周敦颐集》同样是以张伯行本为基础。这些都说明了周木本的价值，而寒斋所藏正是该本，并且拙藏在一些细节方面与其他存世的三部有一定差异，这也就是粟品孝先生通过陈力馆长找我查证该书的原因所在。可惜阴错阳差，我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关于周子全集的特点，粟品孝先生总结说：“周敦颐文集从最初的版本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周子本人的作品很少，主体内容是其他人撰述的有关周子的文献。”他在前言中以举例的方式谈到，张伯行本卷八有《夜雨书窗》和《石塘桥晚钓》两首诗，后一诗的小字注中写道：“旧无此五字，而此诗又连上共作一首，今从《遗芳集》改正。”这段小注乃是依据周木所编之集，以此说明，这两首诗最初是一首，后来被人析为两首。但中华书局点校本沿而不改，致使后来出版的《全宋诗》也延续了这一失误。 周子文集中还保留了不少失传的宋人诗文，据统计有13人，共19首诗为《全宋诗》失收，这进一步说明了翻阅原典的重要性。 对于粟品孝先生该书编纂的源起，他在前言中提到，2017年6月，湖南道州召开了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讨论会，粟先生在会上见到了湖南省馆的寻霖先生，寻先生建议，应当编一本周子文集各个版本的目录，以便让读者藉此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于是粟品孝先生立即着手编纂此书，他通过各种信息共查阅了宋刻七7部，明刻本19部，清刻本9部，合计35部周子文集的不同版本，而其收录下限止于1912年之前，之后的版本不再收录。 本书的著录方式先是以时代分为宋刻、明刻、清刻三个部分，后有附录，同时列出了现存周敦颐文集版本概况，及收录单位一览表。他对于每一部书先作概述，而后点校录出原书中的序跋，接下来则是长长的按语，而后把每一版本的目录及每卷所收篇名一一列出，这可使读者翻阅本书，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各本周子全集的收录区别，故一册在手，即可将周子文集了然于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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