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最高罚款2238万！环境法律服务是下一个业务蓝海吗？丨律新社观察

律新社丨廖丽君

“全球绿色低碳经济之战”已正式打响，中国全面进入绿色低碳时代。

据IPE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5月24日到6月6日两周间，环境行政处罚最高额达2238万元。中国生态环境部4月1日公开发布关于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12.61万份，罚没款总计82.36亿元人民币。

绿色经济这个未来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确定性最高、体量最大的产业赛道，将创造无数全新的公司、行业，重新分配大量财富，改变我们衣、食、住、行几乎方方面面。

 

它将给环境法律服务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一线环境法律服务团队如何应对市场变化？现在是不是入局环境法律服务的最佳时机？律新社与国内一线环境律师进行了对话。

01

政策驱动

环境法律服务稳中有进

 

环境法律服务主要分为诉讼和非诉，非诉类包括企业环保合规、生态环境执法合规、政府决策环保合规等；诉讼类包括环境刑事、环境行政法律服务（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磋商/诉讼、环境私益仲裁与诉讼等。其中，非诉类企业环保合规业务是当前占比最高的环境法律业务，也是最具市场拓展空间的业务。

自200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法专业委员会成立，20年来，我国环境法律服务都处在稳定的成长期，《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相继修改、出台。

2015年1月1日，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修《环保法》”）正式实施，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正式起步。此前，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罚款只有几千、几万，环境违法成本低，企业不重视，律师接到的具体案件并不多，主要工作是推动立法，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修改、政策实施背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新修《环保法》规定了“按日计罚、上不封顶”制度，环保罚款数额大幅增加，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企业纷纷聘请律师打官司，有的企业涉嫌违法排污，企业法人被拘留，面临刑事责任，也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2015到2020年间，环境诉讼案件逐年增加，此后两年都居高不下。

 

2020年，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相继宣布在205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其他近110个国家也做出同样的零碳承诺，绿色可持续经济低碳竞争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政策推动下，环境资源案件迎来新的高点。《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0）》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8万件，同比上升2.9%；审结一审环境资源行政案件5.3万件，同比上升26.2%。审结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03件，同比上升77.6%；审结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454件，同比上升82.3%，审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62件，同比上升72.2%。

 

进入2021年，环境资源司法更受重视。6月3日，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为长江十年禁渔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及典型案例，展现出上海发挥法律对环境资源保护促进作用的坚定决心。

 

王羽

汇业环境资源与能源专委会执行主任

环境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策推动性，汇业环境资源与能源专委会执行主任王羽告诉律新社，多数企业的环保投入仍属于管理费用或者其他开支，产生的直接收益很有限，市场动力相对不足，近年在严厉的监管政策驱动下，环境业务出现了一轮明显的爆发，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都有很多律师、律所关注或进入环资领域。

 

“企业对环境合规的需求明显增多了，”王羽表示，“以往购买环境合规法律服务的主要是跨国企业，但现在许多国企、民企也有了明确的需求。”

02

绿色时代

环境法律未来“尚未到来”

 

环境保护议题愈发高涨的讨论度与受重视程度，确实为环境法律服务带来了一个可预期的未来，但受访律师们不约而同的态度是：环境法律服务的未来值得期待，但这个“光明的未来”尚未到来。

 

在发达国家，环境法律服务是律师的黄金业务领域，标的额大，市场广阔。但当前我国环境法律取得的进展没有人们想象中乐观。

 

李俊彬

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国环境法律服务尚未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刚需，无法直接撬动法律服务的供需关系，市场尚未真正成型。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俊彬告诉律新社，“近年来，环资类案件的增长主要还是集中体现在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案件这两类。而其驱动者主要是NGO组织、检察机关和政府指定的生态损害赔偿权利人（通常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这种增长暂时无法体现市场刚需。”

 

在中西部省份从事环境法律服务的律师和团队相对发达地区而言要少得多，李俊彬还向律新社表示，江西省内除理公所、豫章所专门设立环资团队外，将环资法律服务作为专项服务的律所鲜有耳闻。尽管理公和豫章的环资法律服务发展较好，理公所在江西省参与了部分重大案件诉讼，举办了数次大型环资法律论坛，但江西专业从事环境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绝对数量非常有限。

吴荣良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吴荣良告诉律新社，环境法律服务在国内仍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一方面，企业对环境法律风险的认识仍有待加强，对律师的认知很多仍停留在“打官司”的阶段，没有意识到优秀的环境律师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企业不“打官司”。

另一方面，环境律师的供给也没有达到客户的预期。客户希望的优秀的环境律师，不仅能告诉企业什么事不能做，更重要的是指导企业哪些可以做，怎么做。这要求环境律师不仅要懂环境法律法规，还要懂得环境相关的诸多标准和技术规范，更要懂得如何帮助企业“落地”以实施这些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这样优秀的环境律师，非一朝一夕能够炼成。

业界比较知名的环境律师，往往具备法律和理工科的复合型教育背景，甚至有企业环境管理或政府部门多年的实务经验，再加上多年的环境法律服务经验，才能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成为客户心中真正优秀的环境律师。

 

而在当前的大部分中国高校中，环境法还不是必修课程，不受学生重视。同时拥有环境工程等学科与法学专业学习经历的毕业生更是寥寥无几。

 

“碳达峰、碳中和的法律服务最可能成为接下来的发展契机，但法律人究竟可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仍然不清晰。”吴荣良表示，虽然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已经确定，但具体的路线尚未明确，法律服务的机会到底在哪些具体的方面依然是不清楚的，需要继续探索。

03

道路曲折

积极行动中迎接未来市场

 

环境法律服务的发展可以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来形容。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不要“重仓”环境法律业务，对于律师团队来说，似乎成了两难的抉择。律新社在采访中，向几位深耕环境法律服务的律师了解了他们的团队动向。

 

金茂律师事务所在环境法律服务领域探索多年，在企业全生命周期环境合规法律服务、环境行政处罚听证法律服务、环保产业全过程法律服务、并购过程中的环境法律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他们也率先在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碳金融法律服务等领域开始了研究和探索，协助企业设计碳达峰、碳中和的方案和路径。

“也许单个客户的服务标的不大，但对于我们探索出一套可行的碳达峰、碳中和法律服务方案意义非凡。”吴荣良表示，金茂联合了专业环境咨询公司、品牌管理公司和相关高校等研究机构，一起进行这一探索。

连续6年担任上海律协环资委主任，吴荣良律师在环境法律的宣传上的投入更是由来已久。从最初的线下10人小课堂，到现在的线上百人大课；从最初给年轻同行讲课，到现在给企业、给学生讲课；从最初的上海内部交流，到今天的长三角区域互动，吴荣良见证并参与着环境法律影响力的扩大。他告诉律新社，上海环境资源和能源业务研究委员会的诸多委员律师在光伏、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行业引领者，同时也在积极研究和探索新的环境法律服务机会。

“从传统环境法律服务转型到以服务双碳目标的实现为核心的环境法律服务，尽管当前的情形尚未明朗，但长远来看，环境法律服务一定是值得发展的领域！”吴荣良向律新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