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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山荣公众号的第810篇原创文章 
在引述《贵州经济》《贵州茅台酒史》两本读物中的一些文字后，竟堂而皇之给出了『汾酒是茅台的母亲，茅台是汾酒的儿子』的的奇葩言论。
因为季克良专门去求证发现，写这篇文章的是华家亲戚，仅到过贵阳、遵义，从没去过茅台。他写的这篇文章纯属道听途说，没有证据。季克良驳斥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好就是自媒体『百年梦圆』得出奇论的核心论据之一。其实熟悉白酒工艺的专家，只要对比茅台酒和清香型酒的工艺，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其对贵州历史的了解，相信会比『堆砌资料给出奇论』的操作，更为客观！
一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着实让人们对山西人做生意的天赋赞叹不已。
事实也是如此，明清500年间，山西商人在经营盐业、票号方面的成就无人能比，人们将他们称之为『晋商』。一段时间里，『晋商』的确太有钱，知名度也实在太高，以至于八国联军来了，清政府无钱偿还赔款，不得不向晋商代表人物乔氏打借钱的主意。有人据此说，晋商的显赫一时，到了『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甚至进一步发挥道：『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云云。说茅台酒是晋、黔两地工人『共同首创的』这位先生，着笔时大概还考虑到一点出言分寸，不敢说得过于绝对。而在另外一些似知又显得无知之辈的笔下，直接是恣意妄说。他们所发的议论，自己只要仔细想想，都会觉得难以置信。『茅台酒是清朝咸丰年间由山西盐商发现这里的水质和风水不错，利用汾酒的酿造工艺在原来的茅台村建厂酿酒，历史只有三百多年。所以，虽然茅台酒目前的风味有别于汾酒，但历史源于汾酒，又和汾酒断开，基本没有多少历史文化积累，与梅山酒从晋朝一脉相承流传下来的花雕文化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茅台老家在山西》,早在二百年前，山西盐商到边远的贵州省经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黔晋相距九千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用当地的水和玉米、大麦，采用汾酒的酿制方法造酒，没料到贵州的泉水独特，生产出的酒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且不说清朝咸丰年间指的是1851～1861年这段时期，即使从1851一直算到2009年，也只有158年，与所谓咸丰年间，山西盐商『利用汾酒的酿造工艺在原来的茅台村建厂酿酒，历史只有三百多年』，相差了150多年。所谓《茅台老家在山西》和『黔晋相距九千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采用汾酒的酿制方法造酒』，于是『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之说，更是天真到让人哭笑不得，直想为作者的孤陋寡闻悲哀。当年，唐蒙在南越品尝到枸酱，追踪出一条蜀夜郎商道，进而帮助汉武帝策画出一套统一南方的谋略，被视为茅台酒前身的枸酱酒因此确实火了一把。但自那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国的白酒生产表现出一种遍地开花的势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人在酿酒。不同地区的人们品尝着家乡的酒，微醺下写出许多赞美诗文。于是，后世出版的一些关于酒的著作，从历史名人的诗词中引出了许多所谓当时的名酒。
晚唐诗人杜牧曾以经邦济世才略自负，立朝时刚直不阿，敢于论列大事，慷慨激昂，指陈时弊，但其一生仕途并不得意。
他供职池州时的《清明》一诗，写出春寒料峭，冒雨赶路，雨湿衣衫，融景伤怀之情。其中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被后人频繁用来佐证山西酒业之历史悠久。有人甚至称：『山西省汾阳县城北30里处的杏花村，村子小，人口少，除了耕作之外，都是酿酒（汾酒）的好手。唐代即驰名远近。』而杜牧的诗便是最好的证明。中国的地名大都与环境、生态、山河相联系。凡种植杏树较多的地方，大概都可能以杏花村命名。山东省水泊梁山附近有一个杏花村；湖北麻城县古镇岐亭附近有杏花村；江苏徐州丰县东20里有杏花村；南京城西面的南阳凤凰台一带有杏花村；安徽池州城西郊有杏花村，加上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唐代有据可查的杏花村至少就有6处之多。而当年杜牧写《清明》诗的时间，正是在会昌二年(842)以后，他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期间。因此，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只能是位于安徽池州城西郊的那一个，与山西的杏花村完全搭不上界。古代的所谓名酒，大多是借重于名人的声望。名人喝了某种酒，又在诗词文章中提到了它，这种酒便出了名。千余年前的封建时代，交通与通讯手段之落后，我们这些用着电脑拿着手机通话的今人是难以想象的。而唐宋之际既无专门的评酒机构，更无对酒的严格评定标准，一切都只靠饮者的感觉，靠个人的名望。加上封建史家们只能从个人经历、口耳相传和有限的文献中了解情况，那些远不可及，甚至完全不为他们所知的边远民族地区，再有奇珍异宝，再有美酒佳酿，他们闻所未闻，既品尝不到，自然不可能书之于笔下。一些生产白酒的企业，总喜欢把自己生产酒的历史说得十分遥远，这当然也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但如果一味用某部古文献中的记载来证明自己，却又不免失之于偏颇。在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事物感知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隔山跑死马，十里不同风，正是对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不足的一种概括。因而，某位名人在多少年前赞美过某种酒，某部文献谈到过某种酒，并不足以说明这种酒就是当时酿酒水平的代表。事实上，唐宋时期关于酒的著作中列举到的那些所谓名酒，发展到当代仍能跻身于名酒队列中，实在少而又少，大多数酒都已被历史冲刷得不见了踪影。茅台酒的情况则不然，这种产于黔北的佳酿，正如同它所在省区的境遇一样，长达千余年中，总是被封建统治者和那些御用文人所忽视。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只将目光集中在京城、中原、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和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事物，总是带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不屑一顾。真到不得不记的时候，也要刻意加上一些带有贬义的前缀，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歪曲。然而，世间万事万物都逃不出这样一个规律：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地域的、阶级的、民族的偏见，都无法改变事实本身。《茅台酒厂志》用极具说服力的史事，记述了从秦汉至明清，茅台地区绵延两千余年，从未中断的酿酒历史：从地理环境，高粱、小麦等酿酒原料的种植，从川盐运黔与茅台酒业之间的关系；从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茅台地区的活动及茅台酒对革命文化的影响等等方面……展示了茅台酒上下两千年的发展脉络，让读者感受到了茅台历史的深远与厚重。2.周山荣所著《人文茅台》（2016，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争当祖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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