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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就是打破既定格局让创造财富的新动能快速成长放大，以新的驱动力产生新的能量，进而带动增长与发展；“开放”就是敞开心扉与高手过招，兼收并蓄他人最优秀的东西，让自己更强大。深圳过去的四十年就是率先界定和诠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与发展拐点上，需要更加释放“改革”“开放”的内涵与新一轮红利，带动各地走出改而不革、开而不放的“暗礁”与“深水区”，抢滩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一、深圳率先成为全域创新之城过去一直有个说法，也就是“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但看来看去，最近这些年很多省份或城市仍然在关注深圳、学习深圳、对标深圳。为什么不再一味考察学习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产业高地或创新尖峰了？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国情区情，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策略。为什么不再单纯地学习中关村？因为中关村集聚了大量的科教智力和首都资源，“政府周边的企业”太多。为什么看浦东、学浦东的相对较少？因为浦东真正来自民营、来自市场的自主创新层级是相对不足不够的。尽管很多城市都在对标或学习深圳，但由于对深圳城市创新发展范式的理解不到位、对自身发展阶段的认识不充足等，从认识到实践大都很有差距。这其中，到底如何学、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哪些想学学不了、如何避免越学差距越大等问题，值得很多地方深思。 伴随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中“大脑-躯干-四肢”的梯度分工格局逐步被打破，世界变得更加“平坦”，但亦有一批创新高地、产业高地成为“平坦世界”上新的“尖峰”。在新经济地理上，如果说当前美国与中国在引领新一轮创新全球化，那么这两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创造力的两个城市（区域），则是硅谷和深圳。为什么说硅谷好呢？因为硅谷代表了全球引领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是全球高端创业创新的源头以及全球的产业高地。为什么说深圳好呢？因为深圳在一定的特区体制、区位优势下，勇于改革开放、创业创新，在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高效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从一个科教智力资源零基础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创业之城、创新之都。 应该说，这两个城市都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从表面上来看，形成了一个共生共荣、活力涌动、自组织自成长的开放创新生态；但背后常常为大家所忽略的，则是这两个城市（地区）都成功发展为国际化的移民型创业之城。这个国际化，就是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需要历经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到开放型创新经济的孕育与发育；这个移民型，就是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才淘金、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是土著的地盘而是全国、全球的圣地，进而产生能兼容并包、开放融合、博采众长、开拓创新的文化，以移民人才优化人口结构；这个创业之城，就是通过创业带动创新，围绕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导权、主动权抢位、卡位、站位，从产业链、价值网的低端到高端持续迭代与不断攀升，将科教智力资源与产业要素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推进技术构成、产业结构、城市形态协同演进。 二、深圳发展究竟没有做错什么在无意或有意、自然或不自然地成为国际化移民型创业之城的过程中，深圳的城市战略、创业氛围、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是系统转换、迭代演化和协同提升的。在城市发展战略上，深圳开始凭借临港（港口）拥港（香港）的区位优势，借助港口贸易带动临港经济，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完成一定资本、技术、市场的原始积累触及外向型经济的天花板后，痛定思痛全面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大力发展进口替代的“技工贸”与“贸工技”；而伴随向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不断攀升跃升，同时全面打造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创业氛围上，深圳充满了大量的淘金机会、多样的成功渠道、富集的资源要素、良好的创新环境，后来城市发展起来了、产业高端化了、财政有钱了，进一步推进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机制环境、创新生态的协同发展，如今深圳干脆加快放低人才引进门槛，并提出从“人才战略”到“人口战略”，成为全国人的深圳、全球人的深圳。 在创新能力上，深圳从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逐步向跟随创新、适应创新、集成创新与引领创新、颠覆创新、原始创新并重的方向发展，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既有山寨版，也有升级版，还有“大雅之堂”。 在生态环境上，深圳始终崇尚市场、依靠民营，从注重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到强调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相结合的新经济生态。 简而言之，深圳的第一个四十年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告诉了我们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践行什么。一是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更应该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与民营经济的活力，同样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调控；二是大众创业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更应该相信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更应该相信创业带动创新而不是创新带动创业，更应该相信产业企业的创新而不是高校院所的科研；三是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更应该促进城市功能、产业功能与创新功能耦合发展，促进城市空间、产业空间与创新空间有机结合，促进城市形态、产业结构、城市形象协同进阶，促进城市更新与产业更新有机结合，促进城市经营与产业组织协同发展，促进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相结合；四是创新经济与开放经济相结合，更应该从工业经济转向创新经济抢占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从外向型经济转到开放型经济加快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五是结构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更应该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进而推动创新发展，形成开放式创新发展格局。 以产业企业发展为例，深圳这座拥有超过300万商事主体的都市，4.2%的研发投入占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百万企业形成了“6个90%”的独特创新现象：一是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二是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三是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四是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五是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六是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6个90%”的创新是表象，背后则是在自主创新和新兴产业面前，创业带动创新比创新带动创业更重要，企业创新比高校院所科研更重要，企业家比其他家更重要，市场机制比政府作用更重要，政府没有做错什么比政府做对什么更重要。40年的发展经验并非在于什么规律、道路和模式，而在于遵循常识、形成共识。 三、从深圳重识改革开放的含义长期以来，深圳都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如今更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从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还是深圳特区从第一个四十年走向第二个四十年，都需要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时代含义与价值。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打破既定格局让创造财富的新动能快速成长放大，以新的驱动力产生新的能量，带动增长与发展；“开放”就是敞开心扉与高手过招，兼收并蓄他人最优秀的东西，让自己更强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发展节点与发展拐点上，不仅要走出改而不革、开而不放，还需要拥抱和再造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般而言，社会财富主要由企业所创造，而政府、银行以及作为员工的居民凭借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势、经济权势或个人劳动等参与这一财富的分配。如果政府的税收收入、银行的利息收入、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居民的工资收入等构成了国民收入，那么我们可以用政府的税率、银行的利率、企业的利润率、居民（员工）的工资率（劳动价格）来反映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而不同的税率、利率、盈利率、工资率（劳动价格）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激励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之本质在于社会激励结构重建。核心便是在政府、金融企业、中央银行、要素市场、非金融企业以及居民之间，优化税率、利率、汇率、租金、利润率、劳动报酬率的配比。成功的改革就是激励创造财富的生产性行为、抑制分配财富的非生产性行为，不成功的改革就是让创造财富的累死累活、让分配财富的坐享其成。 与此同时，开放既不是单纯的外向，更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既不是原教旨的固守，也不是全盘接受，不仅仅是经济的开放、体制的开放，还需要管理的开放、产权的开放，更需要心态的开放、思想的开放等。以开放型经济为例，它不同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制度，不仅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还涉及整个经济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游戏规则等，不仅实现创新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还实现了内外部的循环闭环。更进一步说，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的战略组合，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进而释放巨大的活力与红利，形成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开放，以及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越开放的发展态势。 四、2049的想象力爆发力感召力一是着眼未来，走出立足当前，更有想象力地“看得见”。现在很多地方在做2049或者2035发展战略，往往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未来研究。比如很多支撑报告都是目前更紧迫的问题，而缺乏相应的未来研究。“2049”意味着未来三十年的尺度，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未来三十年更是会有更大的变化。但只有想象空间大，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目前来看，我以为决定城市走向的四个战略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新城市格局。目前的基本趋势是中心城市替代国家参与全球竞争，要有更大的发展格局；而中心城市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协同演进，这一点是王国平前辈提出来的，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目前则转化为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协同。尽管深圳在以往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上成为典范，但在“科产城”融合条件下，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只有从规划的源头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核心是处理好城市功能与产业功能、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城市更新与产业更新等关系。 第二，新经济地理。核心是站在人文地理、创业地理、创新地理上，重构创新版图、产业版图、人口版图以及财富版图，同时还要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新经济地理与以往的经济地理最大的不同是，过去在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强调比较优势，那么新的逻辑则是人择优势条件下强调资源配置与无中生有。那么，我们在未来30年是否还要强调究竟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整体上到2035年实现现代化，深圳至少提前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才行。如果按照这样的实践逻辑与发展要求，那么2049究竟应该怎么样？ 第四，新改革开放。深圳过去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了率先开放的机会以及市场化改革，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大局之中地位较高。如今地方异军突起，深圳的新优势何在、如何再造新优势？过去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现在的开放就是改革。如果深圳能够通过新一轮的改革与新一轮的真正开放取得新的优势，深圳将会抢占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先机。总而言之，深圳未来30年的发展愿景、战略定位、功能定位，重在方向感、志向性、价值观，而不是过于技术操作与技术锁定。 二是着眼发展，走出城市建设，更有爆发力地“摸得着”。目前很多城市发展规划本质上更像是城市建设规划，但实际上建设规划和发展规划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但作为城市发展战略，可能需要从规划口的、以城市建设为主的色彩，向从宏观管理口、以城市全面发展的语境方面过度。简而言之，作为城市发展战略，我认为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第一是城市空间格局。重点解决空间结构、空间布局、城市形态、城乡统筹、区域统筹以及都市圈建设等问题。第二是经济建设发展。也就是产业与创新的问题，回答构建什么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走向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第三是开放合作的问题。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如何在国家、国际上独树一帜，包括区域的、跨区域的、跨境的。第四是都市生活的问题。把人民福祉、都市生活、文化建设等等都包进来，回答如何更加和美宜居、现代新潮。第五是生态环境的问题。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回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更加注重绿色、低碳、环保等问题，实现环境生态再造、共建绿色低碳新家园。第六是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作为三十年的规划，在战略实施层面上不需要太刻意讲究非常明确、非常可操作，而重在方向、取向与路径、路数，太具体的可能很容易就完成了。 总而言之，从注重城市建设到注重城市发展，就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从外延式到内涵式、从重形态到重功能、从重环境到营生态。核心是从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的平台建设、大的产业发展、大的项目落地的发展逻辑，到新城市空间、新产业体系、新发展动能、新开放格局、新和美家园、新生态环境、新治理结构的高质量发展路数，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探索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践行和丰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内涵。 三是着眼创新，走出路径依赖，更有感召力地“抓得住”。深圳需要在这2049战略之中与之外，做更全面深入的反思。某种意义上，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无意与有意、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走出了一条具有深圳速度、深圳印象、深圳现象、深圳故事的发展之路。“有意”的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抓住了外部机遇、重构了内部组织方式；“无意”的是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踩到了关键点、没有做错什么；“自觉”的是思想解放、锐意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不自觉”的是从“三来一补”到“向高技术产业进军”再到全面走向新经济。但无法否认的是，深圳的发展不仅存在传统的资源配置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还存在“传统的组织动员方式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深圳的产业发展及业态创新呈现出“群众都过河了”，但政府在产业管理上依然存在路径依赖，难免还在“摸着石头”，用“旧办法做新事”。 进一步而言，彻底走出路径依赖就需要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探索和丰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之路。最近做了一个“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简明指数”，按每个理念选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总共十个指标。分别是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税收占GDP比重、房地产投资占社会投资比重、文化消费占比、万元GDP能耗指标、PM2.5平均浓度、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占比、公共服务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GDP。在这十大指标应成为2049的重要方向。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测度目标以及解决发展矛盾来看，深圳最需要的是从服务型政府到创新型服务政府。不能仅仅提供高水平、精益化公共服务就行了，还要借助和集成第三方力量，带着全社会一起开放式协同创新才行。而在引导和促进全社会一起创新的过程中，尤其是要强化三个方面的资源配置能力——企业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市区两级政府的跨部门资源配置能力。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推 荐 阅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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