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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路，在青岛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平常之路。 它修建在大鲍岛丘陵地带的最高处，最初叫上海街，东南起点与胶州街垂直，一路向北，再转西北，穿过胶济铁路，止于冠县路。越过冠县路，就进入码头了。 当年的上海街，今日的上海路，贴上了一张永远无法磨毁的时代标签——青岛现代教育的发祥地。 成其事者，是德国传教士卫礼贤。  卫礼贤是一个德国玻璃彩绘师的儿子。 卫礼贤一家吃穿不愁，过着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家里甚至为他谋划好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子承父业，也做一名玻璃彩绘师。 所有这一切在卫礼贤九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破灭了。卫礼贤的父亲患病身亡。卫礼贤笃信基督的母亲把他送去了神学院。毕业后，卫礼贤成了一名基层教区的传教士。 在这里，卫礼贤居然看上了他的精神导师、富裕的教区主教的女儿。当他向主教请求将女儿嫁给他时，主教严词拒绝。卫礼贤明白，凭他的财富和资历，远没有达到迎娶主教女儿的程度。 《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之后，德国同善会招募去中国青岛的传教士。远涉重洋，相距万里，蛮荒之地，前程未卜，许多人将海外传教视为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卫礼贤毅然报名，几经甄选，竟被选中。在启程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卫礼贤收到了主教的电报，主教同意了他的求婚。 踏上青岛的土地不久，卫礼贤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德文名字叫理查德·威廉，根据谐音，他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礼贤。 他践行着同善会的传教宗旨，不以发展教徒为唯一目标，兴办教育，建设医院，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传教目标。 办学之初，卫礼贤绝没有做“青岛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这样宏大的心愿，他只是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提供一个中德文化交流的平台。 1900年初秋，来到青岛刚逾一年，卫礼贤的学校便开学了。在总督府的官方登记中，这所学校被称为德华学校或德华神学院。 最初的校舍是在他位于胶州街的临时住处内。院内有一栋二层小楼，上下各三间，辟作教室和学生宿舍，又建了几间平房，作为学生宿舍及食堂。 生源更是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八九。小的刚刚发蒙，大的竟有娶妻成家的。书院初创，连班级都无法编排，只好以年龄为线，分为大班、小班两个年级。大班每日上课七小时，小班每日上课五小时。卫礼贤亲自担任小班的德语老师。 卫礼贤一直尊崇他老师的教诲，“到中国人中间去传教”。在同善会为他修建固定住所时，他没有在欧人区择地建房，而是将住宅和办公室建在了华人区上海街一处向阳的山坡上。 书院中的中国老师称赞：“此地爽朗幽静，空气新鲜。西挹海湾一碧无际，东眺崂峄尖削如笔。” 这是同善会为卫礼贤和他的同事建造的供两个家庭使用的对称建筑，连带阁楼一共三层。两侧是精巧的旋转木楼梯，楼梯间门厅似童话般雅致。两户人家各走自己的楼梯，互不干扰。两家之间以洗手间为隔断。而两家合用的一楼高挑的门廊和二楼宽大的阳台，又使整个建筑浑然一体。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良苦用心。实用为第一位，美观是第二位，但实用和美观结合得如此自然、顺畅，令人叹为观止。 △礼贤书院旧址 幸运的是，这座由德国设计师弗朗茨·莫尔勒设计并建造的气派的欧式楼房，至今还挺立在上海路上。 就在这个阔大的院子里，卫礼贤督建了新的礼贤书院，有教室、礼堂、操场、学生宿舍、餐厅、厨房、储藏室、教职员办公室等，可谓规制严谨，设施完善。 在这个属于同善会又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学校里，卫礼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现代学校的规范严加管理。 学校的一切活动以鸣锣为号。生活上的要求，卫礼贤更为严苛。他大约要培养一代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文明之士。 对于个人卫生，卫礼贤尤为重视。他规定，全校师生，每两周理一次发，洗一次澡，每周洗一次衣服。这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件稀奇之事。 理发，是请理发师来学校，为每一位师生修剪头发。洗澡，是集体列队，到市区的浴室沐浴。教师和大班的学生可以洗盆浴，而小班的学生则统统赶到大池子里去尽情玩水。洗衣服，则是学校雇请两名洗衣女工，每周来学校为师生提供洗衣服务。 办学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学生的质量优劣上。卫礼贤深得其中三昧。 为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学生，卫礼贤决定，连续三年每门功课均在 85 分以上者，免除学费。这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对于毕业生，卫礼贤一定要举行毕业答辩，让学生们锻炼在大庭广众之下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各班每周必须有一堂正规的体育课，学生们在操场上练习单杠、双杠、爬绳，或是以木棒代枪，对打演练。 卫礼贤还在礼贤书院的东南隅割出一角，大胆开办了女子班，动员妻子亲自授课。卫礼贤为女班制定了独特的课程，既有基础教育的德语、算术、地理、生物、图画、音乐等，也有适合女孩子特点的体育课、家政课、缝纫刺绣课、烹饪课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卫礼贤妻子将她反对“缠足”这一残酷“肉刑”的理念，贯穿于她的女子学校教育的整个过程。她坚决鼓励女学生们反对缠足，并在自己家中收留放足的女孩子。对那些强制给女孩子缠足的家长，她不惜以报警相抗争。 卫礼贤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尊崇。他凭自己的艰苦努力，在德国翻译出版了《三字经》《论语》《礼记》等中华典籍，又在大学士劳乃宣的帮助下，成功翻译了深奥而艰涩的经典著作《易经》，在当时的德国及欧洲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对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深入理解，对教育本质客观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认知，使得卫礼贤在不经意间站在了青岛现代教育的前沿。 青岛的现代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就这样悄悄在上海路上扎下了根，并迅速浸润开来。礼贤书院的示范作用终于赢得了回报。 由此可见，上海路对青岛的历史贡献，不可小觑，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值得后世铭记。 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 蔡晓滨 撰稿 2020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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