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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初中历史课程中的“北京人” ——2011年版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解析(一)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任世江 “北京人”是中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第一课。教科书大致都是这样描写：北京人生存的年代和自然环境、北京人的体质特征和脑容量、会使用打制石器和天然火，等等。为什么学中国历史要从北京人开始?《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学习主题之下，要求了解北京人。这不啻于说，北京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最早源头之一。这是沿袭过去教学大纲赋予“北京人”的说法。 1950年，新中国教育部在《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中第一次将“北京人”定义为“我们的祖先”。1956年颁布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明确“我国的原始公社制社会从中国猿人开始到夏朝的建立为止，经历了大约五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这个说法沿用了20多年。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将中国历史又向前延伸了120万年，说“我国的原始社会，从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猿人开始”。1996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又改说“中国古代史从100多万年前”开始。这些说法影响至今，目前仍有初中历史教科书说“元谋人揭开了中国历史第一页”“中国古代史始于一百多万年前”。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钱穆的《国史大纲》大概是始作俑者，他说：“民国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之完整头骨，考古学者名之日'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约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当为其直属后裔。”把“北京猿人”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人种。解放后大学的文科教材，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也有类似说法：“我国的原始社会是和石器时代相始终的。我们通过地下出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等资料，可以把我国的历史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初期。属于这一阶段的人类化石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北京人的文化遗物较为丰富，是我们了解我国原始社会初期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 1949年前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历史教学大纲，始终坚持中国历史从黄帝、炎帝的传说开始。范文澜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如是说：“中国比较有系统的历史，可以承认从黄帝开始。”他虽然用50多字简单介绍了黄河流域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但并没有说这些远古居民是我们的先祖。2006年，仍以翦伯赞名义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多少改变了原来的结论。同年，由北京大学教授们撰写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纲》先是介绍了多数学者的观点：“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而后扩散到亚洲等地”；而后又阐述了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是一脉相承的观点。肯定的只是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但人类进化到什么阶段才产生人种的萌芽，又是闹不清的事。显然，将北京人定位于我们的先祖还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尽管北京人发现于中国境内，但至少北京人生存的蛮荒时期与中华文明的概念毫无联系。将中国历史拉长到几十万年前说法不可信。那么，将北京人作为历史课程内容，到底让学生获取什么知识呢? 2011年版标准将北京人列在“史前时期”之下，而不是“史前社会”(了解半坡、河姆渡居民才提出“史前社会”的概念)。课程内容在每个版块之前都有一个概述。中国古代史概述明确地说：“一百多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人类活动。……中华文明诞生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这就划清了北京人与中华文明的界限。课程内容对北京人的要求相应改为：“知道北京人的特征，了解北京人发现的意义。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北京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那么，了解北京人发现的意义指什么? 在过去的教科书中，北京人的发现一般只提到裴文中。他是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人，时间在1929年12月2日。但是，此前的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是谁首先发现周口店的考古价值?是谁最早提出北京人的命名?是谁最初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谁提供了考古工程的资金?回放这些历史事实有什么教育价值呢?北京人的发现还要从人类起源问题说起。 人类的起源一直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近代以来，探索人类起源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1859年，达尔文发表的《物种起源》影响最大，进化论涉及到人类的来历。1863年，赫胥黎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认为人与猿有着共同的祖先。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但是，另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人类最初可能出现在亚洲大陆。他们认为亚洲东北部的生存环境较之欧洲和非洲更为恶劣，人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向直立行走发育。为此，欧美和日本学者曾讨论过中国的古生物问题。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K.A．Haberer)在北京等地的中药铺里买到“龙骨”。哈贝尔回国后将龙骨交给古生物学家施罗德(Schlosser.M.)。后者于1903年公布了研究结果，确认龙骨系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一颗牙齿，像是“人”牙的化石，中国存在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可能性。施罗德的结论引起西方科学界的极大兴趣，于是，一些欧洲学者相继到中国开展考察与研究。 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努力发展实业，开发矿业须探明资源储量。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ssoon,J)被中国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关系密切，古人类学是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分支。那时，化石及其化石发现的地层，既是确定矿藏年代的依据，也是判断化石所代表的古生物生存时期的主要证据。安特生对古人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918年3月，安特生到周口店龙骨山做地层表面采集，收集到很多齿类动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又安排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坦斯基(Zdanshy,O.)到周口店发掘。师坦斯基采集到更多的化石，他在1923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化石种类，包括犀牛、野猪、鹿、水牛、剑齿虎等哺乳动物，还有鸟类、食虫类小动物化石，还有堆积物中发现的石英碎片。这些化石都被运到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那里有古生物学研究室。1924年，安特生回国进行研究，1926年他确认其中有两颗是人类牙齿的化石。这年秋，瑞典皇太子访华。皇太子爱好考古，是瑞典科学研究会会长，掌管瑞典在华进行地质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资金。安特生在中国考古的经费即来源于此。在10月22日下午的欢迎会上，梁启超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安特生报告了在周口店的重要发现，宣布在亚洲大陆发现了远古人类化石。这消息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震动。他的报告由步达生执笔，撰成《亚洲之第三纪人——周口店之发现》一文，发表在1927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6卷第3、4期合刊上。 步达生(D．Black)是加拿大解剖学家，1919年来华，任协和医学院教授、解剖系主任。步达生曾在英国学习古人类学。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后，他对仰韶遗址发现的人类遗骨进行研究，证明了仰韶人与现代中国人体质是一致的。步达生也对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给他们起一个新的名字，叫“Sinanthropus pekinensis”，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中国猿人”。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又给了一个俗名“北京人”。按照古人类学，北京人的学名应该叫“北京直立人”。 周口店龙骨山的考古发现向世界公布后，步达生起草报告，以医学院的名义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进行系统的考古挖掘。基金会很快回复，同意资助，要求采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基金会拨款24000美元，中国地质调查所出资4000元，成果优先发表在中国的《中国古生物志》上，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 中国地质学的真正起步不是在大学，而是在北京中央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研究所(后更名为地质调查所)。这个机构始建于1913年，开始以培养地质人才为主，招收学生，学制三年，古生物学是课程之一。北京大学原来有地质系，1914年停办，1917年又恢复。农商部因开发矿业需要而培养人才，古生物学又是地质学必备的知识，因此可以说，矿产业刺激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 有了资金支持，系统挖掘从1927年开始。地质所长丁文江是名义主持人，具体事务由步达生与翁文灏商定，李捷担任野外事务主任。丁文江、翁文灏、李捷等都是当时的“海归”地质学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裴文中加入，1929年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1934年他发现了山顶洞人遗址。1935年裴文中远赴法国巴黎大学，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转由贾兰坡主持。1936年，贾兰坡连续发现了3个头盖骨化石及其上臂骨化石等。对北京人化石的研究报告陆续刊登在地质调查所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物上。如：1927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6卷第3、4期合刊古人类学专号，除发表了《亚洲之第三纪人——周口店之发现》外，还刊有法国学者德日进的《如何及何处搜寻中国之最古人类》，师坦斯基的《周口店洞内之人牙》，翁文灏的《中国古人种之搜寻》，李捷的《周口店之化石层》。1929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1期，发表了步达生的《关于周口店发现猿人化石简报》；第3期发表了德日进、杨钟健的《周口店洞穴层简报》，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步达生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初步研究报告》。1930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9卷第1期发表步达生的《猿人头骨临时报告》；第2期发表了步达生的《发现第二个猿人头盖骨报告》；1933年《地质专报》甲种第11号刊登了步达生等的《中国猿人史要》。 挖掘工作持续了近10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才告停。据统计，北京人遗址发现有97种古动物化石，北京人6个头盖骨化石，40个个体化石。总计17091件标本。前后有7个国藉的外国学者参与挖掘、研究。目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存有20年代发现的周口店遗址化石。 现在古人类学界公认的人类起源发展过程是：腊玛古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距今150-20万年)——早期智人(距今25-4万年)——晚期智人(5-1万年)。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是已知的由猿转化的最早人类。因此，北京人成为人类起源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北京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到50万年。二战后至70年代以来，古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一度转移到非洲，但周口店遗址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地位始终未变，依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内涵最丰富、材料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 由于亚洲至今没有发现比直立人更早的能人化石，更没有证据说明亚洲有过南方古猿。北京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抑或灭绝了?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他是北京人的后裔吗?北京人与半坡人、河姆渡人有关系吗?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定论。北京人发现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疆界，北京人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让初学历史的儿童背诵北京人的生存年代、体质特征、会使用自然火等，对以后的学习没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发现过程了解北京人遗址的科学价值，可以使他们感受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和研究都需要专业知识的储备并付出艰辛的劳动。在这样的过程中渗透“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是从初学历史开始就培养重证据意识。将课程内容的重心放在发现过程，还原外国学者的贡献，渗透的是正确的国际意识。这样的课程内容所产生的情感与价值观，是培养人文素质。转换后的课程内容没有必要留书面作业。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必须改变“知识点”的教学概念，人文学科更重要的是培养问题意识。 了解了北京人的发现过程，教学可以设计很多贴近学生经验的问题。如：现代人怎么知道几十万年前的事情?怎么知道周口店可能会发现古人类遗址?判断北京人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我能发现古人类遗址吗?中学历史教学的首要目标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起点也是兴趣。而课程内容是激发学习兴趣的前提。历史教学中的“北京人”应该更新内容，这不仅是科学性问题，也是摈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开始。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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