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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1992年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多个方面主要改革的完善。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循序渐进，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和实践路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与创新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实现质变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众生活日益富足兴旺，从百废待兴到建成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不禁令人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发挥了怎样的制度作用？党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与飞跃，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在中国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992年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指明方向；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后，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逐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不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水平，带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制度依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它既不采取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决定一切的模式，也不像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样由政府主导社会生产，维持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在于搭建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在资源生产与价值非配过程中的多元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寻求国家与市场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平衡，这一体制不仅运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更注重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保持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个人财富与国家经济的协同增长。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力，激发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兼备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管理者，生产主体本身，以及创造价值的分配者等多重身份。在经济建设刚起步的空白时期，这一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每个行业对资源的获取能力，防止经济结构畸形；也可以保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防止垄断巨头阻碍行业发展。但缺乏市场竞争与不计成效的制度特点也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长期制约着产业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通过对经济体制进行大胆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资源所有制的多元化。社会资源的生产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之下，但价值财富的创造通过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进行回报，充分尊重技术、时间、知识、人力资本等其他要素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经济增长。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在这一体制之下，政府负责宏观的计划安排和体制构建，主导政府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发展的大体方向，充分发挥公共部门政治经济调动能力的优势。在这样的主导地位下，中国政府能够在统一的发展逻辑下主动变革，根据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局势提供特定的战略投资并通过国家控股的国有企业为国民生活福祉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国家通过政策工具给市场经济的活动划定空间，在该空间允许的范围下市场可以发挥其自由竞争的活力，由参与市场竞争的私人企业承担风险，为市场经济创造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进行了有效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建立了联动机制，在关乎国家利益和人民切身福祉的方面上由公共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需要市场定价来促进有效率的分配的领域上私人部门则发挥主要作用，做到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责任联动与互补。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与财富累积，同时又着力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与市场秩序的失调。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广泛共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分享到经济发展红利，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为社会创造福祉。在“分蛋糕”的问题上，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包含了目标性使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可以对市场运行结果进行纠偏。中国政府通过政治的稳定保证了公共政策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了了经济发展的目标性使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追求。由于市场构建中被赋予了特殊目标性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得以从制度上为公民社会服务，也使得政府能够将市场经济运行结果从宏观调节到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在不断改革中释放制度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审时度势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最优调整。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多个方面主要改革的完善。通过对四方面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内在机制的认识。
推动价格改革，实现要素合理流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1992年政府开始解除一系列商品的价格管制，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价格大部分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政府对市场价格的指令性影响。到1993年，粮食价格全部开放。到2001年，政府控制的项目减少到13项。随着价格改革的完成，现代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可以根据价格变动更改资源配置，同时企业的资源配置则会影响市场价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活力。深化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为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进一步推进健全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我国对所有制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的建立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需要，将国企与民企的优势深度结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财产混合所有”的概念。到了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才首次确立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和重要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明确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界限，肯定了私人部门对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影响，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优势结合，达到了完善治理、创造激励、强化效率的改革目标。实施分税制改革，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能力。保持市场竞争活力需要财力相对分散，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则需要财力相对集中。为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界定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在财政管理体系上，这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种、税权、税管上的科学划分。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币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与匹配的原则，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套并行的税收管理制度。分税制的实施促进了中央与地方自求平衡的财政积极性，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加强税收征管，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良性的税收体系。完善分配机制改革，减少收入差距，注重公平分配。2002年到2013年期间，国民财产积累速度快，但代际流动有所降低。为解决财产流动性降低带来的长期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因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等负面影响，“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分配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顺应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主线，继续坚持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并行，加强再分配体系的公平和可持续运转，更加注重分配均等，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十四五”提出的对分配机制的改革不仅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实际市场发展状况进行拨乱反正的改革机制，同时反映了坚持共同富裕，广泛分享发展成果的政策目标。“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人口为目标，将市场经济发展引导为对社会公平和发展有利的方向上。 百年变局下深化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当下，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为了支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也越发迫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加强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向。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应审慎分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挑战与需求所在，把握机遇，为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第一，当下国际经贸博弈与大国竞争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大挑战。受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中国在抗击疫情期间展示出的治理能力与社会制度优势凸现了当下的国际格局变动走向，也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分配的经济竞争。区域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经济全球化与多边经贸合作；部分国家在数据治理、数字技术、疫苗援助等多方面与中国对抗，意图在新兴技术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地位上升；汇率战、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层出不穷，从资本、技术、经贸等多方面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增设阻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劳动、技术、金融、大数据等生产要素更高水平的市场化配置与更高效率的流通，既可以鼓励市场竞争，促进供给体系的高水平发展与市场做大做强，提供更多种类商品和更广更全的服务，还可以匹配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培育完善的内需体系，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对接形成高水平的供需体系畅通经济的内循环。这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为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形成制度保障。第二，当下我国处在产业结构的转型期与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期，经济增速放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对此，经济体制改革应着力破除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一方面，从产业管理体制来看，要运用市场活力提升公有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世界级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体制，推动国有经济的管理重点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等市场化环节，抓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机会，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地位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规范政府管理职能和重点管理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要求方面，要以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与经济安全为重点，大力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微观运行结构。努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与服务化，依据大数据智能化的产业架构规律完善产业竞争生态；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技术成果转移、高端平台培育、先进产业和高端人才培育上取得新的突破，提升人力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对我国经济贡献的比重。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对接国际标准，提升国际经济循环对我国经济的赋能作用。第三，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加突出，新兴巨头对中小市场主体的竞争壁垒阻碍行业增长与创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符合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党和国家已明确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下一阶段，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机制建设，打造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确权、流通、生产、分配等数据权利的分配体系，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促进数字时代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保护个人数据权益的同时尽可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活力和发展，将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必须不断变革，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主体地位，不断推行高质高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责编：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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