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顽固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国民党五十万大军层层包围了红军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军被迫进行了战略性转移，开始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而项英和陈毅等接到中央命令，率领三万红军坚守苏区，并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面对国民党的大军“清剿”，敌众我寡下，几仗后，三万人变成了几千人，伤残病痛、饥饿严寒，军情紧急。面对此情形，作为中央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建议项英带领队伍疏散突围，分散游击。一面艰难战斗；一面忍受环境威胁；一面还思念长征战友，崇山峻岭间，陈毅凛然踱步鬼门关。
1、
中央红军走了两年，除却突围前收到过的党中央两份电报，南方各游击区和中央一直断着联系，陈毅方面似乎与世隔绝。项英焦虑万分、陈毅寝食难安，此种情形既有担忧，更多想念。两人经常坐在一起，攀谈如何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甚至陈毅写信给上海，想通过文豪鲁迅和茅盾先生寻找党中央联系途径，不过都泥牛入海，音信全无，还想过派人到北方一趟，不过一没合适人选；二则路途太过遥远，危险性极大，只好作罢。
正在这样一筹莫展的时候，交通员黄亚光送信上山了，信中明确党中央派人来了，而且带着重要指示，要负责人到大余县城一个大饭店里接头会面，领悟重要精神，来信落款是陈海同志署名。项英和陈毅看到信后，均是大喜过望，大舒一口气，久旱逢甘霖啊。
陈海原名陈宏，本是红六军团团长征的掉队人员，不料后因为部队开拔，与组织失去联系，迫于生存压力，在大余县城外修公路过日子。1935年冬天，湘赣省委派陈海和陈桂华两人秘密打入敌五十师内做兵运工作，因为经验等方面原因欠缺，不幸被敌发现，转而逃出敌营找到信康县委组织，不久之后，又被派往广东军阀四十六师继续潜伏，搞兵运工作，甚至两人还在余汉谋的部队里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
1936年，分别来自上海地下党和红六军团的张斌和吴俊卿被派往了余汉谋部队，陈海、陈桂华和两位新来同志接上了头，并接受了他们领导，不过事情并没有往顺利方向上发展，期间陈桂华因为轻敌，发展党员发展到了一名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身上，被发现并逮捕。这时候吴俊卿和张斌怕受到牵连，不得不先离开余汉谋部队，而陈海未暴露身份，只能是独自一人坚守在四十六师做敌后工作。
陈海曾几次到湘赣省特委汇报工作，给特委领导带过一些国民党报刊和杂志。期间对陈毅说“国民党军队生活很苦，士兵中怨言很多，有两个连的士兵提出起义”，陈毅对于此有自己的看法，国民党苦还有我们打游击的苦？看来陈海心里不想做兵运工作，借口离开余部吧，不过表面上陈毅还是安慰陈海，不要盲动，不要起义，以免打草惊蛇，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话说回来，当陈毅收到陈海送来的机密文件后，没有怀疑，更多的是喜出望外，甚至怕错过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打算亲自走一趟。第二天，天还未大亮，陈毅就在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的带领下下了山。
当他们到了大余县城时，陈毅尚觉时间还早，便说“不忙，先歇歇脚，喝口水。”附近没有茶摊，哪里喝水去？陈毅知道陈海家就在这附近，就带着人去到了陈海家，当走到他的家门口时，看到了一位中年妇女在院子里洗衣服，心里估计是陈海老婆，就问“陈海在家吗？”，妇女没有抬头，神气地回了句“到团部去了”，由于说话口音的缘故，陈毅听成了“到糖铺去了”，而大余县城郊梅峰桥头正好有一个糖铺，且是我们的交通站，所以陈毅和黄占龙直接奔向了糖铺。
临近糖铺，忽然发现了国民党士兵正在那里搜查。两人随机应变，立刻躲进旁边一个茶馆假装喝茶，这个茶馆也是我们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在喝茶时，负责这里工作的姓曾的交通员，悄悄地走近陈毅身边说“陈海叛变了！他昨天带着国民党士兵把庄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
形势越发紧张，国民党士兵正在街上盘查行人，眼看大余县城开始戒严，陈毅和黄占龙沉着冷静地离开了茶馆，穿过座座百姓房屋，沿着小路绕城，安全起见，两人约定分开走，各自取道回梅山。
没成想，就在陈毅一人步行回梅山途中，梅山正在发生大险情。
原来叛徒陈海把信件送出去后，便在大余县城等候陈毅下山。原估计陈毅看到信件后会心切地提前下山，没想到陈毅却是隔了一夜才来，他没有等到，只好是带领了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爬上了山，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驻地梅山斋坑包围了起来。
当时，指挥机关的警卫员曾忠山正在斋坑的棚子外面执勤放哨，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棚子正面的大道上，没料想敌人会从后面抄了上来。发现了大量的敌人后，已经来不及回棚子里报告，只好大吼“反动派来了，快走啊！”，一边喊着也没耽误自己掏枪，拿着驳壳枪打倒了迎面来的一个敌人，然后就地一滚，躲到了山坡隐蔽处。
这一声枪响非常重要，不仅提醒了棚子里的人有敌人来，还把敌人吓了一跳，以为会遭到棚子里人的还击，就而纷纷趴下，这样，为棚子里的人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丁上淮、宋生发正在棚子里，突然哨卡处的一声枪响和一声大叫，他们立刻拿起枪冲出棚子，分散在棚周围的杂草树丛中藏了起来。不巧的是，有两个前来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被敌人挡住了。男的姓殷，女的叫彭妹子。
殷同志是个老交通员，应对敌人十分有经验，当被用枪对着他时，他急忙举起了手中的雨伞，在那个敌兵眼前晃了一下。敌兵还以为这是什么新式武器，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殷同志趁势转身逃跑，钻入草丛树林中去了。
而彭妹子不明山上情况，竟然还向山上跑去，正好跑到了敌人的包围圈。“捉到一个共产匪婆!”，敌兵们一拥而上，把彭妹子围了起来，对她拳打脚踢。还盘问她“山上一共有多少人?”
十几米外的山坡草丛里，就趴着陈丕显，他的心中非常着急，担心彭妹子经不住敌人的毒打，把一切实情都说出来。
可是，任凭敌人怎么折磨她，她始终坚持说:“就我们两个人。”敌人用枪托打她，用拳头揍她，直至被打晕，都没有透露出任何有效信息。
三百多敌兵开始了搜山，近两个小时，在方圆两百多平米的小山包上，没有搜到任何人，就想着草地上放火，把人逼出来。正好这天刮风，火借风势，眼看着我们的人要不就出来被抓，要不就被活活烧死。项英和陈丕显两人心急如焚，正打算准备背水一战，以死相拼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骤雨，乌云伴着雷电，瓢泼大雨不一会就把大火浇灭了，无奈敌兵又继续了搜山，黄昏时分，敌军吹起了集合号，排队下了山。不过陈丕显、项英等人怀疑是敌军的计谋，假装撤兵，实则人员未动，来一场“守株待兔”，大家谁也没动。敌人果然是没有撤退，等待了好久一会儿，直到天黑，才悻悻离去。
说巧不巧，正当敌人撤退下山时，陈毅正好从大余县城回梅山，不知道山上的遭遇，不想与敌人撞了个满怀，,想跑是跑不了了。
一敌兵上前抓住了陈毅衣服，“老表给我们带路！”，听到让带路，陈毅的心里沉静了下来，
和敌兵的交谈，陈毅知道了大概，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去到梅山上抓自己和项英的，无奈没有搜查到，才撤回营房。这支部队的领头就是叛徒陈海，不过他率领大部队在后面。陈毅表面推脱不是本地人，路不熟，是城里教书先生，来这里买茶叶的，不过敌兵并没有因此放过他，还是坚持让他带路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陈毅只好是前面带路，一路上因为教书先生身份，受到了敌军军官的尊敬，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那名军官和陈毅好言好语的攀谈了有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时候的陈毅心里是着急的，等会儿陈海带队伍赶上来，再想办法脱身就难了。刚好前面有一个村子，村口处有一茶棚，茶棚拐弯处有一个厕所，陈毅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那军官叫来了一个兵跟着陈毅，以防逃跑。
那兵在厕所外站岗，等了好长时间不见陈毅出来，只好是走进了厕所查看，这才发现厕所里没有人，陈毅早就逃走了。
陈毅跑到了村外的一片树林里，在林木茂密的地方藏了起来，防止和陈海队伍撞上，等到后面的一大堆队伍过完了，才趁着天黑顺原路上了山。
到了后发现，梅山斋坑指挥所被敌人破坏的一片狼藉。
陈毅高声喊着同志们的名字，没有应答，四周还是静悄悄的，难道转移了？又焦急地喊了几次，这时，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出了是他的声音，才钻出草丛，随后其他同志才出来。几人彼此握着手，向阔别多年的老乡般，问这问那。
大家一商量，此地不宜久留，索性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了斋坑北面的山窝里隐蔽了下来。果然陈海带领敌军又包围了斋坑，利用手电筒、猎犬、探照灯等四处搜查，甚至还乱打枪、乱喊乱叫，不过陈毅等人在北面山上听得清清楚楚。
项英说：“要不是老刘（陈毅化名）及时回来，催咱们赶快离开斋坑，咱们恐怕一个也跑不出来了。”，陈丕显说：“要不是老天突然下大雨把火浇灭，我们也早就烧死在里面了。”，陈毅笑着说：“要不是我突然喊肚子疼，恐怕叛徒认出来，我也早就被捉了。”，警卫员说：“首长这屎拉得好啊。”，陈毅说:“教书先生有辱斯文，对不起文化。”，项英说：“你这是救命屎。”陈毅笑着说：“根本就没肚子疼也没屎，只不过肛门痔疮疼。”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
事后，放哨的曾忠山也找到了他们，老交通员老殷也找到了。可是彭妹子被敌人抓到大余县城后，进了大牢。她在大牢里受尽了严刑拷打，最后被活活地打死了。
2、
陈海是怎么叛变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叛徒龚楚和何长林一手策划的。
一天，斋坑派李品仙到南雄采购药品和食盐，不料被叛徒何长林发现并逮捕，何长林对他进行威胁利诱，没有骨气的李品仙虽没有答应何长林要求，带人捉拿项英、陈毅和游击队指挥机关人员，但他却供出了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敌人连夜把陈海捉了起来，贪生怕死的陈海也叛变了，供出了在大余城开糖铺作坊的交通员黄亚光。敌人诱捕了黄亚光，黄亚光便把他所掌握的指挥机关一切情况向敌人招了供。何长林、陈海和大叛徒龚楚一起为四十六师出谋划策，设下了骗取陈毅到大余城碰面的圈套，由陈海写信，由黄亚光送信。然后带领四个营的兵力包围梅山斋坑，妄图一网打尽。
龚楚，原是中央革命革军地军区参谋长，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并在井冈山时期当过红八军政委。1935年2月，他奉命红二十七师七十一团从于都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的乐昌、湘南宜章后，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突围出来的七十一团政委，恬不知耻地叛变了革命，成了国民党走狗。
为了邀功，他向敌人献媚能有办法抓到赣南游击队里最大的官—陈毅、项英等人，由于他的履历“丰富”，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坐上了“剿共游击司令”，并为他配备了三十多人的卫队，目的是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心。
龚楚把卫队伪装成了“红军游击队”，在北山天井洞附近和余汉谋派来的周文山百十人的武装发生了“交火”，两方没有伤亡，“自打自”的闹剧表演后，龚楚大肆宣扬自己“英勇”击溃了周文山带领的精锐部队。
天井洞附近游击单位不明其中，不知龚楚已经叛变革命。纷纷与龚楚接头。不过接触之后，也有所怀疑，龚楚这只游击队伍着装整齐，武器几乎清一色快枪和驳壳枪，又都是讲广东话，而正面所说的“清剿”国民党军队也都是广东部队，这未免太过巧合？
龚楚深怕暴露，选择了主动下手。他通过后方机关主任何长林借由开会名义，聚集周围游击队干部和后方机关人员等主要成员，然后把会场包围起来。在会场里，龚楚撕下伪装面具，大讲特讲共产游击没有出路，投降才是最好选择。
大部分人义愤填膺，掏枪便打。然而准备充足的敌人火力太过凶猛，许多干部当场牺牲，只有七人带伤逃离了“虎口”，他们在山林里跑累了就走，稍微补足了力气就接着跑，实在跑不动就向指挥机关的方向爬，就这样两天两夜的信念坚持，终于被交通站的同志发现，天井洞的事情才得以让更多人知道。
作为驻在天井洞游击队的后方机关主任何长林没有跑出来，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他可耻地叛变了。
由于秘密工作原则，各个游击队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关系，所以何长林也不知道项英、陈毅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过他却是知道陈毅他们有一支侦察班，经常被派到南雄大梅坑买米等给养，于是在侦察班的采购必经之路上选择“等候”。
这天，侦察班的丁上淮、吴小华等一共五人买米返回北山途中，遇到了龚楚和何长林，何长林和吴小华之前认识，所以走近寒暄的机会，两名敌兵抓住了吴小华和丁上淮，丁上淮眼看事情不对，把米甩向了来抓之人的脸上，用扁担打在了那人手上，借势翻滚下了山，而跟在身后的其他三名战士也是急忙撂下扁担，滚下了山。
五人逃了四人，无法逃脱的吴小华不再紧张、害怕。身上的枪被搜走了，甚至连纸烟也被拿走了。
龚楚解释说是因为吴小华等五人带着“铲共团”的斗笠才抓他们的，当然吴小华几人的斗笠是不久前从“剿共团”手里缴获的，还未来得及把字迹抹去。吴小华心里已经判断龚楚等人是敌非友，不过说到“既然是误会，把我的枪还给我”，龚楚不给，这更加印证了龚楚是叛徒。
何长林知道吴小华是侦察班班长身份，说龚楚要向老周（项英）和陈毅（老刘）汇报工作，让吴小华带路。想到难脱身，不如应付一下，再找脱身之计，这样吴小华在前面给他们带路了。
一路上吴小华一人在前面，龚楚和何长林还有他们卫队走在后面，直到离指挥地还有三里多路程时候，吴小华不再向前走。“我是侦查员，我的枪没有了会被首长怀疑的”，龚楚把身边卫队一人压满子弹的驳壳枪给了吴小华，心中暗暗高兴，就又向前走了起来。
临近指挥机关哨卡，吴小华借故要先去汇报，否则违反命令，不过被龚楚拒绝，改为两名敌兵陪同前去汇报，当走到值守放哨的同志身边时候，吴小华大喊“他妈的，他们是叛徒”，哨兵领会后，马上向山坡下打了三枪，报警有敌军来。这时吴小华用枪打向两名敌人，不过由于龚楚给他的枪没有撞针，两名敌人没有打死，吴小华和哨兵翻滚下山，向指挥所相反方向跑了。
指挥机关里，项英、陈毅、陈丕显、杨尚奎和警卫战士听到枪响后，知道有敌军来犯，急忙离开了棚子，转移到了后山隐藏起来了。
龚楚等人向山上打了一阵子枪，不过由于黄昏时分，加上不知我方虚实，怕中埋伏，不敢贸然进攻，只好撤退。
事后，陈毅率队立即进行了指挥所人员转移，并大赞吴小华同志机智勇敢，使得龚楚等叛徒计划落空。后来陈毅总结经验教训，不止一次提到“死不可怕，怕的是同志之间的不信任，怕的是随时被叛徒出卖。有的人认不清谁是革命，谁是叛徒，稀里糊涂地掉进了敌人的陷阱，死得太冤了。我们有一天取得了政权，一定要把那些害死我们很多性命的叛徒正法，为烈士们报仇。”
3、
1937年秋，陈毅曾经被受审，捆绑了四天四夜，就算这样，陈毅依然说“为了人民的事业，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委曲求全”。
当年10月，陈毅接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来电，称湘赣边界谭余保的红军游击队拒绝下山改编，仍然打土豪，与国民党军队仍处于敌对状态。奉命上山传达改编文件的同志，先后被当作“叛徒”、“特务”杀掉了。
18日，陈毅带着警卫员宋生发，揣着项英的一封介绍信，一副商人打扮，去到了湘赣边界莲花县的九龙山。九龙山游击队的负责人刘培善和段焕竟，怀疑陈毅投降了国民党，是叛徒！
就这样陈毅两人被捆绑起来，送到了湘赣省委驻地谭余保处，在那里他们被吊在竹棚子里，“杀了他，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谭余保不信任陈毅的那封介绍信，认为是诓骗，“你代表党中央？代表哪个党？哪个中央？你代表国民党！”原来谭余保误会了我党，认为苏维埃运动不能用了，土地革命不能搞了，还要把红军游击队改变成国民党中央军，这是换帽子，投降敌人，是机会主义。
陈毅明白，这里的游击队不清楚新形势，不了解新情况。红军长征后，艰苦条件下面对的是国民党的围困剿杀，与国民党的仇恨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现在要听说被改编为国民党部队，和国民党一同抗日，怎么能接受？
“我问你，你抗日不抗日？”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不过有个条件，恢复8个县的根据地。”
“同志哥！你的农民意识太重。你只看到8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如果胜利了，全国都是我们的，又何止8个县。”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现在国家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已不打内战了，我们也抗日了，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这是党中央的政策，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
不过谭余保还是认死理，并且放言“朱德也好，叶剑英也好，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人来，也不会让我下山和蒋介石合作。不然，我把他们也抓起来!”
一言既出，陈毅勃然大怒，忍了几天，想到会理解清楚当前形势，没想到说话越来越“混蛋”，斯大林、毛泽东来了也要抓，这还是什么党员？简直是土匪无疑。大家不怕艰难和牺牲，令人佩服佩服；对国共合作有抵触，能理解，但是共产党人说出斯大林、毛泽东也可以抓，这还是党员吗？是共产党人就放了我，不是共产党人就立马枪毙我！
一番义正言辞，谭余保深信了陈毅不是“叛徒”，不是国民党的说客，不再想要“杀了他”，后来谭余保派联络员刘全下山打听真实消息，证实了陈毅是受党派遣上山收编的，并且带来了洛川会议讲话、《坑日救国十大纲领》上山。
陈毅到了五天五夜，却是被捆绑了四天四夜，谭余保连声鲁莽，并亲自为陈毅松绑，哭着说“我终于见到亲人了”。
后来这支游击队被改编成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走出山区参加到了江南的抗日中。
几次鬼门关，陈毅仍然能泰然自若，自己生死在革命面前算不得重要，但是说到一个共产党人没了党性，陈毅是一万个不答应，这算是他对党理解的内心原则，没了党性的党员像是没了灵魂的躯壳，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