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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28日的上午，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来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当时阵地正遭受着敌方周浑元部一个师的猛烈进攻，还受到了飞机和大炮的猛烈轰炸。 陈毅视察完毕，正当他准备离开师的前沿指挥所时，他的右腿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他瞬间倒地，鲜血淋漓。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护理，陈毅的伤口得以愈合，但他的大腿总是肿胀疼痛，不能完全伸直，也不能下床。 陈毅的大腿需要手术取出弹片，但由于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无法拍X光片，手术只能搁置下来。  云石山国家医院旧址 更令陈毅感到不安的是，他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将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但还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 直到10月9日，云石山国家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已经打包，医疗设备和药品已准备好，似乎随时准备撤离，陈毅才赶紧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收到陈毅的信后，立即派人将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 X光片显示陈毅的右腿胯骨有一个角被打碎了，所以医生们决定马上进行手术，取出陈毅身体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碎骨。 手术后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前来探望陈毅，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展开长征，决定他和项英等领导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周恩来还解释说：“此次撤出本来想把你带走，但由于你在江西有很高的声望，在党内和军内都很活跃。”  “而项英同志才刚刚到达中央苏区两年，还没有打过游击战，所以留下你负责军事，协助项英工作。” 陈毅并没有反对：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自己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留下他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 在医院里，陈毅急等着与项英会面 10月12日，项英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后，第二天前往医院看望了陈毅，并传达了中央的有关部署：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 当时，中央苏区仅剩下1.6万人的红军部队和3万多名伤员。中央将瑞金、会昌、于都和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10月22日，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给项英来电，指示从当天起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很多高级干部对这个任命感到困惑和不解。他们知道，在留下的领导人中，真正懂得战争的是陈毅。不给陈毅军职，如何指挥部队打仗呢？ 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感慨：中央原本说让他“负责军事”，现在却没有给他军职。 一个月后，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蒋介石才真正了解到红军主力的动向。 他在南昌召开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二十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声称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在此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第五次“围剿”的原定部署推进。 而从10月初开始，红军主力的阵地已先后由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接替防守，军力逐渐减弱。 10月14日，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占领了兴国县城，而在10月26日，他们又占领了宁都县城。 尽管北路国民党军在10月底已经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转移，但由于他们在过去几次“围剿”中受到了红军的威胁，他们还是采取了谨慎的策略，小心翼翼地推进。 此时，正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转变的良机，但项英为了执行中央方针，仍然集中兵力去四面防堵。 项英下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分别前往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这些红军并没有能力与敌人拼消耗，阻挡不住进攻，反而遭受了巨大的伤亡。 在11月7日，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占领了汀州县城，10日占领了瑞金，而在17日，他们又占领了于都县城。 每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一地，都会进行残忍的烧杀抢掠，土豪劣绅和恶棍等人组织“还乡团”和“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已有超过70万革命者和群众被反动派杀害，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机关部队中，只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31人被批准随中共中央机关长征，大多数人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10月下旬，考虑到反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陈毅认为瑞金是赤色首都，是目标最大的地方，敌人会进行严密的搜索，所以亲属留在瑞金一带是不合适的。  他便安排办事处动员安排亲属疏散到瑞金以外的地区去，但大多数人不愿离开机关部队，“死也要和大家一起死在一起”。 于是，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到她的老家 陈毅在1932年与赖月明结婚，但他们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分别前线，没有孩子。 陈毅因病到瑞金休养，组织上才把赖月明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调来照顾他。 陈毅为了执行中央方针，命令红军在四面防堵，红二十四师及各独立团分别去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阻挡敌人，结果红军遭受很大的伤亡。 为了让人员疏散，陈毅动员赖月明和女干部万香等人离开，他亲自布置安排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人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赣州郊区隐蔽。 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感到痛愤，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他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谢坊伏击敌人。 在11月22日，红军歼灭了敌李玉堂部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给了群众一时的鼓舞。 但是红军也遭受了不小的伤亡，并且暴露了红二十四师的目标。敌人跟踪围击红二十四师，并于11月23日占领会昌。 进入12月，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的小小的“三角地区”。国民党军出动12个师，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935年12月底，中共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及部队转移到了“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即黄龙井塘村。 然而，由于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因此在1935年1月时，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部队被敌4个师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 经过一番恶战，牺牲了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人，只有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 同时，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却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 红二十四师、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但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兵休整。  面对如此情况，项英下定决心，让陈毅写一份指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 但是，由于时机已过，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无法联络上，“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降临，国民党军四面围困，企图压缩红军于苏区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不断向中央、中革军委电告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 直到2月5日，中央书记处才回电，“万万火急”的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2月4日是阴历大年初一，2月7日是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  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等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瞿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1935年，陈毅和项英考虑到敌情紧张，决定率领机关和部队向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他们也安排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和张亮（项英妻子）等人由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转移。 然而，在2月24日，瞿秋白一行人被敌人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只有邓子恢等数人突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和谭振林会合。 到达禾丰后，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明确指示： “你们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  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内心狂喜，因为这份决议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手笔，这意味着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复出。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了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突围。 然而，中央分局在2月中旬才下了突围决心，中旬末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 虽然有三路突围较顺利，但其他六路都遭受了堵击袭击，或被打散，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 项英、陈毅和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 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 2月28日，项英、陈毅和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四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3月9日下午1时，贺昌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集合队伍于上坪村。项英决定在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行动，可直到3时，电台还联系不上。 于是贺昌决定先率领两个大队先行渡过梅村江，试图冲破敌人的包围。 然而，当他们刚渡过江时就遭遇了敌人的伏击，队伍被打散。直到10日凌晨，贺昌收拢部队到会昌归庄，却再次被敌人包围。 在最后的冲锋中，贺昌身负重伤，高呼“红军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一直守在电台旁的项英和陈毅终于联系上了党中央，并向他们汇报了突围的计划。然而，由于中央改用了另一套密码，他们无法翻译回电内容。 项英决定将电台埋掉、密码烧毁，以防泄露情报。不久后，他们也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突围的途中，他们遇上了倾盆大雨和敌人的阻击。部队被打散，陈毅和项英也失散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又会合，部队只剩下了二百多人。 他们四处奔波，与敌人周旋，直到晚上又遭遇了敌人的阻击，无法突围，只得退回上坪。敌人还散发传单、悬赏五万元活捉项英和陈毅。 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项英和陈毅决定由大队长带领部队前往赣粤边境，自己则带着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 他们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在3月底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油山，与赣粤军区司令员李乐天会面。 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带领突围的余部也于几天后到达。 赣粤边区地域广袤，方圆数千里，群山环抱，大庾岭和山系如帽子峰、梅山、油山、南山等连绵起伏。 密密麻麻的松树、柏树、榉树、桦树、杨树和藤蔓缠绕的竹林覆盖了整个区域，形成了一个茂密的树海。 然而，一些人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尤其是中央大机关的人，他们习惯了热闹的生活，觉得这里很单调。 于是，不少人开始发牢骚、说怪话。项英认为这是“不信任革命前途，自由散漫歪风邪气”，主张对此进行严惩。 陈毅则认为“独坐空山上，讲讲怪话也是消遣”，并不支持严惩。他主张通过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大家，提高他们的认识。 每当他到达一个新地方，他都会向大家介绍形势、矛盾以及进山搭建住所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还会讲述中国历史如《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省。 蒋介石获悉项英和陈毅已经转移到粤赣边境后，立即调动了大量兵力包围清剿。 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三个师以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三四万人。 在春夏之交，粤军余汉谋设置了三道封锁线，分别在赣粤边的桃江、章水、波水等地，沿公路沿线的大余、南雄、南康、信丰等地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 粤军还在周围的墟镇、村庄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敌人开始进山“清剿”，成片的山村被烧毁，群众被屠杀，妇女被奸污。粤军甚至强迫居民搬家，将他们与红军隔绝，以消灭红军游击队。 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陈毅决不会坐以待毙。他得知乌径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只有驻着一百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便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布置了夜袭乌径的计划。 叶明魁率领几十名游击队员，在黑夜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行隐蔽急行军，赶到了乌径，并成功地打入镇公所，在半小时内全歼了靖卫团，杀死了团总，并把标语贴遍了乌径镇。 他们的行动迅速、出奇制胜，展现了红军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 天亮后，群众看到标语后，纷纷传言红军大队到来，吓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妄图封锁中央苏区的蒋军碉堡 接着，陈毅布置油山游击队队长曾彪，巧袭了一个千户以上的大镇高石镇。 这个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进镇要靠一座大桥。镇里只有一个排的白军驻守。 一天下午，曾彪挑选了9名精干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白军面前进入镇里。 他们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1挺重机枪、5支步枪和3000多发子弹。等洗澡的白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随后，陈毅布置了油山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 曾彪带着十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队驻地的树林子里。 天快要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 惊慌失措的矿警们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 消息很快传遍了大余城。余汉谋没想到红军游击队会出现在他的军部附近，只好调一部分进山“清剿”的部队回来安定后方。 在游击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虽然减轻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压力，但组织指挥这些游击战斗的人却并不轻松。 陈毅在反“清剿”斗争中，因为一次战斗受伤，不得不拄着树棍拖着腿，连同两个警卫员在各游击区中奔波。 但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没有算准，或者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经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次，他们和一个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们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握紧短枪，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但国民党的兵明白，他们在明处，红军游击队在暗处，搜不到还好，搜到了他们自己得先吃“黑枣”。 为了应付长官，敌兵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没有发现，但排长仍不死心，亲自搜寻，甚至打着电筒将光照在陈毅身上。 陈毅瞪大眼睛，枪口一寸不离地对着敌排长，敌人却只搜到一只鞋和一个挎包，里面装的只有牙具和书籍，敌连长不禁惊叹：“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 敌人撤走后，陈毅和警卫员们一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 敌人曾计划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但屡遭失败后又将计划延长为半年、一年，最终改为长期清剿。 敌人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因此极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如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突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粤军的袭击，最终叛变。 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 陈济棠便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要他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在10月中旬将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北山龙西石地区。他与余汉谋的一支部队假打了几天，声称“击溃”了“敌人”，出了名。 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 龚楚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 何长林告诉龚楚：陈项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和北山游击队没有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只能写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米会面。 龚楚一听喜出望外，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 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 但陈毅认为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 陈毅对龚楚了解较深，知道他一贯骄傲自大，口口声声说没有人在军事上比他强。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龚楚拒不执行彭德怀的命令，导致湘赣军区的部队遭受巨大损失，最终被降职为团长。 此时斗争非常残酷，人心难测。因此，陈毅建议项英再等一段时间，过段时间再见龚楚。 但龚楚等不及了，他担心自己的卑劣行径被发现，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将北山地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 通过何长林，龚楚在北山龙西石召开会议，撕下画皮，号召共产党和游击队员投降。大家意识到被骗后，一些人挺身而出，举枪反抗。 然而，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只有贺敏学等8、9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 当何长林被逮捕后，龚楚看准了机会，通过何长林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全部逮捕，这使得北山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到了巨大打击。 龚楚熟悉红军活动规律，他安排反动军队日夜搜查，封锁了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希望在十天之内捉拿到项英、陈毅，并将北山的共产党和游击队铲除。 陈毅和警卫员熟悉去北山帽子峰的道路，但由于龚楚指示敌人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设有暗哨和密探，他们只能在夜间穿行树丛中寻找北山同志。 陈毅率领部队转移到帽子峰，那里是一个原始森林，十分隐蔽，参天大树下，各种藤葛荆棘纠缠交错，就像一个天然屏障，走几天也看不到太阳。 敌人不敢进去搜查，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也来到这里。 在帽子峰，项英和陈毅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公开揭露“北山事件”的细节，组织讨论，吸取教训，深入剖析和批评龚楚和何长林叛变一事。 陈毅还对游击队干部讲，革命需要觉悟和自愿，不能依靠强迫和逼迫。他说，“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也不能用来进行革命。 陈毅到一支游击队去了解情况时，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一个战士刘燕青逃跑又回来的事情。 刘燕青是侦察班班长，之前他侦察和作战非常机智勇敢。但“北山事件”发生后，他逃回家了。 不过没过几天，他又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据刘燕青自己说，他离开了革命队伍，就像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有人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回来可能有诈：陈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刘燕青的话可信，并恢复了他的自由，并发给他武器，像过去一样信任他。 陈毅向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讲话时，鼓励身体不好、跑不动或者不能坚持的人自愿回家，并保证发给路费。 他站起身来，告诉大家：即便出去也要坚守立场，不要叛变，也不要悄悄离开，而是要握手告别，期待再次相见。 最后陈毅还强调，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会继续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在经历了一段紧张工作后，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指挥机关后方人员，基本上完成了整合和配备，这使得北山区恢复了元气，从根本上巩固了内部。 随后，项英和陈毅等人前往连山。然而就在这时，油山传来了消息，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了，陈毅立即返回油山。 向湘林是在负伤休养中被俘叛变的，幸好及时应变，油山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向湘林也因此失去了国民党军的信任，并最终被枪毙。 1936年6月初，赣粤边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队纷纷撤走，使得游击区异常平静。 项英和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试图争取全国响应，争夺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在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往赣州和韶关。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经过项英审定后，大家分头抄写，连夜赶往各地散发和张贴，产生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重大影响。 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从中了解到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开始意识到“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还要抗日！” 陈毅和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进行反击，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敌人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上建造的所谓“乌龟壳”，大多被游击队的土炸弹摧毁了。 北山游击队曾经发生过逃跑的情况，但现在他们侦察班的班长刘燕青率领几个队员，成功攻下了敌人的新城据点，并俘虏了三个国民党士兵。 陈毅亲自审问了这三个俘虏，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然后叫游击队为他们每人发放三块银元，并且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回家种田都可以。 三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了一个矮个子回去继续当兵以外，其他两个都回家种田了。 不过，三个月后，那个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但是，蒋介石利用分化和诱惑的手段，瓦解了“两广事变”，并腾出手来，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四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 他在进攻游击区时，利用他的拿手好戏，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直接逼近游击根据地。 但陈毅则采用了针锋相对的策略，放手搞“两面政权”，在赤、白交界区创建了“黄色村庄”，以对抗敌人的“清剿”，保护群众和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 对于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了普遍布置外，还亲自搞试点，总结经验。 位于游击区和白区之间的黄坑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而黄坑的保长黄一直反动。 他不仅带路指引国民党军队搜山，而且在国民党军队撤走后，还带领地主武装封锁出山道路，还威胁群众，要求报告“匪情”，否则就满门抄斩。因此黄坑的工作非常艰难。 于是陈毅亲自率领精干的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直接去黄保长家，并且义正言辞地列举了他的罪行。 陈毅告诉黄保长，他已经够得上死罪了，并且国民党的几万大军都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是一个小小的保长。 陈毅气势凌人，黄保长完全被吓到了。 陈毅不失时机地为他提出了四条规定：一是不准带路搜山，二是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是不准盘查扣留，四是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要遵守。 从那时起，黄保长逐渐成为了两面派，而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坚决予以镇压和整肃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他的保、甲长也都得到了规范。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陈毅等共产党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创造的一个宝贵经验。这一经验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了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在1935年和1936年的两次“清剿”中，赣粤边军民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这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相继牺牲，陈毅也于1936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20天之久。 在丛莽间，陈毅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12月12日，派人下山打听后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抓住蒋介石。 国民党四十六师迅速撤离游击区周围，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中不敢出来。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心情大好。 然而十几天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消息，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赴南京。 大家议论纷纷，后来陈毅和项英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道，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 “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四十多个正规师、六十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还从湖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自“西安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蒋军采取了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 在这次进攻中，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英勇抗击，陈毅则采用“两面政权”和“黄色村庄”的策略，保护群众和游击队，跳出敌人的“清剿”范围。 虽然敌人烧光森林，将美丽的山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试图消灭红军游击队。 但是，项英和陈毅制定了对策，红军游击队撤离游击区外，留下一部分人分散隐蔽，晚上才进行打击敌人的行动。 同时，他们还组织了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 游击队积极配合群众打击敌人的统治，开展破仓救荒斗争。由于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的经验积累，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在对敌斗争方面变得越来越擅长。 在北山、南雄和南山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们筹集了大量资金和武器弹药，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然而，国民党军队却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撤回驻地，放弃了这次“清剿”。 项英和陈毅利用这个机会聚拢一起，在梅岭斋坑召开了“兵运”工作会议。 但是，参加会议的四十六师兵运负责人陈海却在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非常高兴，要求陈海写信给红军的“负责同志”，要求在大余城南饭店街头。国民党特务在饭店里设下埋伏，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此时，项英和陈毅已经两年多没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陈毅曾向陈丕显表达了他想能派人到延安去的愿望。 陈丕显 为了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陈毅曾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使用化名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且曲折，未能取得联系。 因此，项英和陈毅收到陈海转来的信非常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前往，将中共中央的指示或者代表带回来。 陈毅和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一起前往大余城，首先决定到陈宏家中探听情况，随后再到饭店去。 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口，此时陈宏老婆正在洗衣服，听到有人问陈海的情况，她回答说：“到团部去了。” 但陈毅和黄占龙听成了“糖铺”，误认为陈海在广启安糖铺，便直接朝糖铺走去。快到糖铺时，他们看到了几个国民党兵，于是陈毅决定转移到一家茶馆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过来告诉他们：“陈海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绕过小路回梅山，但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保安团士兵。 陈毅被敌兵抓住后，心里非常焦急。他问清楚情况后，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专门来抓他的，而叛徒陈海也在队伍后面。 陈毅镇定地推辞说：“对不起，老总，我不熟悉这条路，我不是本地人。” 白军对陈毅的回答感到疑惑，问道：“既然不是本地人，你来这里干什么？” 陈毅笑着回答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想到乡下买茶叶。偶然遇到了老总。” 听到“教书先生”这个身份，再看到陈毅儒雅的面容，白军开始相信了。而且这个地方盛产茶叶，陈毅的解释也合情合理。 为了显摆自己有学问，带队的敌连长开始和“教书先生”陈毅攀谈。 一路走着，陈毅想到，如果叛徒陈海赶上来就不好了，最好早点想办法摆脱敌人。 途中路过一个村子，陈毅突然皱起眉头，被敌军官看到后追问原因。陈毅说肚子疼，要到茅坑大便。白军同意了。 在外等了好久，白军开始不耐烦了，冲进茅厕一看，却发现“教书先生”已经不见踪影。他们才知道上当了，急忙追赶。 陈毅在天黑时躲在厕所旁边的茅草堆里，等待敌人走远，才悄悄摸回斋坑。 回到斋坑后，陈毅环顾四周，认为有自己人藏身。他高声喊道：“我是老刘，刚才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你们听不出我老刘的口音吗？”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已经完全辨认出陈毅的形象，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随后，陈丕显、项英等人也从草丛里走出来，他们没有多说话，立即转移到离斋坑三十多里的一座山中隐蔽起来。 不久后，敌人又派大队人马包围了斋坑，并释放军犬搜寻，照明探照灯扫视四周。 第二天，敌人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包围整个梅山，项英、陈毅和机关人员被困了近3个月之久。 他们忍受饥饿、寒冷和困境，翻越山峦，穿越无人区，走了数次迂回，但仍然没有突围成功。他们的鞋子都已经穿烂了四双，仍然无法逃出包围圈。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十六师和新编第十师陆续撤出梅山，陈毅、项英等人才得以解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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