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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元《世祖平云南碑》 洪 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经使僻处我国北方荒漠的蒙古人一时成为震撼世界的力量。至今悬挂在昆明大观楼前孙髯翁长联中说“元跨革囊”，就是这种所谓“伟烈丰功”之一。对蒙古平云南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公正评价，还不能说已经完结，相反应当说仅仅是开始。 蒙古汗国于公元1234年灭金之后，占领了北中国的半壁江山，本想利用北中国广阔土地上的人力、物力，发挥蒙古骑兵纵横驰骋的有利条件，扫平江南。但宋军节节抵抗，使蒙古贵族认识到，灭亡南宋并非轻而易举。于是舍宋不攻，围蜀不战，把矛头指向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蒙哥命其御弟忽必烈及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大军，于公元1253年出发从宁夏入甘肃，经六盘山集结于临洮，然后进入四川西北到松潘分兵三路，径行山谷二千余里，奔袭尚处于割据状态的大理王国，釆用了蒙古人惯用的长途迁回包抄的战术，迅速灭亡了割据云南三百余年的大理王国。公元1254年忽必烈班师，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并继续征服其他未征服的部落。1255年兀良合台奉命打通云南与四川的通道。于是全力进军四川，大败南宋水师，直达重庆、合州（合川），突破南宋西侧防线。1258年，蒙哥汗又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并命忽必烈由北路进军湖北武昌；兀良合台由南路率蒙古军和以段福为首的云南爨英军进军长沙,三路大军会师地点就在长沙。这一计划因蒙哥战死合州和忽必烈率军北上争帝位而未能实现，但兀良合台仍然率云南出师的大军，经广西进湖南占领南宋后方直捣潭州（今长沙）大败宋军，进而直抵武昌，形成了对南宋政权（临安，今杭州）迁回包抄的形势。 忽必烈远征云南的战略行动，在统一中国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学者顾祖禹说：“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径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济，降摩荻（即麼些），入大理，分兵收鄯阐（即今昆明）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众。夫从临泓而抵金沙，亦不过二千里，行军于无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夫彼可来，我何不可以往？设有人焉，出丽江而北，招纳诸蕃，结以信义，径上沸岷，直趋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 所以有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上奏“请纪圣功，刻石其上”（见碑文）之举，经中书省审议同意，命词臣程文海撰文。这就是著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之由来。 元《世祖平云南碑》记述了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等征服云南，灭亡大理王国，结束云南地区长期割据纷争的基本过程。碑文中虽然充塞了一些元朝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但由于它出于当时人的手笔，价值和史料的可靠性远远超过后世编纂的史书，并可补《元史》著录的不足。因而碑文是研究这段时期军事，政治、民族关系、民族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元《世祖平云南碑》，立在云南省大理县城西北所谓世祖驻跸处，碑分上下二石，碑阳第一石三十行，共478字；第二石二十八行，共552字，共计1030字,楷书。碑阴原有职官题名，但残湖过甚，不可识读。第一石高三尺四寸，宽五尺四寸，第二石高四尺二寸，宽五尺四寸。 立碑确切年月，尚未考定，因碑文末题“元宪二年，仲春月，黄道吉旦。”然元代并无“元宪”年号，碑文说：“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建言：'所领云南，地据徼外，历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无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亡其往陋，非我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惟点苍之山尝驻跸焉。若纪圣功，刻石其工，使臣民永永瞻仰，于事为宜’。制曰：'可’。以命词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云云。《元史·程巨夫传》则作大德十年命巨夫撰文，所记年代互异，未知孰是。然撰碑题名程文海，则可知碑当立于大德十一年五月前，是没有问题的，因大徳十—年五月武宗海山即位，改元至大，“海”字的避讳，当在此以后。而碑文仍作程文海，未作程巨夫，是尚未避讳，故可知碑当立于大德十一年五月之前。胡蔚本《南诏野史》段庆传下称大德八年立平云南碑于苍山，乃据碑文为说，并无他证。至于碑末何以系“元宪二年”？确为一大难题，颇疑是否因碑文中有“宪庙践祚之二年”出师伐大理之语，遂以此年落款？ 过去大理地区长期流行一种迷传，认为古碑上的文字可以医病，所以病家往往刮削古碑上的文字以当药服，因此许多古代碑文被刮削殆尽，元《世祖平云南碑》亦无例外。按此碑在云南省志书中，自（景泰）《云南图径志书》以下虽多有著录，然每每错衍甚多，难以卒读，故为恢复碑文原貌，以利于研究这段历史，本文兹据各种拓本及志书所载，将原文附录于后，以供参阅。 从元《世祖平云南碑》的内容来看蒙古人的用兵，绝不是有勇无谋之辈所可企及，而是运用古今军事战略战术，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水平。蒙古人不出兵直趋南宋，而是出师西南，先灭大理王国，迂回包抄，拊其背而后取之，这无疑是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元史·郭宝玉传》说：“（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郝经就此也有过一番议论，说：“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理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矟，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鞍弭所属，指明约曰，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氏于用奇。自浍河之战，乘胜下燕、云，遂遗兵而去，似无意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既而为干腹之举，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为捣虚之计。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为示远之谋。自临洮、吐蕃，穿彻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蒙古统治者为什么采取这一大胆战略战术呢？可能是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远在汉代，经四川至云南，入缅甸，辗转到达西域，就有通商往来的古道，石门道和晏当路都直接进入云南。在唐代曾经是吐蕃、唐朝、南诏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军事重地。二是，宋王朝统治者没有从唐代的历史中，吸取唐王朝处置这一地区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教训，而是从中吸取消极的东西，即所谓“南诏亡唐”的谬论，在宋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宋太祖挥玉斧，划天下，曰大渡河外非吾有也。”的荒谬政策，致使大理政权得以割据云南三百多年之久，直至南宋王朝已面临灭顶之灾，还自以为西有吐蕃雄据，西南有大理为其后屏，民族错杂而有恃无恐，因而只保大渡河以内。而蒙古统治者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大胆地釆取了弃吐蕃不攻，拒宋兵于蜀中盆地，从其缝隙中乘虚进军，长驱直入，袭取云南的战略。 当然,大理王国也有些准备，早在蒙古与南宋在蜀中角逐之时，大理就加强了对北部边界的防御力量，由相国高泰祥亲自率领大军，屯戍于金沙江防线上，又由“高通庐于会川”，以防元兵取蜀后南下，企图以金沙江天险为屏障，阻击蒙古之师。但是忽必烈大军至忒刺后分兵三路，由大将兀良合台领兵为西路，顺古晏当路紧靠吐蕃向南挺进，直抵云南中甸，再进至丽江。这一路由于大理王国没有重兵防守，兀良合台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摩些二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兀良合台遂至金沙江。然后又分兵两路，进入察罕章（丽江），所在寨栅依次攻下，中路由主帅忽必烈率领，从越隽直抵金沙江。高泰祥曾与蒙古军前锋伯颜不花、虎儿敦等相持，但因忽必烈革囊渡江，兀良合台又已达丽江，分兵攻拔各顽抗寨栅，高泰祥眼见自己腹背受敌，大理都城也有被蒙古军直取的危险，因而退回大理，以保都城。忽必烈则以左右两路为其扫清后背之敌，长驱直入，进抵大理都城北岳锁护上关。大理国王“段兴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战”（见碑文），与忽必烈战于上关。正当此时，兀良合台已扫清丽江等地不降之众，会“东西道兵亦至”（见碑文）。蒙古三路大军，在上关围攻大理守军，直抵城下。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忽必烈在忒剌分兵三路后，各路兵马是否到达云南，及三路兵马入云南的方向等问题，长期以来说法很多，但从《世祖平云南碑》来看，三路兵马在上关之战时全部到达战场了。碑文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立碑的时间，距所记史实不过四十来年。倘说只是忽必烈一路决定了战役，怎么可以设想，程文海（巨夫）敢妄说二路或三路一起参加了战役，来分宪宗御弟〈即后来的元世祖）之功呢？这是不待智者而后决的，无可怀疑。明修《元史》于此略而不详，正好由碑文来补充正史之不足。 忽必烈云南之战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余下的只是扫除大理的残余势力和收附各处以民族上层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此番进军，真可称得上一次善于用奇的典型战役。 大理王国的实力基本上于上关之役被歼，蒙古军直抵大理城下，碑文只说：“十二月，薄其都城”（见碑文）。《世祖本纪》说：“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到底忽必烈是怎么得到大理城？那一天入城的？史书缺载，近从《故大理路□□□□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中得知“十二月十三日，兵至大理。”按元宪宗三年，岁在癸丑，为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是年十二月乙巳朔，丙辰为十二月十二日。盖蒙古军十二月十二日迫近大理，而十三日抵达城下。《大理路□□□□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中还说：“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南诏野史》也说：“泰祥回军，奉兴智拒战不胜，蒙古兵入上关，兴智奔鄯阐（今昆明）。”则可知上关失守，大理城已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蒙古大军之前，大理国王和王公贵族亦已弃城仓惶逃遁，大理已成空城，蒙古军直迫城下，后即占据之；泰祥先已率众夜奔，忽必烈“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儿追之”。 国王段兴智逃往鄯阐（今昆明），高泰祥则在姚安一带企图再次组织防线，并“募兵于三十七蛮部”，以保卫东都鄯阐（今昆明）。但是据守会川的高通部未能回到大姚，三十七部及各地大小部主也都各图自保，早已置大理政权于不顾，拒绝出兵，高泰祥所率大理残部被追击而来的蒙古军一举消灭，泰祥被俘，押解到驻骅大理城的忽必烈前，至死不降，被杀于大理五华楼下。 《元史》卷158《姚枢传》说：枢“从世租征大理，至曲先脑儿之地。夜宴，枢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明年，师及大理城，饬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姚书的进言，应非偶然，要从历史上来考察。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蒙古军在政策上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过去蒙古军队一直实行每攻下一地就大肆杀掠焚烧的残暴政策。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其实是不利的。一是不得人心，并造成守城者顽强抵抗；二是使胜利者只得到一片废墟，无济于对被占领地区的巩固和财物的利用，而且往往给占领者留下一个残破的烂摊子，无助于蒙古统治的加强。忽必烈在进兵云南的过程中，实行“禁杀掠焚庐舍”的政策，是蒙古统治者在政策上发生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变化。说明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史载忽必烈九月师至忒刺，分军为三道，颁布“禁杀掠焚庐舍”（见碑文）命令，对沿途各民族取安抚政策。所以忽必烈军至牛赕，牛赕归附，师过金沙江，摩些主迎降……，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次三甸，白蛮送款”，至鹤庆也不战归附。兀良合台一路，“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摩夢二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兀良合台一路入云南后，只在进军丽江过程中受到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的反抗，也很快就解决了，未听说过屠寨之事。当然，《元史》也好，碑文也好，免不了为蒙古统治者开脱掩饰，未可尽信。但在《故大理路□□□□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中记载：“公姓杨，讳公。……皇帝（按指忽必烈）亲征南方,十二月十三日兵至大理，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而公有顺命安民之志,十五日，独自一身，首先投拜，皇帝□□□乃以□□□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以公为之长，八答刺丁为安抚使，□□□力同□□□□处，招诱永平永昌、腾越及姚楚、鄯阐等诸方人民口定安”。碑文残泐太甚，但从仅存的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到，在大战之余，大理国王公贵族逃亡四散的状况下，忽必烈不仅不像过去一样纵兵屠城抢掠，而是招䘏人民，团结民族上层人物，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这样做自然会收效很大。对此，应当给以历史的公正的肯定。不但如此，人们看到在忽必烈班师北归之后，留下的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平定各地时，基本上继续贯彻和执行了“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的政策，使蒙古军在这样一个民族、地理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碑文）从《世祖平云南碑》中反映出蒙古军平定云南，一半是依靠军事力量，一半是依靠正确的政策，这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 忽必烈在平定云南过程中很善于团结和任用民族上层人物。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区，巩固胜利成果，这是进行统治面临的首要问题。《世祖平云南碑》中反映出忽必烈釆取了团结和任用各民族上层，使其支持或参与蒙古军事行动的政策，这是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的又一表现。 忽必烈分兵三路进军，各地先后款附，平定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摩些人麦良为茶罕章管民官”。下鹤庆，置鹤州也是委用当地民族上层来治理。攻下大理国都城，用民族上层杨公为长，招抚人民，维护局面以八答刺丁（当是色目人）为安抚使，地位应居于杨公之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兀良合台攻下昆明，得大理国王段兴智以献，“释不杀”（碑文）。 《增订南诏野史》也说：“蒙古宪宗之三年，忽必烈班师，大将兀良合台拔鄯阐，获兴智以献，宪宗命赦之，封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之意），管领八方，仍守其地。”“乙卯，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柯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也“各遣子弟朝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1274年，赛典赤主政云南，设云南行中书省，着手建立郡县，把军事统治时期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置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和州，县设县令或县尹；仍然任命当地民族上层担任路、府、州、县的长官，治理地方，这可以说是忽必烈政策的继续。 忽必烈的，团结和任用各民族上层，使其治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政策，它不仅没有削弱蒙古统治的地位，反而加强了其统治力量。如忽必烈进军时带蒙古十万兵入云南，忽必烈班师可能撤走一部分，留在云南的蒙古军经过几年征故之后大大减员，据《多桑蒙古史》第二卷引拉施徳《史集》，兀良合台部最后只剩二万人马，但因有段福统率的各族子弟组成的爨僰军加入，兀良合台仍然统率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山云南，人广西，进湖南，抵武昌，一路上打了不少大仗。说明在蒙古建立统一元王朝的历史过程中，云南各民族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从上述可知，作为记载蒙古征战云南历史的《世祖平云南碑》，在研究蒙、元史和云南史方面，都是一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是中国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应当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更应对它进行深入、全面、详细地了解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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