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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坚军 为实施酝酿已久的“假道斡腹”[1]以灭南宋之谋，忽必烈于1253年率军远征大理。“秋八月，师次临洮（今甘肃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2]，《元世祖平云南碑》亦载“八月，绝洮，踰吐蕃，分军为三道”[3]。前人对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路线虽有一定研究，但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三路大军进军路线依次作一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关于蒙军兵分三路之处忒剌，前人已详考其地即洮河之南、叠山之北的达拉（即忒剌音转）沟[4]。达拉沟位于今白龙江南岸，地处川甘藏交通要道，与藏文史籍忒剌位于大河岸边且邻近河州（治今甘肃临夏）的记载十分相符[5]，忒剌必即达拉沟。忒剌分兵后，西路军取“晏当路”而进，前人对“晏当”一词解释有较大争议。史籍多载兀良合台自“旦当岭”[6]入大理境内，则“晏当”盖为“旦当”之讹。 元廷1293年曾“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7]），则旦当位于吐蕃与云南交界处，因而时属吐蕃、时属云南。史载大理、善阐、金齿等处宣慰司1269年曾上奏元廷“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于西蕃小当当地起立马站毕”[8]；元廷1271年曾“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当”[9]；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1286年曾奏请元廷“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10]；《大元大一统志》残本曾出现“吐蕃大旦当”、“吐蕃小旦当”[11]地名各两次。可知旦当亦作“当当”、“丹当”，有大旦当、小旦当之分，且本属吐蕃地界。学界一致以为大旦当位于今云南大中甸（现改称香格里拉），近代藏语称中甸为“结党”、“吉当”或“建塘”[12]，盖即旦当之另译或由旦当演变而来，则旦当盖为吐蕃语。关于小旦当地望，史载“吐蕃小旦（此处显然脱“当”字）境内有山名样彻阁，磨些（亦作摩些、摩娑、麽些）境有山名木习阁，两界立此关（雪山门关）焉”、丽江路军民宣抚司所辖巨津州（治今云南玉龙县石鼓镇）“东北到吐蕃样车阁二百三十里”[13]，“样彻阁”即“样车阁”，“磨些境”即大理西北磨些酋世居之罗波九睒（元朝改立为巨津州）。样彻（车）阁与木习阁交界之雪山门关当为吐蕃与大理交界处之一，而察罕章于“西蕃小当当地”设立丹当站，说明雪山门关地处吐蕃与磨些蛮交通要道，因而云南行省在其地置关驻军。雪山门关位于今云南维西县其宗东南五里附近，则小旦当必位于今云南小中甸附近。西路军乃自旦当岭进入大理境内，且吐蕃小旦当与大理“磨些境”以雪山门关为界，则旦当岭当指小旦当一带，即今小中甸。纵上所述，大旦当应位于大中甸，小旦当应位于小中甸，旦当岭应指小旦当地区。 现虽已知忒剌、旦当岭地望所在，因史料缺乏，西路军忒剌至旦当岭之间进军路线较难确定。但我们可据蒙军1253年征大理之前对大理的用兵路线、元代在吐蕃所设驿站以及蒙军南征大理时在藏地所留历史遗迹得出一合理推论。 据1249年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所上《帅广条陈五事奏》载，一支蒙军于1244年“行吐蕃界中，初不经四川地分”而直接攻入大理境内，“破三城，杀三节度”，兵锋“直至大理之九和镇（今云南玉龙县九河乡）”，李曾伯称蒙军此次自吐蕃攻入大理之路为“九和熟路”[14]。此为见于史载的蒙军首次远征大理之役，似有踏路问道的性质。西路军自吐蕃进入大理的路线很可能与1244年蒙军用兵大理路线的某一段相同，下面探讨一下1244年蒙军用兵大理路线。 1239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派多答率军首次远征吐蕃腹地，多答进军至今拉萨北部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一带，并在热振寺与蒙古之间开始设立驿站[15]。多答1244年曾再度率军入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班赴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拜见阔端，则当年攻入大理九和的蒙军很可能是其麾下将士，惜前人鲜有注意到多答此次统兵入藏与九和之战爆发的因果联系。史籍虽未明载1239年多答入藏路线和1244年蒙军用兵大理路线，但元代吐蕃地区驿站系统基本是在此前蒙军用兵路线和吐蕃原有驿传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据吐蕃地区驿路来推断1244年蒙军用兵大理路线是可行的。据张云先生研究，蒙元时期入藏驿路主要是自今甘肃渭源、临洮、和政、临夏，青海循化、化隆、贵德、称多、玉树，四川邓柯、德格、白玉，西藏贡觉、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那曲、当雄进至前藏，最后抵达后藏萨迦[16]，则1239年多答入藏路线很可能是自阔端凉州封地经渭源、临洮、和政、临夏、循化、化隆、贵德、称多、玉树、邓柯、德格、白玉、贡觉、昌都、类乌齐、丁青、索县、那曲、当雄而进至热振寺一带。现有史料尚不能证明元代曾在今壤塘、炉霍、理塘、稻城、中甸这一南北走向的交通沿线设置站赤，但基本可推断元代曾在今昌都、察雅、芒康、德钦、小中甸一线设立驿站。理由如下： 唐代，吐蕃用兵南诏路线基本是自今拉萨进至芒康、巴塘一带，然后沿澜沧江、金沙江之间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地区[17]；而由丽江西北出阿屯子（今云南德钦）通往盐井、昌都的白马雪山隘路亦为南诏、吐蕃旧有交通干线[18]。芒康元朝时为亦思马儿甘万户府治所，该地另设有剌马儿刚招讨司[19]，元廷为维持该地统治估计应在此设立驿站以保证政令畅通。察罕章1269年在小旦当所设丹当站应是丽江北通吐蕃的重要驿站，而元廷1271年遣兀都蛮率军镇守当当（即旦当）之地亦反映了其地处滇藏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蒙古平大理不久，在云南设立驿站以通吐蕃、安南（今越南北部）。元朝灭宋之前，元使均取道吐蕃、云南以出使安南，如张庭珍1269年“由吐蕃、大理诸蛮”[20]、张立道1271年“并黑水（今金沙江），跨云南”[21]、李克忠1275年“由临洮渡河源（黄河源头为星宿海，此当指黄河上游一带），经土蕃，涉丽水（今金沙江），过莎车（今新疆莎车），至牂牁（位于今贵州东部），逾南诏、善鄯（今新疆若羌一带）、金齿（盖位于临安路辖境，即今云南建水、蒙自、屏边一带），水陆万余里”[22]而至安南。李克忠自吐蕃至云南路线很可能是自临洮、称多、玉树、昌都、察雅、芒康而至小中甸，据此可推知元代曾在其所经地区沿途设立驿站。其中，昌都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很可能成为元代吐蕃地区一个较重要的中转站，由此向西可至后藏，向东可至汉地，向南可至云南、安南。因此，假如蒙军1244年自阔端凉州封地南征大理，最有可能在进至昌都后兵锋南指而经察雅、芒康、德钦、小中甸直至大理九和。清初，自中甸入藏有两路，而“天竺寨（亦作“天柱寨”，距今云南德钦三站）、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一路”[23]为滇、蜀会兵孔道。此路大体上即自中甸、德钦、芒康、察雅、昌都进而西行入藏，虽距离较远，但道路宽广而适于大队人马行进。因而西路军自昌都经察雅、芒康而至小中甸甚有可能，李星星先生亦以为昌都、察雅、芒康、盐井、德钦一线大体为西路军进军路线[24]。 吴景敖先生言今西藏盐井一带藏化蒙人尚自称入滇元兵后裔，而北出新渡经德钦、盐井可至门工、昌都，则此必为兀良合台入滇北时曾分兵渡金沙江以阻绝吐蕃应援大理通路[25]。此说值得商榷，大理九和之战后曾向南宋告急，而南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亦开始“经置大理”[26]，并责令广西经略安抚使董槐遣人出使大理，但尚无史料可证大理欲联合或求援吐蕃共同抵御蒙军。1253年蒙军远征大理时，吐蕃大部已臣属蒙古，岂能应援大理？盐井一带藏化蒙人既然为入滇元兵后裔，则必为西路军后裔，由此亦证西路军很可能自今昌都、芒康、盐井、德钦、小中甸而进入大理境内。下面再分析一下西路军忒剌至昌都进军路线。 忽必烈1253年夏驻兵六盘山时，曾首次会见后来成为其帝师的高僧八思巴。忽必烈远征大理时，八思巴前去凉州为法主灵塔开光，根据法主遗言，其准备至乌思藏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时，从来往各地的客商中得知伍由巴已于牛年（1253年）去世，乃（沿原路）返回[27]。此时（1254年）适逢忽必烈自大理凯旋回师，八思巴遂与忽必烈一同回到北方，驻于汉藏交界处的忒剌。忽必烈在此处给八思巴颁发了《蕃字札撒》，时间为阳木虎年（1254年）仲夏初九[28]。八思巴此次入藏路线，可为西路军进军路线提供重要参考。上文张云先生所考入藏驿路并不路经汉藏交界之忒剌，而八思巴自朵甘思沿原路返程时与忽必烈在忒剌之南吐蕃某地相遇而一道回到忒剌之事，说明八思巴并非沿张云先生所考驿路进藏，且其入藏时亦曾路经忒剌。西路军乃自忒剌假道吐蕃进军大理，因而西路军很可能取道八思巴1253—1254年入藏路线的某一段行军。 据前人考证，八思巴1253年底在朵思麻南部马尔康宗多（sMar-khams Tsom-mdo）之地，次年初在多康岗（mDo-khams-sgang）之地[29]。其中，“马尔康（sMar-k’ams）的错多（gTso-mdo），或者宗多（Tsom-mdo）或者宗多乃萨（Tsom-mdo gNas-gsar），是元朝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八思巴在那里屡次逗留，并在那里写信撰文（第4号、119号、129号、154号和298号）。马尔康（sMar-k’ams）是玛曲（黄河）下游右岸的一个地区，位于东经101度30分，北纬32度30分。不能把它和更为熟知的芒康（中心是嘎脱，sGar-t’og）相混淆，后者的纬度更朝南两度”[30]。朵甘思的错多桑珠（亦作卓多桑珠）是元代吐蕃地区驿站的三个枢纽之一，意大利学者伯戴克以为错多位于今四川马尔康，张云先生则以为错多位于今西藏贡觉[31]，笔者以为前者更为可取，而沈卫荣先生亦赞成伯戴克之说[32]。上文已言1253年末八思巴在朵思麻南部马尔康的宗多（即错多），而阴木猪年（1275年）秋八思巴曾在马尔康的赞多新寺（汉译本《汉藏史集》译为“卓多新寺”，即错多）给忽必烈写了份《贺平江南表》[33]，当年11月其又在朵甘思马尔康的佐都寺（即赞多新寺或卓都新寺）为忽必烈寄出了新年贺词[34]，则错多必位于马尔康地区。同时，贡觉位于朵思麻西南，且距马尔康甚远，从方位来看不适宜为错多所在。 上文已言八思巴行至朵甘思时开始返程，则其1254年至远抵达索克（今西藏索县）以东附近，因索克为朵甘思与乌思藏分界点。史载顿楚在八思巴任帝师后成为朵康（多康）岗主人，并辖有今贡觉地区[35]，则八思巴1254年初所在多康岗之地似即贡觉及周围一带地区，这与八思巴1253年底在马尔康的宗多、次年初在多康岗的行程较为符合。因此，八思巴1253—1254年入藏之路很可能是自凉州经宁河驿（位于河州东六十里）、临洮、忒剌、阿以伯站（位于今黄河第一弯曲处顶端）、马尔康宗多而至多康岗。八思巴行至朵甘思时从来往各地客商中得知身在乌思藏的伍由巴大师去世之事，说明当时自乌思藏至朵甘思已存在一条商路或驿路。史籍又载额济拉克在忽必烈远征大理时，掌管朵思麻两个驿站，并配合汉地的驿站而为远征大理效力，同时又掌管朵甘思噶热与果白两个驿站[36]。噶热、果白位于今西藏索县与昌都之间[37]，可推知忽必烈远征大理时吐蕃已存在一条自临洮、忒剌、马尔康宗多、多康岗进而西行经噶热、果白而进入后藏的简单驿路，此驿路可称为“南线”[38]，在今德格地区可与张云先生所考入藏驿路——“北线”相汇合。忽必烈会见八思巴时（1253年），曾派人前往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39]，估计其所遣使者是沿此后西路军南下路线入藏而令沿途居民负担兵差，由此亦证当时吐蕃已存在一条自忒剌西南行而入藏之路。 尽管史籍未载西路军自汉藏交界之忒剌至吐蕃与大理交界之旦当岭之间进军路线，既然蒙军1244年已在吐蕃开辟了一条对大理用兵路线，且八思巴1253—1254年曾经忒剌、马尔康宗多行至朵甘思多康岗之地，因而西路军忒剌分兵后很可能取道八思巴1253—1254年入藏之路的一部分及蒙军1244年南下大理路线的南段一线进军。而地处吐蕃、南诏旧有交通干线的西藏盐井一带所居藏化蒙人尚自称入滇元兵后裔一事，亦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因此，西路军忒剌至旦当岭进军路线大体为自甘肃迭部经今四川阿坝、马尔康西北、壤塘、炉霍、甘孜、德格、白玉、西藏贡觉、昌都、芒康、盐井、云南德钦、小中甸进入大理境内。 下面再谈一下西路军进入大理境内后进军路线。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自旦当岭入大理境内后，磨些蛮二部酋首唆火脱因、塔里马迎降，并引导西路军渡金沙江。西路军乃分兵入察罕章，依次攻下所在寨栅，攻拔半空和寨（位于今云南玉龙县石鼓镇）、阿叔城（具体地望不详，当地近半空和寨）后，进而攻取龙首关（今大理上关），翊忽必烈入大理国城[40]。夏光南先生以为蒙军至丽江后由剑川、鹤庆两道并进而会于邓川[41]，而中路军必是由今丽江经鹤庆、邓川、龙首关而至大理，因鹤州（今云南鹤庆）、邓川州（今云南洱源县邓川）均在1253年内附[42]且随忽必烈从征大理的刘秉忠行军途中曾作《过鹤州》、《鹤州南川》二诗[43]。自剑川至邓川必经剑川（今云南剑川）、浪穹（今云南洱源）二县，而剑川“宪宗四年（1254年）内附”、浪穹“元宪宗七年（1257年）内附”[44]，这很可能是1244年九和之战后大理加强了剑川、浪穹至大理都城一带防务，因自九和经剑川、浪穹可顺路直接南下大理。假如西路军取道剑川、浪穹南下龙首关，两地不可能在蒙军已平大理后始归附。因此，西路军进至半空和寨后，当是绕过九和而经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且西路军很可能在鹤庆或丽江地区已与中路军会师，而兀良合台很可能乃奉忽必烈之命率先南下龙首关。 九月壬寅忒剌分兵后，中路军“（九月）乙巳（二十九日），至满陀城，留辎重。冬十月丙午（初一），过大渡河”[45]，若此日期记载无误，满陀城当在距忒剌三日程、距大渡河一日程或即在大渡河岸边之地。前人对满陀城地望有较大争议，大体有茂州（或茂汶）、盘陀寨、泸定县得妥乡、《藏春诗集》卷1《满坦北边》《九日满坦山》两诗中之“满坦”、汉源北、丹巴、泸定等多种观点，而满陀城即盘陀寨之说较占主流。满陀即茂州之讹或盘陀寨、得妥、满坦之说，均是从读音上直接勘同满陀城所在，而没有从地望上加以详考。前人对盘陀寨位置有较大争议，但据宋人记载，盘陀寨以位于“盘陀岭”[46]而得名。宋军为防备五部落而于1180年始筑盘陀寨，盘陀寨地近黎州与五部落交界处的飞越岭、“（三交）古城”、“三角圲”（今四川汉源县三交坪）[47]，则盘陀寨很可能位于今三交坪与流沙河之间一带。盘陀寨地处大渡河之右，为南宋黎州西北重地，若中路军将辎重留在此地而于次日渡大渡河，则中路军此前要么自大渡河上游吐蕃地区，要么经南宋雅、黎二州才能进至盘陀寨，而这必须以中路军此前已渡过一次大渡河或路经雅、黎二州为前提。但史籍未载中路军曾两次渡过大渡河，且均载中路军取道“吐蕃（亦作土蕃、西蕃）”[48]或“吐蕃、丽江”[49]进入大理境内，而没有路经雅州、黎州。同时，宋廷上下对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之事可谓一无所知，宋廷1254年七月尚误以为大理可自行抵御蒙古入侵，荆阃、蜀阃其时亦上奏宋廷大理尚可抵抗蒙军[50]。假如中路军将奥鲁留在盘陀寨，不但有雅、黎二州宋军袭击之虞，而中路军“归由来途”[51]，雅、黎二州官员亦不可能对中路军往返盘陀寨远征大理之事毫不知情。因而满陀城不可能是盘陀寨。 贺仁杰曾从忽必烈亲征大理，史载其“入备宿卫，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52]。“曼沱”当即满陀城，可以肯定满陀之音不误。同时，元初“仍与盘陀、仁阳（位于今四川天全）置立寨栅，边民戍守”[53]，可知元代并未改称盘陀为满陀。此外，“吐蕃曼沱”说明曼沱或满陀城必位于吐蕃境内，茂州、盘陀寨、汉源北均位于南宋西川界内，显然不可能是满陀城所在。上文“大泸水”一词，不见载于其他史籍。元代文献一般称忽必烈中路军所渡金沙江为“泸”，如《元世祖平云南碑》载中路军“十一月渡泸”，许有壬《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载“天戈渡泸一文轨，万里滇云去天咫”[54]。据上述引文之意，可知大泸水距中路军渡金沙江处甚远。既然曼沱即满陀城，沱本义为江水支流的通名，亦指可以停船的水湾而多用于地名，而中路军九月乙巳至满陀城、次日过大渡河之事亦可理解为九月乙巳至满陀城而次日于满陀城渡大渡河。因此，大泸水很可能即大渡河，而曼沱或满陀城则为中路军渡大渡河地点。据藏文史籍载，（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时）曾带兵在嘉绒地区绒波域色堆（rong povi gser stod，绒人的色堆之意）或绒域色堆（rong yul gser stod，绒地色堆之意）会见过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55]。今四川丹巴县梭坡乡当地人称忽必烈南征大理时曾路经其地，留驻的蒙古军遂成为梭坡人祖先[56]。丹巴为嘉绒本部核心地区，大、小金川在此合流而为大渡河源头，因而有“大渡河第一城”之称[57]。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曼沱或满陀城很可能位于今丹巴境内。 忒剌分兵后，中路军大体可沿今若尔盖、红原、马尔康至金川县再沿大金川南下至丹巴，此外别无其他良好路线可选。若尔盖、红原、马尔康一线沿途多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适于大队蒙古骑兵行军，而沿大金川西岸南下之路亦较为平坦[58]，因而中路军自忒剌南下至丹巴是很有可能的。史载忽必烈南征大理途中康区木雅色巫绒（今四川康定县贡嘎乡色物绒）大头人曾率先迎降[59]，则中路军很可能由丹巴越大雪山沿折多山西侧经乾宁（今四川道孚县八美镇）、东俄洛一线上、下木雅地区而至色巫绒[60]。由丹巴溯牦牛河西南行，大路平坦而南通康定县[61]，而距色巫绒甚近的木居城子南通九龙县，自九龙西行至八阿龙渡雅砻江后可南至木里，再西南行乃通云南丽江大道[62]。木里土司始祖据传是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的一位将军，而后来被封为木里“终身王子”[63]，则中路军很可能路经今木里县境。有的学者以为中路军大体经丹巴、乾宁、东俄洛、乙丑山口、九龙、乃渠、大河边、倮波、白碉、木里而至前所[64]，但据《民国康定县图志》、《民国九龙县图志》对康定县南路、九龙县北路、西路之交通记载，笔者更倾向于中路军至东俄洛后沿色巫绒、木居城子、瓦灰山口（位于乙丑山口之东不远处）至九龙后再西行至八阿龙渡雅砻江，然后南行至木里。 木里史上属吐蕃地区，由此西南行便可至与吐蕃东徼交界的大理楼头睒（亦称答蓝、三探览，元朝改立永宁州，今云南宁蒗县永宁），楼头睒磨些蛮首领和字在1253年蒙军征大理时内附[65]。史籍曾明载忽必烈南征大理时曾驻师日月和，即永宁府[66]。又据美国地理学家洛克上世纪初的实地调查，永宁纳西族阿姓人均声称为忽必烈留在永宁的蒙古统治者后裔，并以为忽必烈曾在日月和驻军[67]。今盐源县前所阿姓土司祭祖时的札撒亦言其祖辈曾经前所、日月坪（即日月和）进而渡金沙江至丽江，今泸沽湖西岸尚有传说乃忽必烈征大理时所留开基河、开基桥、鄂包等遗址[68]。因此，可以肯定中路军曾路经今永宁地区，且很可能乃自木里西南行经今盐源县前所而至楼头睒。需要说明的是，中路军忒剌至楼头睒具体行军路线难以详考。刘秉忠曾随忽必烈亲征大理，其《藏春诗集》（现仅存6卷而已佚4卷）收有四十余首与征大理有关的诗词（以诗为主），下面选择书中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几首诗词来补充说明一下中路军忒剌至楼头睒行军路线。 《藏春诗集》卷1依次有《西蕃道中》《乌蛮道中》《乌蛮》《过白蛮》、《南诏》、《下南诏》《灭高国主（即高祥）》7首诗，这7首诗当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可知中路军大体自吐蕃经乌蛮、白蛮进而至大理城下。《过白蛮》云：“脊背沧江（即金沙江）面对山，兵踰北险（盖指白蛮以北乌蛮、西蕃二地之险）更无难。投亡置死虽能胜，履薄临深未敢安。赳赳一夫当入路，萧萧万马倒征鞍。巳升虚邑如平地，应下诸蛮似激湍。”此显然是描述中路军渡金沙江前后所经白蛮地区情形，诗中“白蛮”当即地近中路军渡金沙江处之磨些蛮。元代丽江居民以磨些蛮、施蛮、顺蛮为主，相关史籍均载其为乌蛮种[69]。不知何故，元人称磨些蛮为白蛮（施蛮、顺蛮盖亦被视为白蛮），亦称其为察罕章（察罕为蒙古语“白”之意）[70]，进而称当时整个丽江地区为察罕章。刘秉忠是以何依据区分乌蛮、白蛮不得而知，但据上述7首诗编排顺序可知其诗中“乌蛮”居地在西蕃与白蛮之间。《乌蛮道中》云：“稠林夹路冠依违，彪骑单行压众威。重劝小心防暗箭，深知老将识兵机。风号日落江（即乌蛮江）声远，山锁寒烟树叶稀。鹦鹉喧啾似鸦雀，百千都作一群飞”；《乌蛮》云：“华夷图始岂虚传，经过分明在目前。日月照开诸国土，乾坤包着几山川。曾闻仙阙多官府，足信人寰有洞天。万木岁寒青不落，乔松古栢想长年”；《乌蛮江上》云：“一泓碧玉垂天影，万丈丹梯壮地形。世路不能平险阻，人生还得免飘零。月娥无语照吟坐，河伯有声呼醉醒。明日乌蛮属行役，又攀参角上青冥”[71]；《木兰花慢》云：“鸟蛮瘴雾，即处林丘。”[72]可知“乌蛮”地区山丘众多，道路狭窄，树高林密，并有一条乌蛮江，且“乌蛮”曾归降中路军而从征大理。疑“乌蛮”位于今九龙或（和）木里地区，而乌蛮江即雅砻江。下面不妨用排除法来证明此推论的准确性。 上文已考中路军必经楼头睒，即今永宁，中路军欲抵达此处要么自今木里西南行（期间需经今盐源县前所，但前所在元朝属吐蕃地界），要么自盐源或宁蒗县西北行。前人多以为中路军至黎州后在今富林渡口（今四川汉源县富林镇）渡大渡河后沿古清溪道经大理建昌府（治今四川西昌）、香城郡（今四川盐源县）西行至楼头睒，而今盐源县城为必经之地，但这与上文所言中路军取道吐蕃或吐蕃、丽江而进入大理境内的记载相矛盾，因黎州、建昌府、香城郡均非吐蕃地界。刘秉忠所述乌蛮“稠林夹路”、“即处林丘”而只能“彪骑单行”的路况，与上文所言贺仁杰随中路军“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的路况十分相似，而与古清溪道大不相符。曾随忽必烈亲征大理的姚枢之神道碑中明言“大军经土蕃，刊木求途以前”[73]，假如中路军取道古清溪道又岂用“刊木求途”？史载“始帝（忽必烈）加兵云南，取道吐蕃，甚回以曲。（至元）十四年（1277年），思（治今贵州务川）、播（治今贵州遵义）既降，改由蜀入。命公（爱鲁）开二途，陆由乌蛮，水由马湖。乌蛮合都掌、圈豕、鹅夷诸种拒而不受，累战始服，自时水陆邮传皆达叙州（治今四川宜宾）”[74]，可知中路军远征大理乃“取道吐蕃”，而不“由蜀入”。建昌府史上属越嶲郡或嶲州，假如“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75]的刘秉忠随中路军路经其地，基本不可能称之为“乌蛮”，其之所以称所经九龙和（或）木里为“乌蛮”，盖因九龙、木里在元代以前是中原王朝长期未设置郡县的化外之地。 史载香城郡盐井摩沙酋罗罗1273年始内附元朝[76]，而没有在1253年归降中路军“属行役”，由此可证中路军没有路经香城郡。史载“蒗蕖州（今云南宁蒗县），治罗共睒，在丽江之东，北胜、永宁南北之间，罗落、麽、些三种蛮世居之。宪宗三年（1253年），征大理。至元九年（1272年），内附”[77]，“宪宗三年，征大理”与“至元九年，内附”之间显然有“负固不服”、“不及郡县”之类的脱文，据此又可推知中路军并未路经罗共睒。既然中路军没有路经今盐源县城、宁蒗县城，那就只剩下自木里进军至楼头睒之唯一可能。因而《藏春诗集》中“乌蛮”当在今九龙或（和）木里地区，而中路军必自木里西南行至楼头睒。 中路军至楼头睒后，西行经拉伯至奉科三江口一带渡金沙江后便可南下大理城。史载“世祖征大理，自卞头济（金沙）江，由罗邦至罗寺，围大匮等寨，其酋内附，名其寨为察罕忽鲁罕”[78]、“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79]，则中路军渡金沙江地点卞头约在距大理城四百余里之磨些蛮地界，即今云南玉龙县奉科乡境内。大匮即今大具，察罕忽鲁罕为蒙古语，《华夷译语》“察罕，白也”，“豁罗罕，溪也”，今大具有白水江即其地[80]。史载忽必烈南征大理时曾路经通安州（治今云南丽江大研古城）北三十里神外龙雪山[81]、三甸（即三睒，元朝改立通安州）[82]、鹤庆西南一里玄化寺[83]；随忽必烈从征大理的刘秉忠曾作《过鹤州》、《鹤州南川》、《点苍山前》三诗[84]；而上文已言兀良合台攻取龙首关后便翊忽必烈入大理国城。因此，可推知中路军渡金沙江后当自奉科、大具、丽江古城、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综上所述，中路军进军路线大体为自甘肃迭部、四川若尔盖、红原、马尔康、满陀（今丹巴境）、色巫绒、九龙、木里、云南永宁、奉科、大具、丽江古城、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 史籍对东路军进军路线仅简单记载为取道“白蛮”[85]以进，且在中路军十二月丙辰（十二日）已近大理都城后不久始至大理城下[86]，因而得知“白蛮”地望是弄清东路军行军路线的关键。笔者以为“白蛮”地望不外乎以下两种可能： 一、假如元人沿用唐宋“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87]的划分标准，因南宋黎州与大理东北建昌府大体以大渡河为界，东路军渡大渡河进而至建昌府后已可视为进入大理地界，则东路军所经之“白蛮”可在大渡河以南不远处寻之。史载唐代新安城（今四川越西）附近、北谷（位于今四川冕宁县北）、台登城（今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东均居有白蛮[88]，但这几处地点距大渡河较远，不适宜为东路军取道“白蛮”之所在。宋代黎州东南一百里处亦居有白蛮[89]。1231年，“或报白蛮踰（大渡）河而来，数几七百，公（高崇）厚募男士，一日而千余人，鸣鼔扬旌，布列高阜，番落望见夺气屏息”[90]，引文中“白蛮”很可能位于大渡河南不远处，且很可能即上文黎州东南百里处之“白蛮”，经此地大体可沿古清溪道南下大理。因此，黎州东南百里之“白蛮”有可能即东路军取道之“白蛮”。 学者顾祖禹以为东路军“路由白蛮，即今姚安。或以为曲靖路，误也”[91]，近人亦多持此说，此说盖主要基于唐初姚州（治今云南姚安）青蛉、弄栋二县辖境内青蛉蛮、弄栋蛮皆为白蛮苗裔[92]。但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姚州为昆明部落所居，并不属于西爨，《新唐书·南蛮传》两爨条虽载“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但这与《资治通鉴》永徽二年（651年）十一月载郎州道总管赵孝祖所奏“贞观中讨昆州乌蛮，始开青蛉、弄栋为州县”显为同一事情，《新唐书》改“昆州乌蛮”为“西爨”，又省一“州”字，以致后人误解青蛉、弄栋为西爨白蛮之地[93]。此外，大理姚府（即弄栋府，治今云南姚安）东北尚有会川府（治今四川会理西南）、建昌府，由上所述唐宋时期大渡河之南白蛮所分布地区可知建昌府亦居有白蛮，则岂能将东路军取道之“白蛮”仅限定在今姚安一带？此外，假如东路军曾路经今姚安，据姚州与大理城交通状况，东路军应由姚州西进至龙尾关（今大理下关）而与自龙首关南下的西路军、中路军形成对大理城的包围夹攻之势，以防大理军队突围。《元史·世祖本纪》载大理权臣高祥在1253年十二月丙辰（十二日）夜蒙军（其中必有中路军，亦可能有西路军）进逼大理都城时逃向姚州，辛酉（十七日），蒙军南出龙尾关，癸亥（十九日），蒙军俘获高祥而将其斩于姚州。假如东路军正自姚州西进大理城或已至龙尾关完成对大理城合围，高祥岂会迎着东路军进军方向逃往姚州或冲出蒙古十万铁骑之重围？龚荫先生亦曾就大理国王段兴智在蒙军逼近大理城时由下关逃往善阐（今云南昆明）之事推断东路军不可能由姚州、云南驿、下关而至大理城下[94]，此说甚是。综上所述，东路军不可能路经姚州，东路军取道之“白蛮”乃姚安之说无法成立。 二、假如按照元代乌蛮、白蛮的划分标准（具体划分依据不详），元代文献一般称丽江永宁州、通安州、宝山州（治今云南玉龙县大具乡）、巨津州、蒗蕖州等地所居磨些蛮为白蛮或察罕章，而西路军所经丽江西北巨津州及中路军所经丽江北部宝山州、通安州磨些蛮居地亦均被称为白蛮或察罕章[95]，则东路军取道“白蛮”之地望似可在丽江东部一带寻之。史载大理善巨郡（今云南永胜县）、牛睒（今云南永胜县顺州）均在1253年内附[96]，两地位于丽江之东，北部为1272年始归降元朝之罗共睒。上文据《元史·地理志》对蒗蕖州的记载已考中路军并未路经罗共睒，则中路军1253年至楼头睒后不可能经罗共睒南下至善巨郡与牛睒地区。此外，据上文所考中路军自永宁西南行进而渡金沙江沿大具、丽江古城、鹤庆、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行军路线，可知中路军自卞头渡金沙江南下大理时也没有分兵东渡金沙江而深入至牛睒、善巨郡一带。因而可推断善巨郡、牛睒1253年当是归附东路军。 既然元人称西路军所经丽江西北巨津州及中路军所经丽江北部宝山州、通安州磨些蛮居地为白蛮或察罕章，且称当时整个丽江地区为察罕章，则元人称东路军所经丽江东部善巨郡施蛮、牛睒顺蛮居地为“白蛮”亦很可能。元朝1278年改善巨郡为施州，次年又改北胜州，此盖因来自北方的东路军曾路经此地进而平定大理之故。《元史·世祖本纪》所谓东路军取道“白蛮”的记载盖本自元朝实录，而东路军路经善巨郡的最原始记载必草于1278年善巨郡改立为施州之前。可能由于当时元人基本不可能沿用大理时期善巨郡这一称呼，因而据善巨郡居民乃施蛮而直接采用“白蛮”一称以代指善巨郡地区。 综合比较以上东路军取道之“白蛮”的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点，其地望当即善巨郡及其西部之牛睒。下面谈一下东路军由忒剌经“白蛮”至大理城进军路线。 蒙军平大理数年后不久，宋元文献留下了若干东路军进军路线的间接记载或重要线索。据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作于1259年（或次年）的《重修静江府城记》载，“庙谟申儆边备，重在西、北，虏弗克以逞狡焉。蹊青羌，道南诏诸蛮，狙伺我心腹”[97]，这说明东路军1253年很可能“蹊青羌”而至大理。青羌为吐蕃一小部落，地近弥羌、邛部川，居于黎州西南大渡河外不远处，大体位于今四川石棉西北一带。1247年，蒙军曾“舍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但“丁未（1247年）冬所传鞑南闯连为蕃、蛮所沮”，以致“失利于西莫光诸蕃”，李曾伯称蒙军此次用兵青羌而至“西莫光诸蕃”之路为“诸蕃之熟路”。蒙军不甘心此次失败而于次年再度讨伐西羌，试图“自西羌越南诏，欲以窥我（南宋）”，“至戊申（1248年）冬，复传鞑贼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诏”[98]。为破坏蒙军假道大理以攻南宋后方的“斡腹之谋”，四川“西帅”俞兴率军西征，播州宣抚使杨文率步骑三千从征。杨文率所部“由碉门（位于今四川天全）出雪外”，与蒙古军相遇于岩州（今四川泸定县岚安）马鞍山，宋军三战三捷，并擒蒙军将领秃懑于大渡河[99]。李曾伯称秃懑此次进军至岩州之路为“岩州之熟路”。史载“戊申（1248年），讨西羌，越松盘（即松潘），始旋师。公（汪德臣）出则前驰，入则殿后，每有功”[100]，此显然在讳败为胜。宋蒙两军在岩州大战三次，汪德臣所部进至松潘便已回师而未与宋军交战，则秃懑盖为蒙军先锋，汪德臣率所部随后跟进，其得知秃懑兵败失利后便由松潘回师。汪德臣在其父汪世显1243年去世后袭爵为巩昌（治今甘肃陇西）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巩昌为其军政中心，疑汪德臣由巩昌南下至松潘，而秃懑当（自甘南）经松潘进至岩州。 史载忽必烈远征大理时木雅色巫绒和岩州大头人均率先迎降[101]，上文已言中路军曾路经木雅色巫绒，则岩州大头人当是归降东路军。蒙军1256年曾“犯岩州”而欲“取道入大理”，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遂“遣严逢将兵紧守关隘”，以防蒙军“逼黎、雅”[102]。次年，蒙军再次进攻岩州[103]。可知岩州地处蒙军用兵青羌或大理交通要道，因而东路军很可能沿1247年蒙军讨伐青羌的“诸蕃之熟路”、1248年秃懑进至岩州的“岩州之熟路”行进，而松潘、岩州、青羌地界当为东路军必经之地。前人均以为忒剌分兵后东路军当经羊膊岭（位于今四川松潘西北240里）、虹桥关（位于今四川松潘北28里）之古隘路南至松潘，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东路军很可能取道1248年秃懑（自甘南）经松潘至岩州之路进而“蹊青羌”而至大理。在秃懑尚未率兵进至岩州之前的1248年冬，南宋已侦知蒙军“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诏”，则秃懑当是取道吐蕃地界，而并非路经南宋威、茂、雅等州而至岩州。杨文所部由碉门西进而在岩州马鞍山与蒙军相遇一事，亦说明蒙军并非经雅州灵关寨（今四川宝兴县灵关镇）南下碉门寨进而西进至岩州，而当由岩州北部大渡河畔直接南下至岩州。因而东路军松潘至岩州之间行军路线不易遽下定论。1258年新任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为勉励前广西经略使印应飞（字德远）南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守边，曾作《水调歌头送印德远经略入广》一词： 宵旰轸先虑，岭海屈真儒。金城素有奇略，不待至才图。春满洲鹦楼鹤，天付簪山带水，驷马驾轻车。六月正炎热，吾肯缓吾驱。越蓬婆，踰邛筰，彼穹庐。其能涉我烟瘴，载籍以来无。联络五溪百粤，托柱南方半壁，中外保无虞。了此经营事，归去位钧枢[104]。 此词可为考证东路军松潘至岩州之间行军路线提供重要参考，而“越蓬婆，踰邛筰，彼穹庐（代指蒙军）”很可能为东路军进军路线。李曾伯1254年底赴蜀任四川宣抚使，次年春其曾计划派成都安抚副使俞兴率三千精兵由黎州渡大渡河而“径捣苴咩（即大理城）”[105]。李曾伯1258年至广西任广南制置大使负责措置广西边防，其对蒙军为实施“斡腹之谋”而多次用兵大理之事颇为熟悉，甚至获知“癸丑年（1253年）十二月”[106]蒙军平大理的准确日期。李曾伯可能在四川或广西上任期间得知蒙军“越蓬婆，踰邛筰”而至大理。 “越蓬婆”之“蓬婆”即蓬婆岭，亦名蒲婆岭。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蓬婆岭在今四川邛崃山脉之北段山脉中，与滴博岭为唐代岷江以西地区通吐蕃军事要道之要[107]。后冯汉镛先生以为蓬婆岭即今鹧鸪山[108]；郭声波先生又认为蓬婆岭即今羊拱山主峰大雪山，但其将蓬婆山与蓬婆岭混而为一[109]，而严耕望先生蓬婆岭在蓬婆山迤南之说更为可取。蓬婆岭、滴博岭（今四川大白—鹧鸪山）在两宋时期实际上为茂州诸部落占据，但南宋末年仍有关于二岭的若干记载，如“某惟知朝用真儒（即余玠）以来，带水（即播州带水县，治今贵州遵义西北）息投鞭之虞，石穴（即五百里斜谷道）有登天之险，蓬婆、滴博，绝无旁蹊”[110]、“号令甫行于巴渝、巫峡之间，威声已振于蓬婆、滴博之外”[111]。蓬婆岭、滴博岭在唐代为岷江以西地区通吐蕃军事要道之要，且二岭地近唐代“绝吐蕃通蛮（即南诏西洱河诸蛮）之道”[112]的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道班北侧）。宋军为防备蒙军自今甘南地区远征大理似较为关注两岭存亡以确保两岭“绝无旁蹊”，南宋遗民何梦桂在元初所写《沁园春》一词中“自雪岭蓬婆，夷成坦道”[113]一语似乎暗含蒙军大队人马曾路经蓬婆岭（远征大理）而将其踏为坦途之意，因而“越蓬婆”之“蓬婆”很可能为实指。然而，据蓬婆岭地理位置及唐代“岷江西山”交通状况，东路军自忒剌经松潘南下至茂州北部今茂县回龙乡附近便当溯黑水河经悉（今四川黑水县东）、静（今四川黑水县东红岩乡）、柘（今四川黑水县打古河中游河谷中）、恭（今四川黑水县西沙石多乡甘石坝）四州折而西北行，而不是直接南下茂州、威州。这未免令人难以理解，而较大的可能性则是东路军吸取了1248年冬宋军事先侦知蒙军试图取道西羌用兵大理而出兵加以拦截以致秃懑兵败岩州的教训，这亦可解释为什么黎州官员对1253年蒙军远征大理之事一无所知而于1255年始知蒙军已至云南。 “踰邛筰”之“邛筰”，一可理解为邛筰山，《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蜀郡严道县“邛崃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蜀郡旄牛县“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此邛崃山即今四川荥经县西南大相岭；二可理解为邛都、筰都地界，或越嶲郡、沈黎郡辖境，即相当于大理建昌府、南宋黎州。假如东路军曾路经邛崃山，根据当时交通状况，必将再南下黎州城进而渡大渡河进入大理建昌府境内。但假如东路军曾路经黎州城，黎州官员不可能对蒙军南征大理之事一无所知。上文已言东路军很可能取道“诸蕃之熟路”、“岩州之熟路”进而“蹊青羌”而至大理，“有白水村（亦称白水寨，位于今四川石棉西北）者，青羌往来渡头也，其民旧与青羌交通。庆元元年（1195年），郡徙之安静寨（位于今四川石棉西北），青羌不以为便，乞还之白水”[114]，史上青羌多次自白水村渡大渡河侵掠黎州安静旧寨等地。因此，东路军至岩州后很有可能沿大渡河东岸大体取道唐代罗岩路及廓清路北段而经泸定、沈村渡、得妥[115]，进而南下经青羌与黎州往来渡口之白水村（寨）渡大渡河至青羌地界，然后再进入大理建昌府境内。这就没有必要翻越邛崃山，因而“踰邛筰”之“邛筰”当理解为邛筰地界，即泛指大理建昌府、南宋黎州一带。而元代“黎、嶲奇兵，竟成斡腹”[116]的记载，亦足证蒙军或东路军曾路经黎、嶲二州辖境。估计东路军仅经过黎州极西大渡河沿岸与吐蕃诸部交界之处，而没有经过黎州城，因而黎州官员对1253年蒙军远征大理之事一无所知。 东路军至青羌地界后，大体沿古清溪道前进不久便可南下至建昌府而进入大理境内。史载高隆政曾任大理姚府、越嶲（即建昌府）、会川三郡演习（大理“牧守”之称），而忽必烈平大理后不久其子政均曾入朝而世袭姚州守臣[117]，高隆政即《元史·地理志》会川路永昌州（治今四川会理西南）条之“高政”[118]。史载“高政治会川。元宪宗三年（1253年），征大理，高氏逃去”[119]，“大师，和原之八世孙也，自少勤于道业，通知书史，格尽□□□□年十三，仕上国公高隆（似即高隆政或高政）。道隆七年（1245年），公子[庆]充姚州、会川等节度，……道隆十二年庚戌（1250年），公子庆[薨]，弟高通袭姚州节度，师复事焉。至天定三年癸丑（1253年），天军（蒙军）南下，高通庐于会川。师保忠义，与高通共艰苦。至丙辰岁（1256年），通复归姚州，以师为姚州僧长”[120]。可见蒙军征大理时大理尚设官坐镇会川以居中统驭弄栋、会川、建昌三府。据1253年“高通庐于会川”、1256年“（高）通复归姚州”之事，可知高通并非一直固守会川，所谓“师保忠义，与高通共艰苦”盖为溢美之辞。1253年驻守会川的“高氏（高政或高通）”之所以溃逃，必是由于会川即将面临或已遭受自建昌府南下的蒙军的大举进攻。吴景敖先生言“宜堡（今四川会川）赵土司原为元平滇将军塔海帖木儿之后裔，其辖境桧柏山、赵家沟、醋那一带尚有四百三十户汉化蒙遗”[121]，由此亦证蒙军曾路经会川。西路军基本是在吐蕃地界行军，上文已言史籍均载中路军取道吐蕃或吐蕃、丽江而进入大理境内，并已考西、中两路军进军路线，则路经会川的蒙军显然为东路军。上文已考东路军取道之“白蛮”地望——善巨郡、牛睒地区在1253年归附东路军，且东路军当时没有路经姚州，因此，东路军至会川后当是暂时绕过金沙江而直接西行至善巨郡、牛睒地区，此后又可西南渡金沙江至鹤州进而经邓川、龙首关而至大理城下。 综上所述，东路军行军路线为自甘肃迭部经四川松潘、茂县北部、黑水、理县、邛崃山脉、小金、金汤、泸定县岚安、沈村渡、得妥南下至黎州白水村，然后由此渡大渡河至青羌地界进而至大理建昌府境内，此后经四川西昌、会理、云南永胜县、永胜县顺州，再西南行渡金沙江至鹤庆经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 忽必烈远征大理之役是将蒙军已酝酿二十多年“斡腹之谋”付诸实施的关键一步，此役目的是将大理作为日后进攻安南、南宋后方的跳板以开辟对南宋新的用兵路线。蒙军1244年用兵九和、1247年讨伐青羌、1248年进至岩州之事，既是为平定大理而进行的探路问道之举，也是实施“斡腹之谋”初期阶段的军事行动。考证1253年蒙军远征大理路线，必须紧密联系此前蒙军实施“斡腹之谋”的经过；而《可斋杂稿》一书较详细记载了这方面情况，所载忽必烈远征大理前蒙军所开辟的“九和之熟路”、“诸蕃之熟路”、“岩州之熟路”可为考证西路军、东路军进军路线提供重要参考。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路线可谓史无前例，以致史地大家顾祖禹对此役倍加称道为“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122]。通过对蒙古三路大军进军路线的详细考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蒙古汗国初期藏彝走廊的交通状况和蒙军对藏彝走廊各部族的征服进程。因蒙古三路大军进军路线绝大部分位于今藏彝走廊一线，沿途地区在元代以前多属中原王朝版图之外而未曾设置郡县的吐蕃地界，以致宋元文献对蒙军此次彪炳千古的一次远征没有留下详细的进军路线记载，因而笔者所考三路大军进军路线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蒙军此前用兵路线基础上的推论。希望日后能发现有关蒙军远征大理路线新的史料，或蒙军进军路线沿途能出土当年蒙军所留较有价值遗物，以进一步弄清三路大军进军路线。  [1]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 [2]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3] （元）程矩夫：《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 [4] 吴景敖：《元代平滇征缅路线》，《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31-33页。 [5] ﹝意﹞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6] （元）王恽：《秋涧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云安”条；《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 [7] 《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 [8] （明）解缙：《永乐大典》卷19417《经世大典·站赤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3694页。 [9]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10] 《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 [11] 《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1。 [12] 民国《中甸县志》卷首。 [13] 《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1。 [14]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 [15] 大司徒·降曲坚赞著，佘万治译，陈庆英校：《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16] 张云：《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17] 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研究院编：《西藏古近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第82页。 [18] 吴景敖：《西陲重要隘路新评价》，《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47页。 [19] 张云：《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史地考证》，《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第89页。 [20] 《元史》卷167《张庭珍传》。 [21] 《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22]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61《元故中顺大夫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按：取道吐蕃、大理出使安南不可能过莎车、至牂牁、逾善鄯，此盖记载失误或形容路途艰难遥远，但可以肯定河源、土蕃、丽水、南诏、金齿为李克忠出使安南所经之地。 [23]（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24]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23页。 [25] 吴景敖：《元代平滇征缅路线》，《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35页。 [26] （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2《许进道文编序》。 [27] 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9—140页。 [28] 阿旺·贡嘎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29] L·Petech，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p·14 引J·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 Phags-pa II：Some Notes on the events of the years 1252-1254，转引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7页。 [30]﹝意﹞伯戴克著，张云译：《元代西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31] 张云：《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32] 沈卫荣：《元明两代朵甘思灵藏王族历史考证》，《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第150页。 [33] 陈庆英：《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46—47页。 [34] 道吉：《八思巴致忽必烈新年吉祥贺词初探》，《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11页。 [35] 大司徒·降曲坚赞著，佘万治译，陈庆英校：《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 [36]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37] 张云：《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38] 庞琳：《元代入藏驿道考述》，《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50页。 [39] 阿旺·贡嘎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40] （元）王恽：《秋涧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 [41]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华书局，1935年，第108页。 [42]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43] （元）刘秉忠：《藏春诗集》卷1《七言律诗》。 [44]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45]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46]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81《记黎州事》。 [4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庚子五部落之变》，中华书局，2000年，第855-859页。 [48] （元）郝经：《陵川集》卷32《东师议》；（元）姚燧：《牧庵集》卷19《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4《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元史》卷154《郑鼎传》；《元史》卷133《叶仙鼐传》。 [49] （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8《中庆路学礼乐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50] （元）佚名撰，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4页。 [51] （元）姚燧：《牧庵集》卷17《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 [52] （元）姚燧：《牧庵集》卷17《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 [53] 《明史》卷331《西域传三·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54] （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题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55] 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56] 曾现江：《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求索》2006年第3期，第186页；曾现江：《藏彝走廊的蒙古族源记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1页。 [57] 杨嘉铭：《解读“嘉绒”》，《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5页。 [58] 刘赞廷编：《民国丹巴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7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87页。 [59] 甘孜州志编撰委员会编：《甘孜州志·地理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60]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23页。 [61] 刘赞廷编：《民国丹巴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7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88页。 [62] 刘赞廷编：《民国康定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7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17页；《民国九龙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67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507页。 [63]﹝俄﹞顾彼得著，李茂春译：《被遗忘的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1-142页。 [64]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范围和交通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23页。 [65]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66] （明）谢肇淛：《滇略》卷1《版略》；（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2《地理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67]﹝美﹞约瑟夫·洛克著，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译：《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下册），手写翻印本，1977年，第5页。 [68] 阿拉塔·扎什哲勒姆：《四川蒙古族》，（香港）大地出版社，2004年，第113、333页。 [69]（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4《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50—153页；《新唐书》卷222《南诏传》；《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1。 [70]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 [71] （元）刘秉忠：《藏春诗集》卷1《乌蛮江上》。 [72] （元）刘秉忠：《藏春诗集》卷5《木兰花慢三》。 [73] （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74] （元）姚燧：《牧庵集》卷19《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德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 [75]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76]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77]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78]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79]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80]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742、1111页。 [81] 《大元大一统志》残本11。 [82]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83] （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5《鹤庆军民府·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84] （元）刘秉忠：《藏春诗集》卷1。 [85]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安南”条；《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86] （元）程矩夫：《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 [87] （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4《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 [88]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4《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89] 《宋史》卷496《蛮夷传四·黎州诸蛮》。 [90]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88《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 [91]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云南一》。 [92] （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4《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8、140页。 [93]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261、354页。 [94] 龚荫：《蒙古军平“大理”路线考辨》，《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第62页。 [95]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元）刘秉忠：《藏春诗集》卷1《过白蛮》。 [96]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97]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前》卷5《重修静江府城记》。 [98]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 [99]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1《杨氏家传》；《杨文神道碑》，《文物》，1974年第1期。 [100] （元）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张维：《陇右金石录》卷5。 [101] 甘孜州志编撰委员会编：《甘孜州志·地理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102]（元）佚名撰，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0页。 [103] 《宋季三朝政要》卷2“宝祐五年”条。 [104]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11《水调歌头送印德远经略入广》。 [105]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 [106]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7《回宣谕奏》。 [107] 严耕望：《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320-321页。 [108] 冯汉镛：《川藏线是西南最早国际通道考》，《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55—156页；《明代西藏“贡道”研究》，《西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41页。 [109] 郭声波：《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页。 [110] （宋）阳枋：《字溪集》卷5《代上游克斋札子》。 [111] （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前》卷2《回新四川余制置袖启》。 [112]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下》。 [113] （宋）何梦桂：《潜斋集》卷5《沁园春》。 [11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20《戊辰畜卜之变》，中华书局，2000年，第878页。 [115] 据郭声波先生考证，罗岩路为自今泸定县岚安乡（罗岩州）经泸定县城、沈村渡至得妥乡（诺祚州）；廓清路为自今汉源县城至石棉县迎政乡（廓清城）、石棉县城至泸定县得妥乡（《唐宋集群羁縻州之典型——雅属羁縻州》，《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87-88页）。 [116] （元）吴莱：《渊颖集》卷12《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 [117]（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卷4《升姚安路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118]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715页。 [119]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120] 《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王云、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15页。 [121] 吴景敖：《元代平滇征缅路线》，《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32页。 [122]（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云南方舆纪要序》。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作者石坚军，现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科研人员（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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