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 | 劉安志：關於《括地志》輯校的若干問題

行者aw7sg93q3w 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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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括地志》輯校的若干問題

劉安志

本文載劉安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修訂本。感謝劉安志先生授權推送！

唐太宗貞觀年間，由魏王李泰所主持編纂的六百卷巨著《括地志》（含《序略》五十卷），自宋元以後逐漸散佚不存，然不少佚文仍保存在唐宋時人的著述之中，清代學者曾下了很大功夫進行輯佚，其中以孫星衍輯《括地志》佚文八卷[1]、王謨輯《魏王泰括地志》二卷[2]，成就較大。其後，王恢、賀次君二位先生亦分別在前人已有輯佚成果基礎上，廣為搜羅，著成《括地志新輯》與《括地志輯校》二書[3]，取得不少新進展，被學者譽為“基本上代表了臺灣和大陸學者關於《括地志》研究的最高水準”[4]。當然，二書存在的若干問題與不足，也受到一定的批評[5]。筆者在探討《括地志》與《坤元錄》二書關係過程中，對相關佚文進行了考察，結果發現，自清代以來的學者，在進行相關輯佚工作時，似都存在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即把若干原本並不屬於《括地志》內容的佚文，皆輯入書中，一定程度影響了我們對《括地志》佚文的利用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故有必要加以辨析，澄清相關問題，以便為今後全面輯佚《括地志》佚文提供某些參考和借鑒。所言未必有當，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賀次君先生在《括地志輯校》“前言”中特別指出[6]：

又古籍徵引《括地志》，或稱“魏王泰坤元錄”，或稱“貞觀地記”，又稱“魏王地記”、“括地象”等。名稱雖有不同，比較其內容則完全一樣，這裏所輯錄的仍照原引書目，不加更改。

基於這一認識與判斷，《括地志輯校》一書錄入了《坤元錄》、《魏王地記》、《括地象》等書佚文。王恢先生的《括地志新輯》，也同樣輯入了《坤元錄》、《括地象》佚文。這一輯佚，可能沿襲了清人孫星衍的作法，因為孫氏早在其《括地志》輯本中，即已把《坤元錄》、《括地象》相關佚文錄入書中，說明孫氏在進行相關輯佚工作時，即已判定《坤元錄》、《括地象》與《括地志》同屬一書。至於《括地志》又稱“貞觀地記”、“魏王地記”之說，未見前人提出，似為賀次君先生首倡。然而，在對《括地志》現存佚文進行仔細考察之後，我們不得不指出，前人的相關認識和判斷，存有諸多疑問，恐怕難以成立。

關於《括地志》與《坤元錄》之關係，筆者在《〈括地志〉與〈坤元錄〉》[7]一文中，通過比較分析中日古籍有關二書的相關記載，確認《括地志》與《坤元錄》雖同為魏王李泰所撰，然並非同本，《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十卷，而《坤元錄》僅一百卷，《坤元錄》很有可能是《括地志》的簡本或略出本。中日古籍所見《坤元錄》佚文，雖與《括地志》有關聯，但二者並非同書，則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在今後的輯佚工作中，似應充分注意《括地志》與《坤元錄》的區別與聯繫，切不可把二書完全等同、混淆一起。

《貞觀地記》一書，不見史志目錄記載，亦未見《括地志輯校》一書輯錄相關佚文。通過搜尋查找相關史籍，發現有《貞觀地志》，卻無《貞觀地記》，賀次君先生或有誤記。《太平寰宇記》卷一二〇《江南西道十八·涪州》載[8]：

又《隋圖經集記》及《貞觀地志》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陽地，按漢酉陽在今溪州大鄉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之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事已具武陵郡。《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劉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

既名《貞觀地志》，又列於《隋圖經集記》之後，其為唐貞觀年間所撰地志，似無疑問。然貞觀年間所撰地志有《括地志》與《坤元錄》兩種，《貞觀地志》究竟是《括地志》？抑或是《坤元錄》？並不清楚。而且，唐初已改郡為州，上揭“又《隋圖經集記》及《貞觀地志》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陽地”一語，也有疑問，因為貞觀年間所撰地志不可能還使用“武陵郡”這樣的稱謂。正因如此，故胡三省在注釋《通鑑》時，雖沿用《太平寰宇記》的說法，但有關武陵郡的記載，僅提《隋圖經》，卻不提《貞觀地志》。《通鑑》卷七五邵陵厲公正始九年（248）九月“涪陵夷反”條胡注稱[9]：

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酉陽縣地。按漢酉陽在今溪州犬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

《太平寰宇記》既引用《括地志》，又引用《坤元錄》，然又提及《貞觀地志》一書，不知其與《括地志》、《坤元錄》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不管如何，《貞觀地志》一書仍值得重視，期待今後能發現此書的一些線索和新資料。

至於《魏王地記》一書，僅見於南宋羅泌所撰《路史》，而不見它書記載。賀次君先生當據“魏王”二字，判斷其為《括地志》同書異名。為便於說明問題，茲先引錄《括地志輯校》（以下簡稱《輯校》）卷四商州上洛縣條內容如下[10]：

潘，商州上洛縣西四十里潘城是。（《路史·國名紀》戊引魏王《地記》）

《輯校》明確注明此條出自《路史·國名紀》戊卷所引魏王《地記》。經查閱原書，發現所記內容與《輯校》存在較大差異，《路史·國名紀》戊卷載[11]：

潘（番），《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畢分《十三州志》：“潘在廣平城東北十里。”）

清乾隆刻本、四部備要本、四庫全書本《路史》皆作“下洛城”，而非“上洛縣”，不知《輯校》所據為何？按下洛城、潘城，並在今河北涿鹿縣（詳後），多見於《水經注》記載，而商州上洛縣在今陝西商洛市，上洛縣境是否有“潘城”，未見史籍記載。據《水經注》卷一三《漯水》載[12]：

《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潘縣。

比較《水經注》與《路史》所引內容，不難發現二者之相似性，《路史》極有可能即源自《水經注》，然一作“《魏土地記》”，一作“《魏王地記》”，二者必有一誤。按《魏土地記》乃北魏所著地志[13]，《水經注》多有引用，清人王謨及今人陳橋驛先生皆認為是《大魏諸州記》[14]，而《魏王地記》則不見他書記載。關於“下洛城”地望，一般認為即今涿鹿縣城；“潘城”，《括地志》云：“潘，今媯州城是也。”[15]據王北辰先生考證，今涿鹿縣城西南保岱古城（西古城），即漢之潘縣故城，唐之媯州城[16]。又上揭《路史》引《十三州志》所提及的“廣平城”，唐代時位於洺州雞澤縣[17]。貞觀年間，媯州、洺州皆屬河北道[18]，而商州屬山南道，相距甚遠，“潘城”不可能移位到商州之上洛縣。又據《路史·國名紀》丁卷載[19]：

潘，故縣屬上谷，《左傳》“潘獲”、“潘子”者。本北燕州，貞觀改曰媯州，今媯之懷戎，亦曰媯虛。（《魏土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也。）

所引《魏土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也”一語，與前揭卷二八引《魏王地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大致相同，明顯源自同一本書。同一條內容，《路史》引書卻有《魏土地記》與《魏王地記》之別，結合前面有關《水經注》的記載及相關分析，可以基本斷定，《路史·國名紀》戊卷所引《魏王地記》，實為《魏土地記》之誤，“王”與“土”形近易誤。因此，賀次君先生所謂《括地志》“又稱'魏王地記’”的說法，恐有疑問，其據《路史》輯錄的有關“潘城”的這段記載，實為《魏土地記》佚文，而非《括地志》佚文。

與此相關的，是有關“大寧城”的另一條記載，《輯校》卷二懷州修武縣條[20]：

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路史》《國名紀》乙引。）

據《路史·國名紀》乙卷，此條實出自《魏土地記》，而非《魏王地記》[21]：

寧：杜云：汲郡，修武，今衛之獲嘉有寧城，故修武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改曰修武。）《魏土地記》：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今在懷戎。

按此條最先出自《水經注》卷一三《漯水》[22]：

《魏土地記》曰：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

由此不難看出，《路史》所引《魏土地記》，實源自《水經注》，王謨即據此輯入《大魏諸州記》[23]，而賀次君先生則把上揭“《魏土地記》”也誤認為“《魏王地記》”了。因此，有關“大寧城”的這條記載，也不屬於《括地志》原書內容，似可剔出。

至於《括地象》，一般認為是《河圖》中的一種，內容專講地理，實乃漢代讖緯之書；與此相關的《括地圖》，是一本漢朝佚名志怪小說，雖早己失傳，然在晉宋古籍中多被提及並引用[24]。按《路史》為南宋史學家羅泌所撰，引書甚多，既有《括地志》，又有《括地象》與《括地圖》，三書之間是明顯有別的，然自清代以來的《括地志》輯佚者，似乎皆認為《括地象》乃至《括地圖》即《括地志》，故多據《路史》所引《括地象》、《括地圖》佚文，而輯入《括地志》一書中，致使若干本不屬《括地志》原文的文字混入其中，從而造成一定的混亂，實有辨析之必要。如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三涇州鶉觚縣條載[25]：

鶉觚密氏，姞姓。今陰密城在涇州之安定。《郡縣志》：在靈台西。（《路史·國名紀》）

按《路史·國名紀》甲卷云[26]：

密須：（中略）《括地象》云：鶉觚密氏，姞姓。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台西。《寰宇記》：古密國地。

由此知孫星衍所輯上揭《括地志》佚文，實出自《括地象》。然原文為“保定”，孫氏則錄為“安定”，不知所據為何？據《元和郡縣圖志》，涇州安定縣，“至德二年（757），改保定縣”；鶉觚縣，“天寶元年（742），改為靈台縣。今縣理西陰密故城，東接縣城，即古密國之地是也”[27]。按唐天寶二年方改鶉觚縣為靈台縣，至德二年改安定縣為保定縣，可知《路史》所引“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台西”一語，絕非貞觀年間成書的《括地志》一書的內容。根據《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陰密故城位於靈台縣西面，與《路史》所記“《郡縣志》：在靈台西”完全吻合，“《郡縣志》”實即《元和郡縣圖志》的略稱。又據《太平寰宇記》，鶉觚縣天寶元年八月改名靈台縣，“即古密國之地”[28]，也可推知“《寰宇記》”實即《太平寰宇記》一書的簡稱，它們明顯不屬於《括地象》內容。“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一語，也不是《括地象》中的內容，而是羅泌個人的表述，“保定”一名似可證此點，因至德二年才有保定縣也。

其實，《括地象》有關鶉觚密氏與陰密故城的記載，早在西晉時期杜預所撰《春秋釋例》中就有引用，該書卷七《土地名》載[29]：

密須：《括地象》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密，密氏，姞姓，在安定。

比較《春秋釋例》與《路史》所引《括地象》內容，不難發現，《路史》所引實為節文，然《括地象》並非《括地志》，則可斷言，孫星衍據此而把相關文字輯錄入《括地志》一書，恐不成立。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五泗州徐城縣云[30]：

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君墓，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路史·國名紀》）

“有故徐城”，《輯校》作“有故城”，注明出自《路史·國名紀》乙卷[31]；《新輯》則言引自《路史·國名紀》己卷[32]。經核查，此條實出自《路史·國名紀》乙卷[33]：

徐：趙孟曰：周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君墓，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本下邳。僮，即今臨淮。）

羅泌《路史》明言此條出自《括地象》，且沒有證據表明其為《括地志》之誤，不知前賢何以會認為它是《括地志》佚文？值得注意到的是，西晉杜預《春秋釋例》卷七《土地名》所引《括地象》亦有如下記載[34]：

徐：《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北。

杜預所引《括地象》“泗州徐城縣北”六字，與羅泌《路史》所引《括地象》首句同，這恐怕不是巧合，二者當有一定關聯。“徐城鎮”一名，不見唐代史籍記載，不過，據《輿地廣記》卷二〇《淮南東路》泗州臨淮縣條載[35]：

徐城鎮，本徐國，嬴姓。有徐君墓，季札掛劍之所。漢屬臨淮郡。東漢屬下邳國。晉屬臨淮郡。梁置高平郡。東魏置高平縣。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徐城，屬泗州。唐因之。皇朝建隆二年省為鎮，入臨淮。

知徐城鎮實乃北宋建隆二年（961）省徐城縣而來，並歸入臨淮縣。因此，“今徐城鎮”一語，顯然是《路史》作者羅泌的表述，絕非《括地象》一書內容。

又按“臨淮鎮”，北魏似有設置[36]，然唐代是否設置，不見史籍記載。唐初貞觀年間有徐城縣，而無臨淮縣，臨淮縣乃長安四年（704）分徐城縣地置[37]。有關大徐城的方位，《史記》張守節《正義》、《通鑑》胡三省注引《括地志》皆作：“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38]可見，《括地志》原文所記是“徐城縣北”，而非“臨淮鎮北”。《路史》所記“臨淮鎮”，也有可能是“臨淮縣”之誤，或“臨淮徐城鎮”之脫誤，南宋程公說《春秋分記》在釋“徐”時，就如是記載：“泗州臨淮縣徐城鎮。”[39]不管如何，《路史》中有關大徐城“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這一記載，既與《括地象》無涉，也非《括地志》的內容，則是可以肯定的。

綜上所考，《路史》所引《括地象》文字，當僅有“泗州徐城縣北”六字，其餘則為羅泌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論述，與《括地象》完全無關，更不用說《括地象》與《括地志》是不同的書了，其不為《括地志》佚文，當無疑問。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五萊州掖縣條[40]：

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也。（《史記·夏本紀》《正義》）過，猗姓國是也。（《路史·疏仡紀》引）

賀次君先生《輯校》一書所輯，則與此稍有不同，該卷三萊州掖縣條載[41]：

過，猗姓國，萊州掖縣西北三十里有過鄉亭。（《路史》《國名紀》一引，又《後紀》卷十三《疏仡紀·寒促傳》引）

據《路史·國名紀》己卷所載，此條實出自《括地象》，而非《括地志》[42]：

過：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有過城。）有過氏。

由此可知，孫氏、賀氏所輯錄的《括地志》佚文，乃據《路史》所引《括地象》，說明他們認為此《括地象》即《括地志》。其實，《路史》所記相關內容，早已見於杜預《春秋釋例》，是書卷七《土地名》載[43]：

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本過國。《括地象》云：倚姓國也。

仔細比較上述諸條記載，可以發現，《路史》所引《括地象》內容，恐怕只有“倚姓國”諸字，所謂“今萊之掖西北二十有過鄉”等，應是羅泌自己的表述，而非《括地象》內容。《路史》所引《括地象》內容，早在西晉時期杜預就已在《春秋釋例》中加以引用，此《括地象》絕非唐朝貞觀年間所撰的《括地志》，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孫氏、賀氏據《路史》所引《括地象》而復原的《括地志》相關內容，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六宋州宋城縣載[44]：

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史記·殷本紀》《正義》）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於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路史·疏仡紀》引）

王恢先生《括地志新輯》（以下簡稱《新輯》）[45]、賀次君先生《輯校》[46]與此略同，皆未標明《路史》所引為何書，當沿襲孫輯而來。經核查，“羿五歲”至“乃隨矢去”一段，出自《路史·後紀》卷一三《疏仡紀·夷羿傳》所引《括地象》[47]。也就是說，前人皆把此段《括地象》佚文視為《括地志》佚文，不知所據為何。按上揭羅泌《路史》所引《括地象》佚文，又略見於比《路史》成書更早的北宋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只是所引書名為《括地圖》，而非《括地象》。《太平御覽》卷三五〇《兵部八十一·射捍》載[48]：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侍（待）蟬鳴，還欲取之。群蟬俱鳴，遂捐去。羿為山間所養。羿年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兩相比較，二者所記沒有什麼大的差異。有關后羿射矢的這一故事，最早為《括地象》所記，還是《括地圖》所記，抑或二書同記？並不清楚。按《太平御覽》乃以此前的類書《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為藍本而編纂，而這些類書都比《括地志》成書早，可知《太平御覽》所引《括地圖》，並不存在是《括地志》之誤的可能性。不僅如此，明代兩大類書《天中記》、《廣博物志》[49]皆記載了上揭有關后羿射矢的故事，並注明出自《括地象》，說明《括地象》也並非《括地志》之誤。因此，前人僅據《路史》所引《括地象》的這一段文字記載，就判斷其為《括地志》佚文，恐怕也是有疑問的。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六曹州武城縣載[50]：

曹州武城有重邱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疑脫里字□云亦曰廩城）孫蒯飲馬重邱，遂伐曹，取重邱者。與德之重邱異。（《路史·國名紀》）

《新輯》卷五曹州濟陰縣條輯校為：“武城有重邱故城，今在縣東北三十一里。（亦曰廩城）孫蒯飲馬重邱，遂伐曹，取重邱者。與德之重邱異。（《路史·國名紀》己）”[51]《輯校》卷三戴州成武縣條則為：“曹（戴）州成武有重邱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里。孫蒯飲馬重邱，遂伐曹取重邱者，與（安）德之重邱異。（《路史·國名紀》己引。按《齊地記》“平原安德有重邱鄉”，此引脫“安”字，今據補。）”[52]據《路史·國名紀》己卷載[53]：

重丘（二）：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重丘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亦曰廩城）孫蒯飲馬重丘，遂伐曹取重丘者。（《襄十七》，《寰宇》以乘氏東北三十七古重丘城，是）與德之重丘異。

知《路史》所引為《括地象》，前人多據之判斷為《括地志》佚文，不知所據為何。然而，《路史》所引《括地象》中“曹州武城有重丘故城”一語，已早見於西晉杜預《春秋釋例》一書，據該書卷七載[54]：

重丘：《括地象》云：曹州城武縣有重丘故城。

二者所引書名、內容完全相同，可以證明皆出自同一本書，即《括地象》，而非《括地志》。至於其後的內容，很有可能是《路史》作者羅泌的按語，因為自注中提及“《寰宇》”一書，實即北宋初樂史所撰之《太平寰宇記》，其不為《括地志》佚文，是至為明顯的。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七歸州巴東縣條載[55]：

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路史·國名紀》）

《輯校》卷四歸州巴東縣條與此同，注明引自《路史·國名紀》己卷[56]。按《路史·國名紀》己卷載[57]：

丹：塗後封，今建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可知《路史》所引為《括地象》，而非《括地志》。又杜預《春秋釋例》卷七《土地名》云[58]：

丹陽：《括地象》云：歸州巴東縣。

杜預《春秋釋例》所引《括地象》，雖無“丹陽故國”四字，然“歸州巴東縣”一語，則與《路史》所引《括地象》完全相同，此《括地象》絕非《括地志》，則可斷言，因西晉時《括地志》一書還未出現。因此，上揭孫氏、賀氏據《路史》所引《括地象》內容而判斷其為《括地志》佚文，也是有疑問的。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七商州上洛縣條載[59]：

商州：闞云：商州上洛。《九域志》、《輿地記》云：契始封。（《路史·國名紀》）

王恢先生《新輯》）卷六商州上洛縣條與此略同[60]，當參考並沿用了孫氏的這一輯錄成果。然而，這一條所謂《括地志》佚文，卻存在較大的疑問。據《路史·國名紀》丙卷載[61]：

商（蕃）：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欒都城及故藩邑，故《世本》謂“契居蕃”。闞駰云：蕃，鄭西，今之巒城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世謂上洛漢商縣，非也。（《括地象》云：商州。闞云：商州上洛。《九域志》、《輿地記》云：契始封。《通典》云：商之商洛，古商邑，乃商君封。《檢地志》：蓋南陽界古商於，漢之商縣。）

按括弧內文字乃羅泌自注，所引古籍有《括地象》、《九域志》、《輿地記》、《通典》、《檢地志》等，“闞云”當指闞駰之說，《檢地志》即《括地志》，為《通典》所引，“檢”乃杜佑為避德宗“适”諱而改[62]。此處《括地象》與《檢（括）地志》並列，說明二者並非同書。由於《通典》成書於《括地志》之後，故孫氏、王氏判斷《路史》所引《括地象》內容至“契始封”止。據杜預《春秋釋例》卷七《土地名》載[63]：

商國：《括地象》云：在商州。一說商丘即宋州。

一記“在商州”，一記“商州”，二者沒有什麼差異。問題是，《路史》“商州”之後的文字，是否為《括地象》中的內容呢？按《九域志》一書，不見於北宋以前史書記載，北宋以後則廣為引用，似指北宋王存等所撰《元豐九域志》。除羅泌《路史》外，南宋王應麟《玉海》、《詩地理考》、《通鑑地理通釋》，以及馬端臨《文獻通考》、胡三省《通鑑音注》等，多簡稱為《九域志》。《輿地記》列於《九域志》之後，二書並列，則其或為北宋歐陽忞所撰《輿地廣記》。而且，《元豐九域志》與《輿地廣記》的相關記載，也可證明此點。《新定九域志（古跡）》卷三商州條載[64]：

古商國。《帝王世紀》云：卨（契）始（封）[65]於商，則今上洛縣，亦秦封商君之地，張儀詐以商於地六百里賂楚，即此地也。

又《輿地廣記》卷一四陜西永興軍路下商州條載[66]：

商契始封於此。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秦，為內史地。

二書皆明確記載契始封於商，與《路史》所記“《九域志》、《輿地記》云：契始封”完全吻合，可證明《九域志》即《元豐九域志》，《輿地記》即《輿地廣記》，皆為北宋時人著作。據此可以判斷，上揭羅泌《路史》所引《九域志》、《輿地記》及相關文字，絕非《括地象》內容，“闞云：商州上洛”一語，應當也是如此。而且，《括地象》中的相關內容，早在西晉就已被杜預《春秋釋例》所引用，其非《括地志》至為明顯。因此，上揭孫氏、王氏判斷《路史》所引《括地象》為《括地志》，並認為“闞云”至“契始封”一段文字，同為《括地志》佚文，這一認識和判斷，也難成立。

《路史》除引《括地象》外，還引了《括地圖》，二書皆比《括地志》成書早，三書之間的區別是明顯的存在的，然前人在輯佚《括地志》時，也把一些《括地圖》的內容輯入其中。如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三隴州汧源縣載[67]：

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爾雅》云“秦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之西。（《路史·疏仡紀》）

據《路史·後紀》卷一二《疏仡紀·夏侯氏》“身解陓之河”條注稱[68]：

即《陽紆經》所言縱極之淵也。《括地圖》咅：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然《爾雅》云“秦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之西。《周書》、《周禮》以為冀州，妄。

知《路史》所引實為《括地圖》，而非《括地志》。而《括地圖》的這一記載，早已見載於北魏酈道元所撰《水經注》中，該書卷一《河水一》“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條載[69]：

《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淩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一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後略）

比較二者所記，可以發現，不管是所引書名還是內容皆完全相同，其出自《括地圖》而非《括地志》，應無疑義。

又孫星衍輯《括地志》卷五豫州上蔡縣條載[70]：

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玉海》引有“外城”二字[71]）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路史·國名紀》）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史記·周本紀》《正義》）

王恢先生《新輯》與此同[72]，注明出自《路史·國名紀》戊卷。按《路史·國名紀》戊卷載[73]：

蔡：今蔡，治上蔡，（漢縣，迄今），伯爵。（仲子蔡伯）《括地圖》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蔡山岡，故國也。

據此，知《路史》原引書名為《括地圖》，而非《括地志》。又杜預《春秋釋例》卷七《土地名》云[74]：

蔡：《括地象》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周武王封弟叔度於是。蔡縣東十里有蔡山，則國名也。

這一記載與《路史》所引《括地圖》相比，互有異同，不同之處在於蔡山或蔡山岡的方位有異，《括地象》記蔡山位於上蔡縣東十里，《括地圖》則記蔡山岡位於上蔡縣西南十里。然據《史記》卷四《周本紀》“封弟叔度於蔡”條張守節《正義》載[75]：

《括地志》云：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

知蔡山當位於上蔡縣東十里。又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二》與《都邑略第一》皆記故蔡城位於上蔡縣西南十里[76]，則《路史》所引《括地圖》中有關蔡山岡方位的記載，存有疑問。不管如何，比較上揭《括地象》、《括地圖》、《括地志》所記內容，不難發現，三書在同一件事的記錄上，有同有異，不排除《括地志》中的某些內容，有可能即源自《括地象》與《括地圖》，但也不能因此就認為《括地象》與《括地圖》完全等同於《括地志》，畢竟三者是不同的史籍。因此，上揭《路史》所引《括地圖》佚文，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為《括地志》內容的情況下，實不可輕易就斷定其為《括地志》佚文。

賀次君先生《輯校》一書，還輯入一條《括地圖》佚文，據該書卷四衡州臨蒸縣條載[77]：

臨蒸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七引《括地圖》，又《輿地紀勝》卷五十五引《括地志》。）

《輯校》注明此條出自《太平御覽》所引《括地圖》及《輿地紀勝》所引《括地志》。據《太平御覽》卷八六七《飲食部·茗》載[78]：

《坤元錄》曰：辰州漵浦縣山上多茶樹。

《括地圖》曰：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又《輿地紀勝》卷五五荊湖南路衡州“茶溪”條[79]：

《括地志》：臨蒸縣百餘里有茶溪。

比較二書所引，文意雖大致相近，然內容有詳有略，且存在“臨城縣”與“臨蒸縣”之別。此外，所引書名也有《括地圖》與《括地志》之不同。因此，把二書所引內容皆視為《括地志》佚文，恐有疑問。

關於《太平御覽》是否引用《括地志》一書問題，清人王謨曾有過這樣的判斷：“乃至宋修《太平御覽》，引書至一千六百九十件，獨無一語及《括地志》，故未開列卷首書目。”[80]按《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列有《括地圖》一書，據初步統計，其引用《括地圖》達二十七條左右。因此，上揭《太平御覽》所引《括地圖》，不可能是《括地志》之誤。而且，有關茶樹、茶溪的這兩條記載，早已見於唐陸羽所撰之《茶經》，該書卷下《茶之事》記[81]：

《坤元錄》：辰州漵浦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云蠻俗當吉慶之時，親族集會歌舞於山上。山多茶樹。

《括地圖》：臨遂（蒸）[82]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與《太平御覽》所引內容相比較，可以發現，二書雖在內容上有詳略之別，然所引書名、順序完全相同，說明二書所引可能皆來自同一個源頭，抑或《太平御覽》源自《茶經》，亦未可知。不管如何，所引書名皆為《括地圖》，而非《括地志》，這是可以肯定的。不僅如此，元陶宗儀《說郛》所錄《茶經》，也是引用《括地圖》[83]；明清時代的著作《天中記》[84]、《廣群芳譜》[85]等，同樣也是引自《括地圖》。據此可以判定，有關臨蒸（城、遂）縣有茶溪的這一記載，應該出自《括地圖》，而非《括地志》。《輿地紀勝》所引《括地志》，有可能為《括地圖》之誤。從這一意義上講，賀次君先生判斷其為《括地志》佚文而輯入《輯校》一書中，恐怕也是有疑問的。

綜上所述，可大致總結如下：

自清代以來，前人對《括地志》一書的輯佚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為今後《括地志》的整理及相關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有些佚文是否為《括地志》原書中的內容，尚需要認真分析考辨。《括地志》成書後，似乎並不存在《魏王泰坤元錄》、《貞觀地記》、《魏王地記》、《括地象》之類的別名。就目前所知情況看，《坤元錄》雖也屬魏王李泰所編，但僅有一百卷，與六百卷的《括地志》是內容詳略不同的兩部地志。《魏王地記》實為北魏《魏土地記》之誤，《括地象》、《括地圖》則為《括地志》成書之前的著作，它們並不是同一部書。因此，前人據《路史》等書所引《魏土地記》、《括地象》、《括地圖》內容，未加分辨即視之為《括地志》佚文，並輯入《括地志》輯本中，是有疑問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對此問題所作的若干分析與考辨，當然也是粗淺乃至不成熟的。不過，若能對今後《括地志》的全面輯佚整理及相關研究工作，提供某些參考和借鑒，則幸甚矣。

注釋

[1]收入孫星衍：《岱南閣叢書》，此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2]收入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24－266頁。

[3]王恢：《括地志新輯》，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4]華林甫：《〈括地志〉輯本校讀》，《文獻》1991年第1期，第135頁。

[5]華林甫：《〈括地志〉輯本校讀》，《文獻》1991年第1期；陳偉：《〈括地志輯校〉的幾點商榷》，《歷史地理》第十三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又收入同著《燕說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6]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前言”，第6頁。

[7]劉安志：《〈括地志〉與〈坤元錄〉》，《歷史地理》第二十七輯，2014年。修訂稿收入同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8]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390頁。

[9]《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372頁。

[10]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第201頁。

[11]《重訂路史全本》之《國名紀》卷五，清乾隆元年（1736）進修書院刻本，第九冊，第14頁；《路史·國名記》戊卷，四部備要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64頁。《路史》卷二八《國名紀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八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3頁。

[12]《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71頁。

[13]李正奮《補後魏書藝文志》云：“《魏土地記》，見《水經注》，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案《水經注》出酈道元之手，其所引《魏土地記》又言道武事，則此書為魏人所撰無疑。”收入徐蜀編：《魏晉南北朝正史訂補文獻彙編》第三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713頁。

[14]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之《大魏諸州記》，即據《水經注》輯入此條，第175頁。陳橋驛先生認為：“此書即《大魏諸州記》。《隋志》著錄二十一卷，《舊唐志》作《魏諸州記》二十卷，《新唐志》作《後魏諸州記》二十卷。”參見氏著《水經注研究二集》，大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8頁。

[15]《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堯踐帝位”條《正義》引《括地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4頁。又《括地志輯校》，第108頁。

[16]王北辰：《黃帝史跡涿鹿、阪泉、釜山考》，《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又收入同著《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291－306頁。

[17]《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河東道洺州雞澤縣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31頁。

[18]按《初學記》所引《括地志·序略》，洺州屬河北道，而《元和郡縣圖志》則屬河東道，前後當有一個變化過程，值得另文探討。

[19]《重訂路史全本》之《國名紀》卷四，清乾隆元年（1736年）進修書院刻本，第八冊，第8頁；《路史·國名紀》丁卷，四部備要本，第349頁。《路史》卷二七《國名紀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八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14頁。

[20]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第79頁。

[21]《重訂路史全本》之《國名紀》卷五，第九冊，第14頁；《路史·國名紀》乙卷，四部備要本，第364頁。《路史》卷二九《國名紀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三八三冊，第343頁。

[22]《水經注疏》，第1180頁。

[23]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第175頁。

[24]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48－151頁。

[25]孫星衍輯：《括地志》，第61頁。

[26]《路史·國名紀》，第325頁。

[27]《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內道涇州，第56頁。

[28]《太平寰宇記》卷三二關西道涇州靈台縣，第693頁。

[29]杜預：《春秋釋例》，從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99頁。

[30]孫星衍輯：《括地志》，第135頁。

[31]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卷三泗州徐城縣條，第132頁。

[32]王恢：《括地志新輯》卷五泗州徐城縣條，第137頁。

[33]《路史》，四部備要本，第332頁。

[34]《春秋釋例》，第301頁。

[35]《輿地廣記》，李勇先、王小紅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87頁。

[36]《舊唐書》卷一九〇《劉胤之傳》載：“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褘之，後魏臨淮鎮將。”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94頁。

[37]《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河南道泗州臨淮縣條，第231頁。

[38]《史記》卷五《秦本紀》、卷四三《趙世家》、卷九一《黥布列傳》，第176頁、1780頁、2606頁；《通鑑》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01頁。按“三十里”，《黥布列傳》、《通鑑》皆作“四十里”。

[39]程公說：《春秋分記》卷三一《列國地總說·徐地釋名》載：“徐（僖三年）：泗州臨淮縣徐城鎮。”同書卷八四《小國第四·徐》：“姬姓，子爵，吳與國，在今泗州臨淮縣徐城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33頁、1022頁。

[40]孫星衍輯：《括地志》，第151頁。

[41]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第149頁。

[42]《路史·國名紀》，第381頁。

[43]杜預：《春秋釋例》，第306－307頁。

[44]孫星衍輯：《括地志》，第154頁。

[45]王恢：《括地志新輯》卷四宋州宋城縣條：“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殷紀）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於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路史疏仡卷十三夷羿傳）”第111－112頁。

[46]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卷三宋州宋城縣條：“宋州城，羿所封之地。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所養。年二十，習於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路史·後紀》卷十三《疏仡紀·夏後紀》引）”第153頁。

[47]《路史》，四部備要本，第151頁。

[48]《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612頁。

[49]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蟬》，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第1892頁；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二《武功下》，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第40頁。

[50]孫星衍輯：《括地志》，第162頁。

[51]王恢：《括地志新輯》，第115頁。

[52]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第162頁。

[53]《路史·國名紀》，四部備要本，第392頁。

[54]杜預：《春秋釋例》，第313頁。

[55]孫星衍輯：《括地志》，第195頁。

[56]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第196頁。

[57]《路史·國名紀》，第381頁。

[58]杜預：《春秋釋例》，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