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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应酬诗小议 蒋 寅 内容提要：应酬是杜甫诗歌中一个很重要且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课题。所谓应酬，就是并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做的客套。因此，古人对应酬的理解，往往紧扣与交际对象关系的亲疏及相应的态度差异，杜诗在这方面有很出色的表现。又，应酬诗因其本质上的情感空洞性，尤其需要确立主体性，即前人所谓“自占地步”，杜甫在这方面同样做得很出色。措辞紧扣对方的身份，采用相应的语体，分寸感拿捏得十分准确，在与达官贵人交往之际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其艺术技巧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应酬诗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学报》第83册（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2012年10月） 一 杜甫首开应酬之风 杜甫诗歌在当时虽也见重于诗家，但直到中唐元稹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才论定其笼罩古今的地位。他说：“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总萃焉。（中略）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到宋代苏东坡遂有集大成之说，门人秦观从而响应，迄严羽而为诗家定论[1]。此后论者评价杜诗，多从集古今大成的意义上着眼，推崇其继往承前之力，直到清初钱谦益才特表其启后开来之功。他在《曾房仲诗序》中提到：“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2]当代学者也肯定：“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集大成’这个概念能够从哲学领域移植到文学领域，诗国'集大成’这顶桂冠不是由唐人而只能由宋人来奉献给杜甫，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3]尽管今人撰写的文学史或杜诗研究著作都会从承前启后的意义上肯定杜诗的集大成意义，但却很少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杜诗开后人法门处作出具体的论说。 从诗歌史的高度看，杜诗对后人的启发，我以为起码有以下九点值得我们重视：（1）以时事入诗的纪实性（诗史）；（2）新乐府的即事名篇；（3）长篇排律、古诗对作品容量的扩充；（4）组诗和连章体诗的整体构思；（5）长诗讲究章法；（6）律诗的沉郁顿挫之美；（7）以家庭琐事和日常生活情景入诗；（8）平民色彩的人情味；（9）应酬诗的分寸感。这些问题今人的著作大都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只有应酬诗似乎还无人注意。 所谓应酬诗，广义上说就是用于人际交往的诗歌写作。在中国古代，从建安时代的公宴、赠答、送别开始，诗歌写作就日渐密切地与人际交往联系起来。但直到唐代以前，由于诗歌作品大量失传，我们已很难根据现存作品去考察中古时代人们运用诗歌进行社交的一般情形。曹植、陆机、谢灵运、陶渊明、鲍照、沈约、谢朓、庾信这些留存诗作较多的诗人，创作主流都是乐府、赋得、咏物、纪事、言志之类，针对特定对象的交际之作数量很少。这也不难理解，门阀社会的等级制度限制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交往，而贵族阶层的生活圈子又太小，日常生活内容太接近，以至于情感交流的需求难以滋生在诗歌写作中。这种情形甚至到唐代前期也不曾改变，应该说直到大历时代，诗歌作为社交工具的属性才霍然凸显出来。如果说大历诗有什么最显著地区别于前代的特征的话，首先就是诗题中含有大量的人名，暗示了诗歌在当时人际交往中占有多么醒目的位置。再回顾一下这种倾向的形成过程，我们又会发现杜诗是很值得注意的前驱。当时许为“诗史”、如今以关注现实、关心民生疾苦著称的杜甫，其实更为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及与他人的关系。为此，他的诗歌写作一直耗费许多心力在与他人的应酬中。由于这些应酬在传统诗学的类型学视野中被分散到若干不同类型中，其同一性就淡而不见、隐而不显。只有还原到杜甫日常生活状态中，才能偶见端倪。即便如此，也必须剥离传统诗学关于应酬诗的若干界定，才能进入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应酬虽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熟悉的行为，但要具体说明却也不太容易，大概属于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就诗而言，更是很难清晰地划定，哪些内容或类型属于应酬。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写道：
这里说的应酬，几乎已包括除感物言志以外的大部分诗歌类型，明显过于宽泛。他说的应该是作为写作态度的应酬，而不是作为诗歌类型的应酬诗。按我的理解，应酬诗大概指那些应对和酬谢之作，其中应不包括这样一些情况：（1）同时同场的唱和，如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之类，这基本上是命题作文，不能算是应酬；（2）职务性写作，比如幕僚在府主的饯宴上写作的送别诗，如大历十才子的一些作品，这是职任所在，当然也不能说是应酬；（3）类职务性写作，即以文人身份陪侍游宴之作，如杜甫《陪李金吾花下饮》、《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之类，这在作者往往是求之不得的荣遇。在这种场合，做诗近乎是文人身份的职责，同样也不能称之为应酬。 应酬的本质，就像日常语境中的用法所示，也就是并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做的客套。通常人们将不太乐意而又不得不赴的饭局叫作应酬，正触及了应酬的本质。至于对别人情谊的真诚感激和答谢，如李白《赠汪伦》、杜甫《赠卫八处士》之类，当然不能说是应酬。这也就是朱庭珍说的，“勿论赠答唱和之作，但有深意有至情，即是真诗，自应存以传世，不得谓之应酬。即投赠名公巨卿，或感其知，或颂其德，或纪其功，或述其义，但使言由衷发，无溢美逾分之词，则我系称情而施，彼亦实足当之，有情有文，仍是真诗。即其人无功德可传，而实能略分忘位，爱士怜才，于我果有深交厚谊，则知己之感，自有不容已于言者，意既真挚，情自缠绵，本非违心之词，亦是真诗，均不得以应酬论”[5]。正因为如此，古人对应酬的理解，往往紧扣与交际对象关系的亲疏及相应的态度差异。质言之，判定一首诗是否属于应酬，取决于作者情感投入的程度是否与彼此关系的亲疏成比例。就像清代诗论家吴乔所说的，“凡赠契友佳作，移之泛交，即应酬诗”[6]，这是失之于辞过其情。反过来，如果是关系亲近的人，不该敷衍的人，写成敷衍之体，也就流于应酬。韩愈《送李六协律归荆南》云：“早日羁游所，春风送客归。柳花还漠漠，江燕正飞飞。歌舞知谁在，宾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绿，莫忘蹋芳菲。”旧本题下或注“翱”字，注家均以为误。程学恂的理由即是：“此亦寻常泛应之作，不似与习之语。”[7]也就是说，对李翱这样关系亲近的人，韩愈不会写得如此浮泛像是应酬之作，这是失之于辞不及情。然而问题是，这种判断只是基于一种后设的解释，是我们知道了作者与酬赠对象的关系而做出的结论。如果不清楚两者的关系，我们面对一首热烈或平淡的诗作，又将如何判定一首诗是否属于过甚其辞的热络抑或辞不达意的生分呢？我很想通过对杜诗的考察来弄清这一点。 注释 [1]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秦观《淮海集》卷二十二《韩愈论》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2] 钱谦益《初学集》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第928-929页。 [3] 程千帆《杜诗集大成说》，《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4] 张国庆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1页。 [5] 张国庆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第320-321页。 [6] 吴乔《围炉诗话》卷四，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598页。 [7]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936页。 二 杜甫的应酬诗 若按前人的说法，杜甫集中应酬之题在在皆是，但究其实际，带有应酬性质的作品实在很有限。被历代注家系于天宝十五年（756）的五古《送率府程录事》是较早且较明显的一首：
此诗题下原注：“程携酒馔相就取别。”这未必是作者自注，但颇切当时情事。诗从感喟老眊昏瞆、交游渐绝写起，称赞程录事是堪慰晚境的知音，今因远别特来辞行，且怜作者生计窘困，更携酒馔相遗，让杜甫分外感激，因有是咏。据诗中所述观之，程是杜甫晚年穷困中往还的少数熟人之一，虽然诗中以管鲍之交来比拟两人的关系，但拂去客套夸誉之辞，诗给我们的感觉仍是为答谢程的酒馔而作，相对于辞行的礼数，这确实是杜甫很看重的很实在的接济。 由于晚境飘泊西南，衣食无计，只能“途穷仗友生”，杜甫诗中颇留下一些为答谢馈赠而写的诗作。与前诗取意类似的还有《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
首联以骢马的典故切合侍御的身份，颔联述魏来访辞别之情，颈联叙魏将入幕并归乡觐省，末勗以毋相忘之意。就构思取意而言，乃是典型的客套应酬之作，而老杜所以要有这番客套，也就在于魏“远寻留药价”，薄有馈赠。为此杜甫甚至不惜将两人的礼接闲谈夸张为“文场”[3]，以抬举魏侍御的风雅。像程录事、魏侍御这一类官员，所以乐于同挂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衔寄人篱下的杜甫往来，不外乎是看重他的诗名，与他往还自然能提升其文化品位。此中消息，老杜又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的答诗寄寓了对方所希望的要素，或道义，或文品，有时候还有风雅性情。比如《徐九少尹见过》云：“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少尹不同于录事、侍御，已是中级地方官员，诗中除了称赞对方的礼厚和自谦无才，着重表现的是徐少尹轻骑减从相访的平易姿态和“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的闲逸情趣，让人觉得这位少尹不是那等松下喝道的俗吏，这不正是徐某想留给人的印象么？虽然对那个时代的人，我还不敢想象他意欲藉杜诗以求不朽。 面对无关紧要的人，杜甫一般都是根据对象的地位、身份来决定措辞的；那么同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人交际时，杜甫又如何应酬呢？那当然更要扣紧双方的关系，但同时也会突出其间的超世俗色彩。比如他有《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诗云：“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4]不过是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诗的口吻却像是嗔怪地索求，足见王录事对杜甫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好，这便显出了两人关系的超世俗色彩。相反，对有亲眷关系的人，如《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资》，诗倒写得很平静：
口语化的表达，首联与颔联不对的“偷春体”结构，都决定了诗作平易亲切的风格，末联更以亲情冲淡彼此身份的隔阂，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清代诗人黄子云《野鸿诗的》说：“凡题赠、送别、贺庆、哀輓之题，无一非诗，人皆目为酬应，不过捃摭套语以塞责。试问有唐各家集中，此等题十有七八，而偏有拔萃绝群之什者何也？其法要如昌黎作文，寻题之间隙而入于中，自有至理存焉。”[6]杜甫的应酬诗相比他其它类型的诗作，虽说不上拔类绝群，但的确有值得注意的匠心寓于其中，在寻常的客套应酬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技巧。 注释 [1] 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册第24-25页。 [2]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册第24-25页。 [3] “惜别到文场”，仇兆鳌《杜诗详注》作“倒”，校一作到。 [4]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3册第826页。 [5]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2册第404页。 [6] 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855页。 三 杜甫的应酬技巧 前人论酬赠之作，很强调贴合对象的身份而付以得体的措辞。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曾说：“酬赠往复诗须辨别侪类。至亲不得用文饰语；尊者不得用评论语，亦不得轻易用夸奖语。反此者失之。”[1] 杜甫的应酬诗，最突出的特点首先在于紧扣对象身份的分寸感。同样是接待访客之作，由于访客的身份不同，杜甫的措辞和语体也有相应的差别。《宾至》一首是以第三人称写作的纪事之作，而《客至》和《有客》则明显是以第二人称为对象的对话语体，保留着口语的风味，同时在语体上有着细微的差异。《客至》写道：
诗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人名不著于题而纳于注中，题径称客，可见崔系意外来访的生客而非故人[3]。首联言僻居无人到访，颔联述客至之喜，颈联坦陈市远家贫无以待客的窘况，末联写乡村民风的淳朴。通篇句法接近口语，对仗用流水对，上下句意思相贯，语气郑重而不失风趣，态度洒落而不失礼貌，可以说是非常得体的应酬诗。清人黄生评：“前半见空谷足音之喜，后半见贫家真率之趣。隔篱之邻翁，酒半可呼，是亦鸥鸟之类。而宾主之两各忘机，亦可见矣。”[4]明明是应景之作，却写得亲切自然而富有生活趣味，的确是非常难得。而《有客》又不一样，它应酬的对象明显是另一类人，故诗也写出别一种味道：
这首诗的“客”显然是有身份的人[6]，诗中所用的语体也明显恭敬有加。但正如清代诗论家边连宝所说，来客显然是“应非个中人，而借援于声气”的俗客[7]，所以语气中又不免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首联对仗虽是老杜惯用的方式，但在此仍起到强化语体庄重色彩的作用。而“幽栖”、“地僻”、“再拜”、“岂有”、“粗粝”、“腐儒”、“野外”、“供给”、“药栏”等一系列谦词与“漫劳”、“车马”、“淹留”、“佳客”等敬词相对照，又清楚地凸显双方地位的落差，明里是恭敬对方，贬抑自己，暗中却是借恭敬对方来衬托自己，如黄生所谓“语虽自谦，中实有自喜”[8]。这便是前人所说的自占地步，是不失尊严的一种表现方式。 应酬本质上是一种不情愿的写作，没有多少人甘心投入精力，能省事一定省事。所以应酬也经常是最为敷衍了事、最易堕于模拟、剽窃的诗歌类型。清初毛际可《陈山堂诗序》曾就当时论者“古有诗而今则无诗”的激愤之辞加以申发道：“非无诗也，伪也。其病一在于模拟，一在于应酬。模拟者，取昔人之体貌以为诗，而己不与；应酬者，取他人之爵服名誉以为诗，而己不与。”[9]己不与即无关乎自己的性情，亦即叶燮所谓客料生活。叶燮《原诗》外篇云：
这就是说，应酬诗因其本质上的情感空洞性，尤其需要确立主体性，否则必流于不见性情，言之无物。程学恂评韩愈《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诗，说：“虽亦寻常酬应之作，然中有自见处，言外无限感慨。”[11]正是强调这个意思。而对于杜甫这样的落魄名士来说，应酬之际的主体性尤其在于自占地步，不失身份，不落得寒酸。他有一首《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是谢张舍人馈翠褥之作，诗写道：
浦起龙认为“题中无答、谢、却等字，此亦事后感赋，自存箧衍耳，非以与张也”[13]。照他的说法，这首诗就不能算作应酬诗，而只是感兴之作了。然而他的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诗的结尾明明写到将翠褥卷妥还客，然后款待来客用饭，应该是当时辞谢之作。诗清楚地分为四段，起首十句写张舍人所赠翠褥之名贵，次段十句说如此名贵的寝具非老贱如己者所宜用，第三段十句历数战乱以来因骄奢贾祸者的前车之鉴，末段六句婉拒礼物，剖明自己甘于清贫的心迹。若换作他人，流离贫寒中获得如此华美的翠褥，早就欣喜异常、言谢不迭了。但杜甫却不是这样，他觉得如此华美的寝具与自己清贫的家境实在不相称，于是很委婉地谢绝了张舍人慷慨的馈赠，顺便表露了骄奢贾祸的警诫之意。钱谦益认为诗中举李鼎、来瑱为例，寓有讽谕严武骄纵奢靡之意[14]，我觉得不太符合这类私人间往还之作的本意。这首诗的用意，除了体现杜甫君子固穷、循规蹈矩的儒生品格外，也表达了士大夫落魄之际的一种自尊。这在应酬中就叫做自占地步，以免丧失仅有的尊严。 注释 [1] 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931页。 [2]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3册第620页。 [3] 金圣叹《杜诗解》卷四：“薛广文云，按公生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今看去，恐不是尊行，必是表兄弟。题曰客至，是又远分者。待他之法，客又不纯是客，亲又不纯是亲，故知其为远分表兄弟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4] 黄生《杜诗说》卷八，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16页。 [5]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3册第616页。 [6] 此诗题蔡梦弼《草堂诗笺》本作《宾至》。 [7] 边连宝《杜律启蒙》七言卷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84页。 [8] 黄生《杜诗说》卷九，第351页。 [9] 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卷八，康熙刊本。 [10] 叶燮《已畦文集》附，康熙刊本。 [11]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下册第936页。 [12]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册第116页。 [13] 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册第117页。 [14]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五笺曰：“史称严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此诗特借以讽喻，朋友责善之道也。不然，辞一织成之遗，而侈谈杀身自尽之祸，不疾而呻，岂诗人之义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165页。 四 杜甫应酬诗对后世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应酬作为诗歌类型的确立，并不是很早的事。它应该是与文人身份的独立密切相关的。文人身份的独立，意味着文学将成为某些人的生计所出，文学写作从此与谋生的世俗诉求联系在一起，日益为无奈的交际需要所主导。 回顾建安以来的诗歌史，我们不能不承认，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正是文人身份独立的前导。而文人一旦以文学为生计，就不得不面对无聊的应酬。在李白、杜甫之前，诗歌写作的动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自发的缘情之作，一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到李白、杜甫诗中，开始添加了一种出于礼貌的应酬之作。它与同时代人慷慨言志、咏史怀古、写景咏物、酬赠干谒等类型的作诗方式都有明显的不同，是一种日益成为后代诗歌写作主流的类型。 杜甫晚境流寓秦蜀、寄人篱下的特殊经历，使他成为应酬诗的第一位重要作者，在应酬双方关系的把握、分寸感的拿捏、主体性的确立等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后人论杜诗通常也都注意到杜甫诗中的应酬之作。比如《哭长孙侍御》云：
纪昀曾指出：“此杜公应酬之作，不为佳制，但风骨较整耳。”[1]《巳上人茅斋》纪晓岚也批：“浅薄少味，少陵随笔应酬之作。”[2]在杜甫以前的诗歌中，我还想不起来哪位诗人的作品被批评有应酬习气。 但杜甫以后，大历诗人以送别为应酬，宋人以步韵为应酬，明人以寿祝为应酬，蔚为一代风气。到清初，应酬甚至被目为明诗堕落的一个显著症状。吴乔曾说：“诗坏于明，明诗又坏于应酬。朋友为五伦之一，既为诗人，安可无赠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谊真挚，世愈下则交愈泛，诗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见。苏、李别诗，未必是真。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余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适矣！”[3]二李即前后“七子”的代表李梦阳、李攀龙，他们恰恰是专学老杜的诗人，其应酬的本领相信也渊源于杜甫。杜甫影响诗歌史之深远正在这里，他不仅在古诗的体制磅礴、律诗的格调工稳及绝句的别开生面等方面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就是像应酬这样的被王夫之目为“诗佣”的小家数，也对后代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叶燮着眼于改变诗歌史面貌的能力，将杜甫与韩愈、苏轼并推为古今三大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注释 [1]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799页。此诗一作杜诵诗，“宪府旧乘骢”，冯班校：“旧当做既。” [2]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中册第1637页。 [3] 吴乔《围炉诗话》卷四，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5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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