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唐玄宗在这里强调了越分、远分、守分的问题。关于分，是唐玄宗最为重视的概念。所谓的分，就是人的名分所限定的本分。不同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有不同的名分或本分。这种名分或本分则不可逾越，不可远离的，人们只能守住自己的名分或本分，否则就是逐境生心，有了欲望，有了不平之心，有了怨对之心。然后就要做出破坏既存名分的事来，最终则会使天下大乱，家国不安，甚至是改朝换代。从春秋时的孔子起，就对这种逾越名分的非分之举，深恶痛绝，大声呼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到宋代的司马光修通鉴，第一段议论所发，就是痛烈批评破坏名分的人与事。可见名分，在维持封建社会的国家秩序方面，多么重要！唐玄宗注老子书时，大谈特谈名分，也正是他要维护已得权力与秩序的愿望之暴露，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有的想法，只不过谁都没有唐玄宗说得这样明白和重要罢了。 明太祖注：为无为，事无事，谓当可为之事，先利时而为之，已尽，免致后多繁为而不安也。又无事之时，常恐有非理之事及于身，故先若有事而备之，乃得安于无事也。凡食物不过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则终世可为有味矣。若饮食尽其味，则他日家资不及，五味不全，则中平之味是为无味也。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经云大小多少，报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当，故有此，若能无此六过，不足之愆，惟德是应，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 宋徽宗讲什么道之体，道之无，最终落脚到尚德以弭怨。这一思路多少有些混乱。道本来没有什么体与用的分别，也没有什么有与无的差异，人们所以常说体用与有无，实际上都是对道的误解。只要还纠缠于体与用或有与无的泥坑内，就仍然没有真正把握道的实质。道无作无相无欲，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对于道根本就不能用此类概念把理解它，否则会越说越乱，永无出头之日。道既无作无为无相无事无欲无味，又有什么尚德可言？尚德与尚贤一样，都是启人虚伪的契机，而不会真正得到所希望的德与贤。明太祖对老子的无为，相比之下，理解得最为准确。他说当可为之事，先利时而为之，这种为就是无为。因为它是必需的为，而不是多余的为。若像宋徽宗那样无为，只会落到做俘虏的结局。 怎样使天下既清既静？清世祖并未能从老子的书里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他还像以往的学者一样，侈谈无为无事，但不如明太祖那样，真正明白什么是老子所说的无为无事。我们看他说世人以怨相报，圣人以德相容，就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的模糊。清世祖之时，还有不少反清的斗争，他说这是世人以怨相报。但清王朝并没有像清世祖所说的那样，以德相容，而是以暴力镇压。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表明清世祖还不相信老子的无为无事，和相容则相化。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情欲放纵之后，如想把它们都收回来，可以说是人性方面最难最大的事。但可以按照老子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在它们刚刚放纵之时，趁其力量还不太强时，就进行约束与抑制，才有可能控制住它们的迅猛发展和膨胀。这就是老子的说的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圣人与常人不同，常人在情欲初放纵之时，并不认为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就不知不觉中使之发展膨胀了。到觉得问题比较严重时，再想着手就十分困难了。圣人与此相反，他们整天的工夫，是检查自己哪一点违背道的精神，即在严格的自省中度日。一有情欲放纵的苗头，马上进行压制，使之不得膨胀发展，如此长久坚持，最终能成为圣人。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明太祖注：若十分难事以急轻图果难也，知其难措所图之德，务要万全，一图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务要精建于初，勿使急而不坚，方乃精细，其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缴上文耳。 道是否完全禁止人的情欲?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道是重视自然的，人的情欲，是否人性中的自然成分?也值得研究。中国的儒道佛三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禁欲，视人的情欲为洪水猛兽，要人自觉地严格地压抑住情欲的萌动与发作。三家所推崇的圣人，也都是压迫抑情欲的高手，所以才能成为不同凡响的圣人。他们的办法，都是从小处着手，每是三省吾身，慎独，等等他们相信，若不如此，最终必会酿成大乱，那时再图治理，不亦晚乎? 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轻诺多易，都是不把小事当大事，与圣人把小事当大事的态度相反。不把小事当大事，最后必有大难。把小事当大事，就可避免大难的发生。事情总是先小后大，在开始时就谨慎小心，顾虑到今后的发展变化，心存畏惧，战战兢兢，且自始至终，都不改变这种态度，才能终无灾难。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把如何避祸避难当作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这本是一个处世哲学的问题，但中国的思想传统则把它扩大到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范围之内。这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即在封建社会里，个人的生存与安危，是毫无保障的。危害生存的灾难，不知何时就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也许今天还是显赫荣耀的皇族，明天就成了囹圄中的冤死鬼。从皇亲国戚，到普通百姓，都不能幸免。所以个人的安危问题，就成了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都要关心的重大问题。与之相关的，比如如何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保护自己，提防别人的陷害，等等问题，也都成了历代中国人所不得不关心的事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