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这里是讲宇宙生成的过程与条件。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本，所以唐玄宗称之为妙本，这是他的独特称呼。道不是直接产生万物，而是为万物的产生创造条件，即由道生出自然冲和之气。有了这种气，万物才能产生。万物的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一个畜养的过程。即在自然冲和之气之中，进行一番畜养，才能万物各自成形定位。这里提到了道为万物作天时地利，阴阳之势，但未说明天地阴阳、道、自然冲和之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古人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前后矛盾的。 从道与万物的关系看，道没有具体的行为，它不能直接生物，这是道的无为的一面。但道是万物产生的前提，所以道又是无不为的。至于无为与无不为之间如何转化？则根本无法说得明白，只是一种推论。从虚无窈冥到太和氤氲，再到物的生成见形，这在现代是科学的问题，而在古代，则是哲学的问题。哲学只能说出一种推论，科学才能说明其中的过程与原理。哲学没有科学的基础，这是古代宇宙生成论的致命之处。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万物没有意志，怎么有尊贵之心？显然这是人为的猜想或推测。人认为到了道的作用，于是产生尊贵之心，推而广之，以为万物也如人一样，对道充满了尊贵之心。此种论断，缺乏科学证明，但在古代，则是人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道与万物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关系，不必用人类社会中的尊贵卑贱式的关系为之定位。古人生活于高下等级森严、尊卑贵贱分明的社会制度下，不由自主地把这种人际关系，推广到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是古人的局限。今人研究古人的思想，应打破这种历史的局限。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生、畜、长、育、成、熟、养、覆等字眼，不能准确规定道与万物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容。古人阐述道与万物的关系，只能借助于这种形象化的语言，不能运用科学的分析。道的玄德，也是古人想象出来的。道非物，无为也无德，更不会生之畜之等功能，和有之恃之宰之等意识。凡是如此思考问题的，都将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哲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出现对形上问题进行否定式重新思考的一大转折，原因就在于此。 万物有自己的生成盛衰的规律，把这种规律总结为道，道反而成了源，万物自身的运动变化则成了流。这是一种倒置。古人比较贴近自然，对万物的生长过程观察较细，但他们总以为有一个主宰使然，所以要造出一个万能的道，用来解释一切。而在现代人看来，万物变是万物，它们自有一根本性的发展变化规律，这规律只能存在于万物存在之后，不能存在于万物存在之前。对这根本规律，也不想神化为世界的主宰。这就古今思想的最大区别所在。 明太祖注：此生、畜、形、成四字，谓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谓善抚乾元之运。前四字所该者何？无他，生之者，万物也。畜者，既能生万物，又能养万物，是谓畜。既畜之，分品类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势而就体以成之。万物既蒙恩之后，莫不欣哉。物既乐乎天命，则乾元之运为我所乘，则乃国祚永昌，若如此者，岂不贵德邪？若以道德言之，无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垂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则天下贞安，是谓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覆之，此言天经地式，即四时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细名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也。君当使臣庶乐其乐而有其有，长其长而不自主，设官以理之，此玄德焉。 道的问题，明太祖总要转化为帝王统治天下的问题。这是明太祖解释老子时与众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明太祖读老子，本来就不是要研究什么哲学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统治寻找理论，所以他的解释中充满了类似的转换。道对物的生、畜、形、成，明太祖理解成帝王对天下民众的生、畜、形、成，然后推导出所谓的蒙恩与欣哉，推导出臣庶乐其乐而有其有，诸如此类，都成了政治问题，而不再是哲学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