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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首曲子纪念潘达于老人。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被认为铸于西周康王时，1849年据传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曾长期由苏州潘家收藏，1952年捐赠入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2002年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 从这个角度贴近了看，确实堪称雄伟凝重的一件重器，体现了周初经过伐商和东征而定鼎中原的开拓进取。西周后期，随着国力转衰，就再难见大鼎，鼎的样式也变成多友鼎那样的半球型，再也没有周初的王朝气势了。
大盂鼎的更大价值在于铸在内壁上的长篇铭文，共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周王在宗周对贵族盂进行训诰，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周王还对盂进行册命，并赏赐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这篇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以殷代商来表示前朝，因此一向深受重视。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铭文中写“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铭文还体现了西周政权的巩固和周人的自信。在大盂鼎之前，周人金文中还称前朝为商或大邑商，而在大盂鼎中就贬称为殷了。下面这张照片从右数第二列前两个字，是玟王，就是周文王，而第六列第一个字，就是殷。商人自写的甲骨文中未发现有殷这个地名，而且商人一直自称大邑商、天邑商、中商、商。有学者认为，商人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居，商字应该是由凤鸟头和祭坛组成的象形，表示商人引以为豪的天命观。关于殷商的说法来由有多种看法，郭沫若认为，殷字是从衣字演化来的，衣是商王畋猎之地，周人灭商后为了贬低前朝，就降格称商为殷，后世逐渐延用这种官方定调，商朝故都改叫殷墟，司马迁在《史记》里也称《殷本纪》而不是《商本纪》。我家小宝贝看大宝贝看的好专心啊，不过汉语拼音还没学全的小宝贝，可能更好奇那些是字还是画啊？其实现在全中国可能也只有不超过二十个人能通顺阅读这些字和解读句子的意义，对孩子们更深奥了，还是给他们讲讲关于这个大鼎的传奇经历，对他们会更有教育意义，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啊。
央视《国家宝藏》播出上海博物馆曾由苏州潘家守护几十年的大克鼎那集后，也是2002年的64件第一批禁止出境文物之一的大克鼎瞬间成了热搜网红。同样，大盂鼎也是潘家旧收藏，1951年和大克鼎一起捐献给国家，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大盂鼎与另外124件珍品调拔到了北京，成为今天国家博物馆23件禁止出境文物之一，也是国博7件第一批禁止出境文物之一。20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后，大盂鼎与后母戊鼎和子龙鼎共同陈列在国博四楼中央大厅的中国青铜艺术展览中。
2019年国博改陈，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关闭，大盂鼎迁到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在夏商西周单元中展出， 旁边是另一件西周重器虢季子白盘。三千年前，周康王把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赐给了盂，盂深受感激，铸了大鼎，以纪念周王的恩赏。又过了几十年，盂或者是他的后人，受王命出征鬼方，大胜而归，又铸了另一个鼎。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盂的后人无法带着几百斤的大鼎逃难，就跟其他贵族们一样，把家族的重器全埋入土中，期望战乱平息后再取出来。而后，这些周朝贵族有的跟着周平王东迁成周了，有的在逃难途中全军覆没了，所以无数的西周青铜器就埋在了陕西的地下。
清朝道光年间，大盂鼎首先出土，而后另一件盂鼎出土。大盂鼎比小盂鼎个头要小，但上面的金文比小盂鼎的大，而且是先出土的，已经习惯用大鼎称呼，所以个小的反而叫了大盂鼎，个大的叫了小盂鼎，这个称法后来一直延用。几经周折，大盂鼎被清朝中央政府里位高权重的潘祖荫收藏，而小盂鼎却下落不明，只有铭文传世。而后光绪年间，《国家宝藏》里的大克鼎出土，也被潘祖荫收藏。大盂鼎、大克鼎和现存台湾故宫的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而潘家得其二。这还不算什么，1951年潘达于老人把家藏的600多件青铜器全捐献给国家，被称为“青铜器收藏之丰仅次于故宫”。
潘家是苏州旺门，潘祖荫又位极人臣，所以收藏了大量青铜器、古书和字画，他的书房堪称博物馆。潘祖荫去逝后，因为无后，这批家传珍宝由弟弟潘祖年一支继承，潘家后人立志要保护好这批文物，特别是不让它们失散掉。因为潘家久为官宦，对清廷、北洋和国民政府看得很清，知道这些政府根本顾不上保护文物，国运动荡导致文物贩子和外国收藏家横行，一旦这些文物离开潘家的集中保管，很快就会流失到国外，很难再回到中国。所以潘家坚持在乱世里密藏文物，不示于人。
而更危险的是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用刺刀威胁潘家，点名要大盂鼎和大克鼎。当时是潘家的长孙媳潘达于主事，面对强盗侵略者毫不退让，堪称大勇。她还跟家人选择隐蔽之处把宝物深埋地下，让日本人多次搜查都一无所获，堪称大智。苏州解放后，潘达于老人认为终于等来了太平盛世，就把家藏的所有文物，特别是大盂鼎和大克鼎两件国之重器捐献给国家，国家宝藏从此重见天日，再获新生。
因为当时潘达于已迁居上海，再加上上海是华东区首府，还正筹备博物馆，所以文物献给了上海。苏州为此腹诽了几十年，明明一直在苏州保存，一下子全成侬们的了。其实苏州也别生气，还有很多地方也上火呢。上海开埠历史不过一百来年，只因近代成为经济中心，商贾大富云集，带来天下宝贝，再加上上世纪后半叶的特定历史年代，所以很多地方出土的好东西都收藏进了上海博物馆，甚至远远超过很多历史文化名地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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