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相遇：中医针灸中病人身体感的人类学考察（一）

今天

雷 宇

［内容提要］：不同于既有医学人类学对于医患关系的三种理解进路，基于对中医针灸过程中病人身体感的田野考察，本文认为中医针灸的医患关系核心在于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可以视其为一种能动的身体感实践。研究发现，身体感是一个与医疗环境、针灸诊疗技术相互形塑的生成过程。病人的身体感不是被动的、孤立的、静态的，而是根据自身需要与文化惯习能动性地“开发”出不同的感知评价与行动策略。病人身体感的能动性还嵌入针灸诊断与治疗的全过程中，医生与病人身体互动的具体技术如“揣穴”“治神”等分别体现出身体感的联结性与内证性的特征。身体感视角的引入，对于反思传统中医针刺发展的非连续性与历史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能动性的身体感还为医生和病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以及改善针灸诊疗感受的应用性策略。

关键词：身体相遇 身体感 中医针灸

引言

本文引用“身体感”这一概念关注中医针灸诊疗过程中病人的身体经验表达。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categories）”，并指出身体感“是人们于进行感知的行动（enact perception）中关注的焦点。

经由这些焦点，我们展开探索这个世界的行动，做出判断，并启动反应”。① 在人类学田野观察中的针灸诊疗临床现场，每一次的诊断与治疗，都是一次医生与病人身体的相遇，会引发出显著意义上的多层次身体感经验。

针灸治病是通过刺激腧穴，疏通经络，以调节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以及筋肉活动状况等，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②在针灸医学专家的视野中，针灸的施术与身体直接相关，欲更清楚地认识针灸，“身体”就不能在视域之外。③

可见，中医针灸是一种具身性的身体经验，病人的身体感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中，并且，感官经验是创造性的，而不是被给予的。④ 正如洛克（Margaret Lock）指出，在人类学的身体实践中，以嗅觉、味觉、声音和触觉为中心的民族志记述开辟了新的视野，为以感觉体验为基础的研究创造了巨大的潜力。⑤

人类学以“身体” 为核心的研究，揭示了自然、文化、社会关系、权力政治等多元的隐喻性质和族群标识。⑥在中医人类学研究领域，身体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进路，具身性视角正在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呼吁。⑦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路径来看，医生与病人的 “身体相遇”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医学人类学对于医患互动有三种主要研究取向。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提出“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认为由于医患双方对治疗的理念、价值和目标的理解和认知不同，并缺少沟通桥梁，往往导致关系中的张力产生。⑧医学人类学的批判视角则关注医疗场域中的权力本质与政治支配及其隐蔽性，⑨尤其是将身体作为一种隐喻和批判工具，作为一种被动塑造的对象化存在。⑩

拉扎勒斯（Elle. S. Lazarus）批评以上两种路径，指出解释模式缺少医患互动关系的动态过程，而批判视角则忽视医患交互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提出应将医患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分析视角。⑪以上三种视角均富有启发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现代西方医学与传统中医针灸的语境中，医患互动有着不一样的结构过程和现实情境。

有鉴于此，本文在上述医患互动视角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置身于中医针灸特定的就医情境与诊疗过程中，观照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以及交互过程，尤其是作为主体的病人，其身体感表述以及其中的能动意涵，尝试进行植根于本土经验的提炼以及解释。本文的田野观察与访谈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7 年至 2018 年在位于广州的 S 中医院针灸类科室以及相关文化项目中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是一间集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⑫

笔者也在广州三家民营中医机构做了对比性的田野调查。同时，笔者以“参与式体验”（participant-embodiment）的田野方法，作为病人接受针灸治疗，以自己第一手的“针感”身体经验材料来佐证文中涉及病人内在精微感知的部分身体感。

二、文献回顾

“身体感”这一概念由栗山茂久在进行关于日本的“肩凝”、中国的“虚”以及西方的“紧张”之研究时首先提出，其后一批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内涵上的广延，将之理论化并提出分析框架。⑬

余舜德用身体感来强调身体经验的身心结合性和多重感官、融合文化的特性。他认为，身体感的感觉项目不仅经由学习，更经由长期在文化物质环境中生活而养成，其充分内化于我们的身体，形成身体技术的一环。⑭

身体感项目之间的体系性关系，是人们解读身体接受的讯息的蓝本。从行动的视角来看，身体感往往是心智、身体、中介物和他人互动而产生的结果。⑮栗山茂久认为身体观与身体感存在着紧密联系，即想象与经验之间的不可分割。⑯

他指出传统医学研究过多地在观念和概念上做出了解释，比如“气”“神”等，却忽视了在医疗实践中的实际身体感。“我们在研究古代人的身体观念时，不但是在研究他们的思想结构，也是在研究他们的感官认知。”⑰

身体感的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网络。其中，与中医相关的研究富有启发。许小丽（Elisabeth Hsu）运用身体感的概念研究中医的感官模式，通过对出土医学文献手稿做文本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的脉诊方法从视觉、听觉、触觉的角度形成的医学实践，从而产生对“身体”的建构和理解。⑱

蔡璧名将中医中的“烦”证从医学概念引入知觉范畴重新进行分析。⑲张珣在台北做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等田野工作关注当地日常生活中“虚”的身体经验，通过梳理语言、观念与经验之间的对应与感通关系，凸显了当地几种医疗体系之间深层的民间文化逻辑。⑳

实际上，身体感的研究也受益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人文社科研究的“感官的转向”（the sensorial turn）。㉑围绕感觉经验，探讨文化、社会与身心关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德斯加莱斯（Robert Desjar⁃lais）在尼泊尔藏传佛教群体中作为治疗师学徒，实地经历的民族志研究，他通过考察影响、理解和治愈严重疼痛和不适的文化力量，提出了一种分析方法，在文化与情绪困扰、身心疾痛之间以身体为中介，关注“表面意象、感觉质量，以及疾病和疗愈时刻的内在价值体现”。㉒

这种朝向身体经验与外在境遇以及治疗实践之间深刻联结的研究思路，对于分析身心合一的中医针灸治疗场域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感觉研究参考。

此外，奥茨（Thomas Ots）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与情感体验不可分割，情绪或者身体感受与身体表现、身体器官或社会生活隐喻之间存在生动的对应关系，如“愤怒的肝”“焦虑的心”“忧郁的脾”等，这些“可以作为身体在创造文化中的作用的证据”。㉓

此外，张艳华探讨了中医临床中身体情感体验，心的感觉与本地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㉔关于身体感知、观念、行动与社会文化相互形塑，凯博文指出，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让他们倾向于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呈现出一种“表述内在感受方面的困难”。㉕

有学者以实证数据分析的方式，讨论了在中医的诊断沟通过程中，如何形成对药物、治疗方案的“文化倾向”（cultural preferences）。㉖近来赖立里通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草医、赤脚医生的历史性、在地性、实践性与他们“切近”草药的体知性的民族志研究， 分析了形塑少数民族医药的核心动力结构。㉗

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医针灸中身体感的建构性与体知性具有启发意义。虽然从身体与感官进路开展中医民族志研究在整个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尚属少数，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体感将为中医人类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与价值。

结合以上的文献回顾，笔者认为对于身体感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能动性、联结性以及内证性。下面，本文将从中医针灸整个过程的三个阶段来对这三点理解做出相应的描述与分析。

（来源：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