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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底，辛亥革命爆发，革命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1912年2月12日， 清朝发布宣统皇帝逊位诏书， 宣告全国“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 定为立宪共和国体， 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 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朝的崩溃， 不但是古老的封建社会的解体， 也是古典传统封建文化的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 古代封建社会与古典传统封建文化， 就如同硬币的两边， 是缺一不可的正反面。 谈到中国传统封建文化， 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孔子、孟子的， 并且一向会使后人联想到先秦诸子百家。 研究孔子的学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 似乎更喜欢说他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  后来全社会批判儒家思想之后，大家更喜欢说他是古代封建思想家。 但是一想，孔子的确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但是那个时代有人不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吗？ 好像没有什么历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社会的古代国度吧。 而且封建社会时期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时期， 封建时期也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能产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诸子百家”， 本身便是封建文明发达的佐证。  同理， 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无是处。 伟大的封建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 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进当时之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仍有一次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 不能要求儒家当年具有现代民主思想， 这样要求古人既不客观也不厚道。不能因为儒家当年并没有过多少现代民主意识的思想而否定其伟大性， 正如不能责怪古人仅仅发明了算盘而并没进一步研发出计算器而觉得算盘的发明不伟大。  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 “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 那么， 儒家理想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传播君子文化而实现其对于美好社会的理想。 我们当下中国人每每热议的话题是——美好社会的实现， 是良好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君子多起来的作用更大。笔者以为， 二者是不该对立而谈的。 若一种制度比较开明， 并且在向着更开明发展， 那么当然君子越多， 发展越顺利。 反之， 做君子难， 几乎只有做专制社会的顺民。 但若想要将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变， 那就还是得靠人。 不靠人靠神吗？ 于是人的作用凸显了。 在此点上，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美国留学回来，鼓吹制度决定论的胡适， 竟也同当年的孔子、孟子一样， 在民国时期将社会进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谓“君子政府”。  不仅胡适，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著名思想家都有过这样的思想。 这些思想家的君子观念居然和孔子、孟子的君子观念如出一撤。 孔子、孟子当年也是面临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问的。 孔子、孟子倒没什么帝王崇拜， 所以这个君王不行，就跑到另一个君王那里去，因为他们内心里是主张天下为公的； 他们将帝王视为可以通过君子文化、君子思想化为“明君”的人——他们认为如此一来， 良好的制度自然会由“明君”来开创的。  如果这位帝王无法转化为明君，他们就会离去，寻找下一位能变成明君的帝王。 孔子、孟子这个思想被后世无数文人学者所继承，包括不再信奉儒家的近代思想家，包括胡适。 1937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 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际， 现代民主启蒙学者胡适， 向蒋校长请命， 一反以前不想当官的愿望， 自荐要当“驻日大使”。他想要干什么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 当面教导日本天皇和日本内阁改变支持军国主义的立场， 带头反对日本军方的侵略行径。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 胡适也罢， 不论对于古代诸侯， 还是对于现代日本， 所表现出的美好愿望的颇为自信的一致性， 证明的并非是思想大师们的天真幼稚， 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反应。 孔子、孟子与鲁迅、胡适； 古代与现代； 封建与民主； 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与新文化运动的宣言者之间； 在主张和倡导君子人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修养方面， 穿越式地进行了复合。 一切古代的优秀文化思想的总和， 乃是近代、当代优秀文化思想成果的母体——后者要么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 要么是在质疑、 解构、 修正、 批判和颠覆前者的过程中才形成其自身价值的。 即使是后一种情况， 后者依然要感激前者， 因为任何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解释现在，瞭望未来。 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主张有能力的人应为国为民有所担当， 体现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精义。  就此点而言， 儒家思想甚至认为具有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某些色彩， 因而于封建社会的底色上， 隐含着现代思想的美感。顺便说一下老子和西方古希腊哲人。 孔子以“复礼”为己任； 老子以“愚（要让老百姓“虚心”、“弱志”、“无知无欲”）民”为天职。 在“愚（要让老百姓“虚心”、“弱志”、“无知无欲”）民”这一点上， 《道德经》 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共同之处。 他们二人， 在当时，肯定不可能进行过思想交流的。 在所处时期接近的历史进程中，在东西方尚未接触的古代，两位思想家竟不约而同给人类的美好社会的实践开出了愚（要让老百姓“虚心”、“弱志”、“无知无欲”）民的药方， 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为此，需要重点说一说孟子思想。 孟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仁政”， 这种理念其实帝王们都懂，但是也都不爱听的。  《孟子》 七篇只记述其见了哪几位王， 向帝王们阐释“仁政”道理时打了什么比方， 讲了什么故事， 却没有一个字记述了帝王们采纳了没有， 采纳后治国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原因就在于他讲他的， 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已。 因为孟夫子那一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帝王们认为太遥远了， 解决不了自己的当务之急，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强国强兵，吞并他国。 孟子的专执一念， 并不意味着他好为王师， 也并非是他想靠贡献思想混个一官半职。 孟子是古代人文情怀最深厚的一个人， 是一位真心恤民爱民的思想家。 他心目中的民， 比先秦所有百家诸子包括老子包括农家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 孟子思想逻辑是这样的：使一位帝王德行仁厚，施行仁政，于是仁政便得以在某国施行， 于是老百姓便可享得“仁政”的福泽； 于是为别的列国帝王树立了榜样， 天下太平， 诸国和睦的局面有望开创。 所以认真来说，孟子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比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还理想主义，他的理想太阳光了，太梦幻了， 几近于天真无邪。 而且孟子还敢说出来：“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这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最明确，也最强有力的呐喊。  孟子死后， 被尊为“亚圣”——这不是帝王们封的， 而是历朝历代思想家、学者与民间百姓相当一致的加冕。 可以断定， 与其“民为贵”之思想有很大关系。 儒家思想如果没有孟子思想的话，将逊色万分，而正是有孟子思想的儒家思想，才会一次次浴火重生。 因为儒家一句“民为贵”抵得过半数先秦诸子，抵得过中国半部文化思想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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