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图照片为2019年5月8日，福建省直机关工会在省检察院举行授牌仪式，向该院第七检察部颁发“全国工人先锋号”奖牌） 领头羊亲力亲为，团队每个成员个个独当一面、拿得出手；人人埋头耕耘，发挥所长……这或许就是练就这个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创新型行政检察团队的“秘诀”所在。 在同行眼中，“善创新有作为”是辨识福建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主要“标签”——他们总能“高效”出台机制制度、“高质量”刊发理论文章、“高光”呈现工作经验。2017年以来，被最高检记“集体一等功”两次，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2020年获得“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称号。 相比这些荣誉，第七部的伙伴们经常这样介绍自己的同事：“总是亲自操刀和布局的吴总”“总能一针见血画龙点睛的王处”“多年深耕细作民行的老黄牛”“少年老成的笔杆子”……他们之间不仅是配合默契的战友，互学互鉴的对象，更像一家人一样同成长共进步。 在这里，领头羊亲力亲为，团队每个成员个个独当一面、拿得出手；人人埋头耕耘，发挥所长……这或许就是练就这个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创新型行政检察团队的“秘诀”所在。 拓领域：填补行刑监督空白的“福建样本” 南平市某企业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两名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主管部门根据行政检察建议，注销了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问题由此而来：在刑事诉讼阶段，当事人虽然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同时还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行政责任如何承担？谁来移送线索？如何移送？如何监督？行政检察能做什么？ 2019年9月，经最高检同意，福建省检察院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为期一年的诉讼活动涉及行政处罚法律监督。据第七检察部主任吴世东介绍，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监督成效呈现出“三多”特点：监督对象多元；案件类型多样；处罚种类较多。 2020年9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吸纳了试点工作积累的经验，赋予检察机关开展诉讼活动涉及行政处罚法律监督职责。该项工作拓展了行政检察的内涵与外延，彰显出前瞻性、重塑性的价值，为在全国推广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福建样本”。 某市一KTV娱乐场所发生多起女性被性侵案，涉罪者被批捕起诉。所辖市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迅速跟进监督，针对该娱乐场所有偿陪侍、接纳、雇佣未成年人等违法情形和管理乱象，分析执法监管漏洞，向5个行政执法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主管部门很快对该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打击娱乐行业违法经营行为，推动区域社会治理。 据介绍，试点过程中，各地转变监督理念，增强主动监督意识，拓展监督空间，体现行政检察的担当作为。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诉讼活动中涉行政处罚案件212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对163个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该项监督弥补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交叉领域行政执法监督空白。 强笃行：创出化解行政争议的“福建路线图” 行政申诉案件，大多经过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再加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时间短则两三年、长的几十年，却仍可能无法解决实质性争议，反而增加讼累、激化社会矛盾。如何做实行政检察，真正实现人民群众期待的案结事了政和，让公平正义来得更快更早些？福建省院行政检察办案团队在思考与实践中探求优解方案。 2020年10月14日，是姚某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姚某夫妇到闽侯县民政部门领取了期待已久的结婚证。他曾因被骗婚打过民事、行政官司，但7年奔波未果：彩礼要不回、婚离不掉。无奈之下，他走进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终于，在福建省三级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的努力下解决了他的终身大事。 7年前，姚某与一假冒“莫某”女子登记结婚，次日该女子携礼金8万余元失踪。此后姚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姚某与真正的“莫某”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无法判决离婚。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掌握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到民政部门申请再婚登记未果，申请撤销结婚证却被以不存在受胁迫情形为由不予受理，从而引起多年的行政诉讼。 诉讼中，法院以超过5年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该案先后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等多次诉讼，但一直处于“程序空转”状态，长达7年案件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 无奈之下，姚某走进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福建省院第七检察部与福州市院、闽侯县院联合办理，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开展公开听证、向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最终民政局删除该错误婚姻登记信息，并为姚某与其现女友办理了结婚登记，解决了困扰姚某近7年的烦心事。 记者了解到，从检察机关受理姚某监督申请，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将姚某7年烦心事一解了之，得益于福建行政检察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路线图”机制。吴世东介绍说，为解决实践中“程序空转”问题，该部牵头制定《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路线图机制》和《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息诉与和解工作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明确开展息诉工作的具体情形、息诉标准、操作流程等，推进行政检察环节矛盾化解。 《意见》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形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线图”工作机制，按照“争议提出—调查核实—监督促和—多元化解”四步骤，打出一套化解行政争议的“组合拳”。这也是福建省院在全国率先制定的关于息诉和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工作规范和指引，该机制得到最高检领导批示肯定并转发全国。 自最高检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至2021年3月，福建检察机关通过“路线图”机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案件416件。5个案件被最高检评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优秀案件，优秀案件数居全国第一。通过典型案例的办理，可见“路线图”机制运作的清晰路径，这种灵活、多元、多样的化解举措，给当事人带来了成色更足的司法获得感。 聚共识：统一执法尺度防止同案不同判 卢某无证（摩托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无牌摩托车并撞伤他人，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厦门市交警支队作出吊销其汽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卢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维持行政处罚决定，卢某上诉后，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厦门市交警支队吊销卢某的小型汽车驾驶证，与卢某受到的刑事处理和行政罚款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和市交警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厦门市检察院受理市交警支队的监督申请后，提请福建省检察院抗诉。第七检察部审查认为，根据有关规定，吊销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行驶资格的处罚，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应当吊销其持有全部机动车驾驶证，据此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再审采纳了抗诉意见。 据了解，近年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诉讼案件呈日益增多趋势，为统一此类案件的执法标准和裁判尺度，福建省检察院和该省高级法院就此类案件形成了专业会议纪要，规定有以下两种情形的驾驶行为，交警可对驾驶人处以吊销全部机动车辆驾驶资格的处罚：一是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二是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纪要下发后，全省检法两部门共依据该精神办理类案45件。 以共护司法公信为目标，与相关部门构建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成为第七检察部的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如，与省高级法院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与行政诉讼监督良性互动形成司法合力的通知》《关于加强行政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意见》等，并共同建立疑案探讨、联席会议、信息共享、联合调研等协作配合机制；指导各地检察机关以会签协作文件、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案例研讨等方式，与法院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把双赢共赢理念落到实处。 2020年起，福建省检察院还会同省高级法院在全国率先建立“行政诉讼专业会议机制”，针对执法司法尺度不一等实践难题召开专业会议进行研究会商，统一裁判和执法尺度，目前已下发四次专业会议纪要，该做法被最高检采用推广。 “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注重把个案监督与类案监督、行业系统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吴世东告诉记者，针对行政执法中普遍性的问题，主动加强沟通协调，促进一个领域内同一类型问题的解决，这个理念贯穿办案团队履职全过程。 重提升：把文章写在司法实践沃土上 “我们试点开展诉讼活动涉及行政处罚法律监督工作，在于问题的发现：'两法衔接’涉逆向移送和法律监督的规定，立法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实践中，行政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之间在逆向移送环节中经常脱节。” “在研究相关政策法律、明晰职能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三个监督重点、关注三种情形、用好三个路径。”“经过一年试点，这项监督成果，首次写入今年福建省检察院工作报告。地方立法机关授权检察机关开展监督。” 今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知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专题研讨会上，吴世东分享了福建省部分地区试点行刑双向衔接、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做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遇到问题不回避，以问题和目标效果为导向，从实践探索、开拓创新中提炼经验，从总结把握规律中反哺推动实践，在做实中做强做大行政检察，这个善谋发展的行政检察团队不简单。 这个8个人的团队，平均年龄44岁，1名博士，硕士以上学历占62.5%。看似并不大的团队涌现出福建省法律人才库成员、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全省检察机关先进个人等省级以上表彰奖励30余人次。 该团队队员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案件、每一个课题，都能认真梳理、调研、探索，反复推敲、讨论研究，精雕细琢。2019年以来，他们围绕事关行政检察发展的重点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在法学知名期刊、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共发表理论研究成果16篇，调研文章7篇，获省级以上表彰4项，承担省法学会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获“第十四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二等奖”和“人民检察杂志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征文活动”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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