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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连长 连长最近还是爱去附近那个什么化工厂里跳舞。他带的还是那个军区什么首长的女儿，每当她来到了连队，就好像是一块吸铁石似的，把大家的目光全吸过去了。她走在左边，全连的目光就向左转；她走在右边，全连的目光就向右转，排长喊都喊不住－－直到她踩着碎步走向连部，那些目光才依依不舍地收回来。这一点让指挥训练的排长有些发急，不过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并不怎么批评战士们。有次，当他看到那个女的从连长的房子里走出来，他还主动喊了一声向后转，这让那个女的和连长一起闹了个大红脸。 之后，那个女的来得就少了。 连长有天对我说，通信员，是不是连队里有人对我有看法？ 我说没有吧，看不出来。事实上除了指导员爱问，其他的人真的没有说过。 他盯了我几秒钟，然后说，没有就好，我们这些干部交一个普通的朋友也不容易啊。 我想说那倒是，不过抿了抿嘴，没有说出来。说实话，我在心里这是同情这些基层干部的，他们一年四季守在这荒凉而又寂寞的戈壁上，心里上和生理上所承受的压力，远远不是那些在城里生活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每当那个军区首长的女儿来了，我对她都非常热情。尽管我知道，她与连长之间，除了谈谈弗洛伊德之外，根本不会发生些什么。但好景不长，那个女的实习完后便回乌鲁木齐去了，我可以看出连长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他去跳舞的次数也渐渐地少了下来，开始只是看书了，我有时在深夜里看到连长还没有熄灯，就想，他又是在看弗洛伊德的著作吧－－关于他和那个女的讨论的那些问题，在后来我看了那本书后，成为我窃笑的理由。当然，在背后笑人家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尽管量使自己变得若无其事一点。 有一天晚上，大约是星期六，几个老兵叫连长一起出去了。那天晚上他们回来时，我已经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连长的头上缠了一道白纱带，就有些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连长红了一下脸笑着说，我昨天晚上骑自行车时，不小心摔了的。 我想，戈壁滩上四处是石头，没准是真的撞了一下，所以也就没有往深处想。 但吃过早饭后，老兵秦厚广笑着问我，小李，连长昨天晚上回来有没有和你说过什 么？ 我说，没有呀！ 他没有说他头上是怎么回事？ 没有。 那你知道么？ 他说是昨天骑车时摔了的。 老兵秦厚广抿着嘴笑开了。他悄悄地告诉我说，哪里是摔了的？是我们昨天一起去化工厂跳舞时，让地方上的人不小心打了的！ 我吃惊地啊了一声。 老兵秦厚广是个嘴巴不关风的人，他心里藏不住事，果然他贴紧了我的耳朵说，我们去跳舞，有一个青年老是缠着另外一个女的跳，让女方的男朋友吃了醋，于是发生了争执，他们动了手，也不知谁关了舞厅里的灯，谁扔了一块砖头，正好砸在了连长的头上，我们吃了一个哑巴亏…… 老兵还没有说完，我已笑得弯下腰去了。抬起头，我看到连长从那边走过来，连忙收住了笑。老兵秦厚广一溜烟拐到班里去躲起来了。 连长问，你笑什么？ 我说，我不笑什么。一边说一边又去看他的头。 他说，不笑什么就笑成这个样子？ 我不敢再说话，飞也似的跑掉了。连队里的老兵们，看见了连长没有不笑的。他一直和他们很好，所以笑也没有关系，不像我们新兵，那是万万笑不得的。 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里，忽然有人来敲连长的门了，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没有起来看。我听到连长的门响了一声，听到了一阵吃惊的叫声，接着又听到了哭泣声。我实在是太累了，也就没有起来。这样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连长的老婆昨天从大老远的南方赶来了，而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替他写的那封假信。他老婆生怕他得的是什么重病，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三天三夜的汽车，外加半天的毛驴车，从南方城市里跑来看他来了。 她说，你这个遭刀杀的，手哪里坏了呀？原来是头坏了，你老实交待，这头是咋个回事？是不是在外瞎来，让人给打破的？ 连长低声低气地说，哪能呢？哪能呢？革命的战士严格遵守老婆的规定，说每天十点半睡觉就十点半睡觉，哪里还敢瞎跑？ 他老婆说，我不信。 连长说，你不信问通信员，我干什么事，他可都是跟着我的。他边说边给我挤了个眼色。 我连忙说，是呀是呀，连长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扑在战士们的身上。 他老婆说，哪还差不多，只要是不扑在其他的女人身上就行。 连长说，你看你看，你对一个小战士讲这些，不好嘛。 他老婆说，我就要这样讲，谁让你让我想死了？我就要，就要…… 她一边说一边用拳打连长的胸，连长一边笑着哄她，一边在暗地里骂了一句乱弹琴。 后来，连长还专门叮嘱我说，不该说的，千万不能说。 我说，那当然。 连长说，我本来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她我认了个干妹妹的，可这事不像别的，只会越描越黑，干脆不说算了。 我点头表示理解。连长拍了拍我的肩，嘿嘿嘿地笑了。后来，连长的老婆转弯抹角地问我时，我对她说，我向毛主席保证，连长根本不认识什么从军区里下来的女人。 看着我那傻乎乎的样子，连长的老婆笑了。 我知道，她表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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