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放射”生命之光

“放射”生命之光

                       ——记３０１院放射科专家高育傲教授

 （本文在十几年前发表于《健康报》整版。如今，写过的这些老人基本上都不在了，网上甚至连张图片都找不到，这更让人感到了岁月的流逝是多么急促。而我们还记得他们，记得那些为了别人而活着的人们。——题记）

他平平静静地走来，憨厚的脸上写满忠厚。面对采访，他说：“有什么好写的呢？我一生平淡，一事无成，写写他人吧。”几经说服后，等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却病了，脑栓塞使他再次住进了他曾为别人作过无数次检查的地方。于是他打电话，说抱歉，使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他平淡的叙述，如拉家常；他默默无闻地工作，如同悄悄生长的大树。如果不是那耀人的业绩，走在人群中，你很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位平常的老人。在合上采访本的那一刻我想，生活其实正是由于有这样埋头苦干而又卓有建树的人，才把人生点缀得如许美丽。

对X线的认识是从采访他开始的。自从伦琴在1895年发现了X线以后不久，X线就被广泛地用于医学上的查体，由此诞生了X线诊断学，并为后来的影像医学打下了基础。此后100多年里，由于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在医学领域里的应用，使影像医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众所周知，当X线穿过人体的不同组织结构和不同器官以及它们的不同病理变化时，由于它们对X线的吸收不同，在X线照片、荧光屏上或胶片上就会产生具有深浅对比不一的影像，这种影像就是做X线诊断的基础。

40年代，当X线初引入我国时，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未能与时代同步，X线机仍是机电产品，没有较高的射线质量，也没有很好的散射防护，由于防护差，长时间处于X线下工作，会杀伤细胞，损害人体组织的正常功能，给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谈起X线，许多人“谈虎色变”，因而被人称为“隐形杀手”。

他，就是一辈子与“隐形杀手”打交道的人。

他是我院专家组放射学教授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高育傲。

一

国难当头时，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走过的路远比今天的人曲折。童年与少年的动荡生活，造就了高育傲后来的稳健。他虽然生在北京，可随做通讯工作的父亲四处辗转，先后在营口、沈阳上完小学。“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生活从此未能宁静。往往是日本人在打到哪里，他们就得赶紧搬迁，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四川宜宾，高育傲就是在这样不同地方不停地奔跑中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的，由此更显惊人的毅力。当他在1944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而他的有些同学，却在日军的轰炸中纷纷离开了学校。

正是在日军那残酷的轰炸声中，高育傲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加强了对日军的仇恨。他意识到，无论时局怎样发展，自己的学习一定要善始善终，总有一天，他是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的。

偶然事件对人生的选择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高育傲对X线的认识是从一次疾病开始的。那是他在实习时，有次发烧、咳嗽，到医院作了透视发现是早期锁骨下浸润结核，对自己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激发了他对X射线的兴趣，因而毕业后他选择了这种工作。

抗战胜利后，高育傲于1946年上半年从重庆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市立第四人民医院工作。那时，国内对X线的认识及使用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高育傲便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它，先后在放射科当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他认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先进的放射诊治手段，而他觉得X线检查能为临床解决许多问题，因此他勇敢地走进了X线室，走上了X线机的操作台。

这一走，便是漫长的一生。

那时的生活是人无法想像的。在重庆时，每接受一个病人，都要医生亲自检查，他往往是在桐油灯下看显微镜，打着手电筒查房，每个病房有一个小化验室，血、尿、便都是自己亲自做。有时，由于在油灯下看玻璃片的时间太长，他两个鼻孔都黑乎乎的。但他认为，这些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直到1952年初调入北京协和医院，这种情况才有好转。按他的话说，“协和比过去呆的地方正规，生活、学习都比较稳定”。

二

1954年上半年，为了筹建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高育傲教授作为第一批技术骨干调入我院。在院党委的领导和许海超教授、谷铣之教授的帮助下，高育傲和爱人曹丹庆两人负责组建和筹备放射科，经过紧张忙碌的工作，总医院有了自己的放射科。那时的放射科由曾当过蒋介石御医的蒋士焘任主任，但实际工作都由高育傲做。说是放射科，其实科里仅有3台X线机，一台用于透视，一台用于摄影，还有一台用于特殊检查。人员少，工作条件简陋，一台照相X线机，却要接待如潮水一般的患者。由于防护差，连续为病人作检查，在X线下工作时间长了，高育傲常常头晕无力，白血细胞总数一度下降，但他却仍是毫无顾虑地站在第一线。

70年代初，高育傲开始全面负责放射科的工作，担负起发展放射科的重任。那时国外的放射技术已飞速发展，拥有门类齐全的放射专科，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有较大差距。1973年，按领导要求，要在放射科开展同位素工作，高育傲教授先后去了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家考察，了解技术性能和国际行情，对同位素室的可行性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以最合理的价格和优良的质量引直了这项设备。他还自行设计了安装的整体方案，终于在我院开展了同位素检查和诊断工作。次年，我院的同位素室很快就建立并用于临床。

1975年，他又负责引进了两台加速器，同曾逖闻主任等同志一起组建了放射治疗室，并且用上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放疗设备加速器。

为了让放射科跟上国际潮流，1979年，高育傲教授又开始组建CT室，随后又相继开展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

到1989年，高育傲教授和高元桂、蔡幼铨教授等同志一起，在院党委领导下开展了核磁共振诊断工作时，总医院的放射科便拥有了国内门类最齐全、设备最先进的仪器，成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型综合性科室。

蔡幼铨教授说：“每购买一台新设备，都凝集着高教授的心血，每开展一项新业务新技术，高教授都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是的，设备引进后，为了把技术传给科里的同志，高育傲总是先把仪器的说明书全部先读清楚，每一个功能，每一个参数，每一项技术，他都要分门别类地记下详细的笔记，并反复地核对，总怕出现一点差错。在辅导的过程中，他一再要求学生们，要在实际中学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进行系统的、有顺序的、细致的、全面的、客观的观察，找到最佳曝光和扫描数据，分辩正常与异常及其所反映的正常和病理的解剖基础。但是，高育傲教授从来不单纯依靠检查来下结论，他一直认为与此同等重要的是掌握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现在史、症状与体征、过去史、各种临床及化验检查、病理检查结果以及治疗经过等，进行综合的分析，提出符合实际的X线诊断意见。

如今的放射科，已是国内各种检查手段最为先进的科室之一。

三

1967年，由于文革的影响，高育傲靠边站了，他被派到南楼“接受教育”。那时，作为一个专家，他是医生、技术员、卫生员一肩挑，50多张床位的X光片，高育傲教授是一个人拍，一个人阅，往往是一大早上班，忙到下班吃饭，中午一点钟还来发送已写出的报告；到了晚上7：00钟，他就来科室写当天的检查报告。

有人说，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干工作是高育傲教授最大的本色。即使在最繁忙的工作中，他也忘不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把经验传给后人。工作之余，他参与主编了《实用CT诊断学》、《胃肠道双对比造影术》、《早期肺癌X线诊断》等书，还撰写了《临床放射学》、《现代内科学》、《现代胸外科学》、《现代基础外科学》等书中的有关章节，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影像界同仁的一致公认。为此，他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的理事、《中华放射学》杂志编委、总后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放射学专业组的荣誉组长、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名誉副会长等一系列社会职务。

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可对学生们，高教授的关怀却无微不至。

1980年，当国家恢复了招考研究生制度时，高育傲教授作为具有几十年丰富临床经验和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被推到了培养研究生的前台。此时，他已近60岁，可花甲之年，壮心不已，他再一次踏上征程，在研究生的培养上费尽了心血。

一次，为了解答一位博士生提出的问题，他怕学生理解得不透彻，便冒雨跑到图书馆去借相关书籍。夜深了，当他的研究生从睡梦中惊醒，打开门时，发现自己的老师打着雨伞、抱着厚厚的一叠书站在宿舍门口里，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自己的眼里有泪水在打转。

这位研究生在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时，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恩师。可高育傲教授，因患横结肠癌，被院领导劝进了医院。在手术后，他接着又做了一个多月的化疗，使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在做完第一个疗程后的第二天，就步履蹒跚地来到办公室，坐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阅片。科室的人劝他休息几天再来，他说：“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一句朴素的话语，从他嘴里出来，总是那样让人感动。

高山可以仰止，厚德可以载物。人心一杆称，这位老实厚道的教授，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就这样在人们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他带的10名研究生中，像蔡幼铨、王茂强、杨立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卓有建树，不但技术好，而且医德有口皆碑，他们认为，这正是恩师教导与影响的缘故。

四

作为一位有名的专家，高育傲是从1962年起便担任保健工作的。特殊年代，保健工作靠的是一个人的良知。面对那么多的造反派和打倒的老帅老将军们，如何对待他们的态度，成为衡量医务人员道德的标尺。

高育傲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几十年。几十年的风雨中，他曾为几代国家领导人作过检查，会过诊，也为不少老帅和高级将领们查过体作过诊断。他像所有老一辈专家们那样恪守保密的规定，因此涉及保健情况时，他闭口不谈。无论是在为毛主席作检查时听到浓重的湘音“你好”，还是替“铁人”王进喜诊断出了贲门癌，他都认为：“那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工作，没什么好说的。”

为了做了保健工作，他的细心与认真是出了名的。蔡幼铨教授刚从地方上来读研究生时，在为一位首长作检查时机器突然坏了，就请首长等一会。由于没讲清，挨了首长的批评。高教授知道后，就带着他去首长那里登门道歉，并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这件事对蔡幼铨触动很大，从此，他像高教授那样，既把保健看成是重中之重，又对老百姓一视同仁，查看每一张片子都慎之又慎，多次得到病人们的赞誉。在40多年的工作中，高教授从来没出现过一次漏诊误诊，这种对工作认真仔细的精神，使他用常规X线检查方法发现了一些早期肿瘤性病变，在保健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多次受到了有关部门和上级领导的表彰。他同样从来不说。

蔡幼铨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动至深。那是冬季支援灾区时，大家发现，高育傲教授捐出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而且全部用熨斗熨过。在他眼里，即使是捐赠，人与人也是平等的，不存在施舍和怜悯。

现在，高教授每天还参加西院放射科的集体读片。读片后有时便到医学图书馆去看一些新的资料。他说：“院党委给我们各方面的条件如此优厚，而我又对医院有感情，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301人。”

于是，他常常低着头静静地走过来。遇见熟人，他脸上还会露出谦和平易与慈祥的微笑，他头上渐稀的白发更显矍烁的精神。

他没有太多的爱好，除了医学同仁，他很少有俗世意义上的朋友。他的一生，就是在放射那种可怕的物质中拯救别人的生命；虽然现在不再在黑屋子中作X线检查，但他比任何人更懂得早期时那种东西对自己身体中白血球的影响，他的一生，就这样作了一个无声的“工作狂”，时时在“放射”自己的生命之光，挽危难于既倒，这正好应了一位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

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但却这么做了。